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思想的前提是，人类进入社会时期望社会能够承认其固有的尊严。这种假设应该反映在社会关系、法律和实践中，让个人实现其固有的尊严。这种理解是自由人权概念的基础，是18世纪欧洲及其殖民地中崛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自由资产阶级的权利是个人的，源于自然法的概念，因此是不可剥夺的。因此，一个公正的国家被视为个人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的国家。

这里的问题很明显。

自由资产阶级革命出现时，欧洲仍在对美洲人民进行暴力袭击，进行不人道的人口贸易和过度剥削。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可能会带来道德和哲学上的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主张人类拥有不可剥夺权利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又进行种族灭绝、强奸、谋杀和奴役，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只需要在与这些人的关系上进行明确的转变。简单地说，这些人被分配到非人类的范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被殖民者的地位被提高，欧洲人把这作为他们进化思想的一个例子。这源于殖民计划对低层工作人员的需求，以及作为殖民统治的缓冲和土著居民的需求。

这是欧洲对全球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基础，也是在美国寻求一个更完美的联盟的基础，在那里黑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渴望获得人权。

基于对人权的狭隘看法，美国发生了屠杀、谋杀、焚烧、强奸、枪杀和奴役事件等，而由于上帝的庇护，他们的行为不受惩罚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现代人权概念产生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大屠杀，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人权框架是两个胜利集团之间冷战的产物：苏联集团（主要负责击败纳粹德国）和在美国控制之下的西方集团，美国后期参与欧洲两线作战，使其成为占领西欧大部分地区的主导力量。

由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加剧，以及来自世界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他们开始重视西方盟军在战争期间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它谴责强行侵占土地，并宣布自决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人权的含义和范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斗争领域。

来自美国的黑人活动家把发展中的人权理念视为一个战略机遇，敦促国际社会处理种族压迫和殖民主义等相关问题。美国全国黑人大会（NNC）、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ACP）、民权大会（CRC）组织和鼓动黑人活动家向新成立的联合国请愿，其著名文件“我们指控灭绝种族罪”对人权框架的制定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美国带头限制人权的范围和内容，赢得了将人权划分为“公民和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斗争。它还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罗斯福领导制定的第一份人权文件仅仅是一份原则宣言，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以安抚那些害怕该机构干预解决美国种族隔离问题的美国南部参议员。

根据美国和西欧列强的说法，真正的人权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医疗保健、住房、食品、教育、休闲以及语言和文化实践的权利，但这只是一种愿望。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记录，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充满虚伪、欺骗和诋毁。

即使在被西方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领域，美国的记录也是很“可怕”。

随着海斯·蒂尔登(Hayes Tilden)妥协导致白人民族和解，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引入并编纂了关于南部各州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种族隔离法西斯主义的法律。

美国对人民的镇压并不局限于黑人。19世纪末，全国的血腥征服之旅结束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定居者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带来了自由思想，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国家通过立法来加强国家的权力，以遏制任何“颠覆性”思想或活动。

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限制反映在诸如1917年的《间谍法》、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1940年的《史密斯法》和1950年的《麦卡伦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黑人反殖民、民主和人权斗争的反应是加强国家安全，特别是在1960年代。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恐和有效死刑法》（1996年），《美国爱国者法案》（2001年）和奥巴马政权时期的《2012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授权对美国公民进行无限期拘留，并暗中支持行政部门对美国公民的法外处决，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加强了其对公民的镇压能力。

奥巴马