【摘 要】约翰·福斯特将当前帝国主义阶段称为晚期帝国主义。晚期帝国主义既是经济停滞时代，又是美国霸权衰落和全球代谢断裂时代。晚期帝国主义具有普遍垄断金融资本、生产全球化、新形式的价值转移等特点，并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军事和环境挑战。晚期帝国主义在其目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在意识形态上诉诸新自由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话语所发生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用“霸权” “帝国”或“新帝国主义”等概念取代了之前长期使用的帝国主义概念，但西方左翼中尚有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美国《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2003年《每月评论》第3期的文章《帝国主义的新时代》中首次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帝国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 2019年，福斯特又发表《晚期帝国主义——哈利·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出版50年之后》（以下简称《晚期帝国主义》）一文，明确将这一帝国主义新时代称作晚期帝国主义。在理论谱系方面，福斯特的晚期帝国主义理论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福斯特在《晚期帝国主义》的开篇首先强调，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仍然是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他从文本学的研究角度指出，1917年出版时，该书的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之后被列宁改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福斯特认为，列宁之所以将帝国主义视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最新阶段，就是基于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特征。[2] 而福斯特的晚期帝国主义理论同样揭示了21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特征。福斯特还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一方面，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特征，与机械的教条主义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需与时俱进。福斯特的晚期帝国主义理论还直接继承了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每月评论”派学者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理论。福斯特指出，马格多夫秉承了列宁帝国主义辩证分析方法并对其加以发展，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学》（1969年）一书中从经济、历史和理论方面对处于鼎盛时期或所谓垄断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美国帝国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多维分析。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研究采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始于理论抽象，但最终落实到了具体的历史层面，这正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所采取的方法。福斯特认同马格多夫关于帝国主义的判断，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帝国主义体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如军工复合体的形成，跨国公司（包括跨国银行业）的崛起及其对外围国家的渗透，军事跨国工业利益在国家事务中的优先权等。从本质上讲，马格多夫认为，帝国主义体系内部正形成一种更加普遍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始于美国，而后主宰全球。福斯特的晚期帝国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的歪曲、拒斥和替代基础上形成的。在福斯特看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左翼越来越拒斥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福斯特归纳并一一驳斥了西方左翼数种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替代理论，诸如“帝国主义具有进步和自我毁灭作用”说、“霸权转移”论、“去领土化”（无国籍、无国界）帝国说、由美国领导的抽象政治帝国主义说、“跨国国家”统治说和帝国主义统治“转向”说，并认为很多西方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已经进入晚期帝国主义阶段这一现象习焉不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这一至关重要的工具。全球化加速强化而不是削弱或消除了世界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绝大多数外围国家对外部依赖的趋势都在增强，与体系中心的差距越来越大。福斯特对“晚期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如下：“晚期帝国主义指当前的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阶段，是经济停滞、美国霸权地位下降和世界冲突逐渐加剧，以及人类文明和生态根基日益受损的时代。”[3] 第一，晚期帝国主义是一个发展阶段。西方左翼在使用新帝国主义概念时，其含义大多是多维的、模糊的，或指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或指一套权力机制，或指一种行为模式，或指一种政策。福斯特明确指出：“晚期帝国主义代表了一个时代。”[4] 与此同时，福斯特强调晚期帝国主义并不是对帝国关系的取代，而是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其中帝国主义体系的全球矛盾以更加严峻的形式凸显出来。第二，晚期帝国主义是指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针对一些左翼学者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别视为经济与政治两个不同的范畴，并认为后者与前者并非必然相关的观点，福斯特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同一个范畴，前者是后者的发展阶段。福斯特强调，晚期帝国主义就是指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阶段。第三，晚期帝国主义涵盖经济、政治、生态多个方面。与美国主流媒体和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故意把帝国主义限制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不同，福斯特的晚期帝国主义理论把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垄断金融资本和经济停滞）、政治本质（美国霸权地位下降）和生态本质（人类文明和生态根基日益受损）融为一体。不过福斯特强调，晚期帝国主义的核心仍在于经济层面——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及由此形成的极端不平等关系。他指出，晚期帝国主义的核心是“极端的等级关系统治着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种等级关系越来越多地被大型跨国公司和处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少数国家所主导”。[5] 在之前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福斯特对世界体系的这一特点有过更加具体的说明，“世界体系的上层被垄断金融资本控制，下层出现大量全球性劳动后备军。这一巨大的两极分化的结果便是，通过将工资低、受剥削程度高的工人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从南方国家榨取的 ‘帝国主义租金’ (imperialist rent) 增加了。而后，这又成为北方国家劳动后备军规模扩大和剥削程度提高的一个杠杆”，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马克思‘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发展的一个新的全球阶段”。[6] 第四，美国霸权地位下降和世界冲突逐渐加剧。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阶段是美国霸权的崛起阶段，那么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的晚期帝国主义阶段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时期。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及由此形成的极端不平等关系导致世界体系中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各自内部的矛盾深化，其结果势必激化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三大基本矛盾。第五，人类文明和生态根基日益受损。之前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代谢和社会代谢的双重断裂。在晚期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则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代谢断裂”（global rift），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危机。
简言之，资本积累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经济停滞、全球金融化和地球生态危机，三者又一并造成愈演愈烈的、不可逆转的断裂时代即晚期帝国主义时代，晚期帝国主义既是经济停滞的时代，又是美国霸权衰落和全球代谢断裂的时代。福斯特既然将当前帝国主义阶段称为晚期帝国主义，他认为其有着明显不同于帝国主义之前阶段的特征。福斯特指出，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绝不同于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中所描述的帝国主义黄金时代，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方面。福斯特把由金融化导致的国家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叫作垄断金融资本（monopoly.finance capital）阶段或全球垄断金融资本。垄断金融资本一词概括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积累停滞和金融资本扩张的双重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停滞背景下金融资本的特殊运动规律。垄断金融资本的生成逻辑是：日益增强的垄断化不断导致经济停滞，而持续的经济停滞又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又导致垄断金融资本的产生。而随着垄断金融资本的兴起，垄断资本主义就进入了晚期帝国主义阶段。普遍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福斯特这里的普遍垄断金融资本概念则是把自己之前提出的垄断金融资本概念与阿明的普遍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相结合的产物。福斯特通过列举数字论证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普遍垄断”特征。例如，在当前这一更加一体化的帝国主义体系中，500家公司的收入占世界收入的近40％，而世界经济中的多数其他公司都被卷入这些巨型公司网络，并仅仅作为其分包商存在。[7]2.作为生产全球化新特征的全球商品链和全球劳动力套利福斯特借用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和全球劳动力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两个概念，从生产方式和价值生产两个角度分析了当前的生产全球化新特征。全球商品链又称全球供应链，指由劳动力和生产过程构成的网络,其终端为最终产品。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经济主体，跨国公司现在以全球商品链的形式组织生产和流通，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在全球商品链中的不同作用。全球商品链概念不仅反映了跨国公司的组织化特征，还反映了世界经济在北方和南方空间上的不平等关系。全球劳动力套利是指“‘当地高薪工人与同等质量的海外低薪工人’之间的置换”[8]，体现了一种用更少北方资本与更多南方劳动进行交换的典型不平等关系。福斯特指出，帝国主义通过全球劳动力套利，将已失去技术优势与技术壁垒的产业转移至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来提高利润，进一步加强对全球南方劳动力的剥削和剥夺，北方以此获取大部分额外价值。伴随着生产全球化的是帝国主义对全球金融和通讯的高度控制。在福斯特看来，21世纪生产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帝国主义在南半球系统地利用低廉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使其工资保持在远低于北半球的水平，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巨大的全球后备军主要来自于南方，二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三是帝国主义在过去和现在一直对南半球国家施加压力。[9]福斯特用一组数字来说明全球劳动力套利何以推动21世纪的生产全球化。外国跨国公司在贫穷国家的生产（或外包）依赖于与富国经济体相同或接近的技术，从而使二者的生产率水平相当。即便与极低的工资相比，2014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所谓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分别为美国的46％、37％、62％和43％。这为处于北半球的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毛利率。2010年为瑞典公司海恩斯莫里斯 （Hennes ＆ Mauritz，H＆M）工作的孟加拉国分包商所生产的T恤的总生产成本（反映在出口价格中）是欧洲最终销售价格的27％。孟加拉国工人们的劳动收入微薄，工厂工人每人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收入仅为1.36欧元。与全球劳动力套利相关的不断扩大的毛利率推动了生产的快速全球化。[10]相对于全球商品链理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更加重要，前者强调的是跨国公司的组织化特征，后者则重点研究全球化中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的全球性跨国企业网络组织。福斯特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的两种新形式：“公平合同”（arms.length contracting）和“非股权生产”（the non.equity modes of production）（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中不参与股份，因而不能凭借股权对东道国企业实施控制和管理，而是通过利用对于股权没有直接联系的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企业必需的技术资源的控制，从而获得各种利益，如租赁、许可、特许经营和管理服务合同）。这两种形式构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贸易之间的中间地带。2010年，非股权生产产生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但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全球价值链生产的主要形式，福斯特对此引用了另一组数字予以说明。仅2013年一年，美国在外国公司、股票、债券等海外投资的收入就达7734亿美元，而美国对外国人在美投资负债的支付额仅为5649亿美元，结果净收益达到20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私人净投资总额的35％左右）。[11] 福斯特认为，这一形式只会加剧而不是有助于解决发达国家的剩余吸收问题。福斯特指出，除了以全球商品链为主要形式的价值转移外，金融全球化是推动从外围国家到核心国家价值转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例如2012年南半球的资本外逃估计超过1.7万亿美元。福斯特深刻指出，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南北方之间的不平衡权力关系。事实上，全球南北之间的每种形式的金融交易都包含马克思所说的“利润攫取”或赤裸裸的抢劫，这反映了双方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正如托尼·诺菲尔德(Tony Norfield)所说的那样，金融是富裕国家从其他经济体中获取收入的一种方式。据2015年挪威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中心和美国全球金融诚信报告的数据，2012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源转移（其中许多是非法的，与不平等交换相关的隐性转移无关）达到2万亿美元，如果加上伪造的等额票据，这一数字估计会增加到3万亿美元。[12] 如何估计由于全球南北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导致隐性价值转移的程度？福斯特对此指出，加拿大经济学家赫尔诺特·科勒(Gernot K.hler)所开创的利用购买力平价数据可作为粗略衡量南方国家产生的价值转移的标准。[13] 福斯特认为，虽然这些经验估计在若干方面值得商榷，但证明“帝国主义租金”（imperialist rent，阿明语，指对外围国家的剩余的剥削）的基本事实却毫无疑问。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挑战是指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停滞问题进一步恶化。福斯特指出，跨国公司从外包和其他全球价值捕获手段中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吸收问题。因为这种帝国主义租金的大部分最终落入避税天堂，成为一种积累金融财富的手段，且集中于少数公司和富人身上，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持续下滑的生产、投资相脱离，这会使经济整体停滞问题恶化，主要表现为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及周期性的金融泡沫和危机等。就史无前例的军事挑战而言，主要指晚期帝国主义时期也是美国霸权正在衰落的时期。正在衰落的霸权总是日益诉诸军事和金融强权，推行其全面主宰战略，试图扭转局势，导致“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复活。因此，福斯特之前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开启了新的全球灾难”。[14]
史无前例的环境挑战指的是所面临的地球系统危机。金融资本的扩张、经济的周期性停滞和美国霸权的衰落都是产生史无前例的环境挑战的潜在根本原因。福斯特在《每月评论》2019年第3期发表文章《人类世的帝国主义》一文，就帝国主义面临的环境挑战及其反应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人类世的帝国主义是导致人类世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世的帝国主义既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也是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灭绝的阶段。[15] 福斯特认为，晚期帝国主义在其目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和无限性。在美国霸权衰落以及经济衰退和生态发生危机的现阶段，由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帝国主义“三合会”（ 阿明语）所支持的美元—石油—五角大楼政权正在全力以赴地发挥军事和金融强权以获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其目标是使那些处于世界体系底层的国家更加从属于自己，同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上设置障碍，并推翻违反主导秩序规则的所有国家。尽管美日欧三合会核心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但由于美国的压倒性力量优势以及核心国家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需要，矛盾暂且受到抑制。[16] 福斯特指出，面临不断恶化的世界局势及生态危机，美国越来越多地以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全球价值—供应链以及能源、资源和金融问题，竭力推行其“全面主宰战略”，企图维系摇摇欲坠的霸权。“在即将发生的地球灾难以及经济和政治混乱的情况下，今天的美国正在推行一项全面主宰战略，目标是不仅在军事方面，还在技术、金融甚至全球能源领域获得优势”。[17] 可见，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目前主要的问题不是气候变化，而是世界经济的停滞和其霸权的衰落。美国推行“全面主宰战略”导致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复活并开启了新的全球灾难。2.晚期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而晚期帝国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产物，因此，福斯特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方面，晚期帝国主义诉诸新自由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新法西斯主义倾向再次出现，构成了垄断金融资本最终的阶级诉求——形成一个大资产阶级与新的被动员的反动中下阶层之间的联盟，新自由主义越来越融入新法西斯主义、放纵种族主义和复仇民族主义。[18] 福斯特指出：“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和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非常严重，以至于它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中都正在创造新的代谢断裂，一方面是老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复兴在望。”[19]
福斯特对晚期帝国主义的命运作出否定性论断，“晚期的帝国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点，预示着地球灾难或新的革命开端”。[20] 到了晚期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败像尽显，来日无多。当然，资本主义即使发展到晚期帝国主义阶段，也不会自动灭亡，晚期帝国主义也绝不意味着帝国主义马上土崩瓦解。因此，福斯特强调了开展全球性普遍斗争的必要性并寄希望于全球南方的工人和人民，“今天的地球系统正处于危机时刻，为曾经争取‘普遍自由’的集体斗争提供了新的紧迫性。更广泛的人类斗争必须建立在全球南方工人和人民持续的革命反抗的基础上，首先是推翻作为资本主义全球表现的帝国主义。在外围国家的劳动力获得自由和帝国主义被废除之前，核心国家的劳动力是无法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一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只能在全球的基础上建构”。[21] 福斯特坚持以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解释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变化、新问题，建构起独特的晚期帝国主义解释范式，推进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新发展。晚期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坚持体现在既坚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观点，即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又坚持了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所使用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方法。同时，晚期帝国主义理论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并提出晚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福斯特对西方左翼替代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在极其困难的学术环境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又没有把晚期帝国主义理论与左翼的全球化理论完全割舍，对如何在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福斯特关于晚期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的论述，尤其是关于“晚期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点”的论断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21世纪帝国主义所面临的不可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生态矛盾的深刻分析的理论概括，因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清晰地把握21世纪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关于晚期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点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科学论断的坚持和发展，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强大信心。[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王宏伟摘译:《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3]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4]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5]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6]〔美〕J.B.福斯特、R.W.麦克切斯尼、R.J.约恩纳著，张慧鹏译：《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7]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8]潘世伟、徐觉哉主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9]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0]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1]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3]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4]John Bellamy Foster.“The New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03.(3).[15]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2019.(3).[16]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7]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8]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19]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20]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21]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本文系河南省2019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019BKS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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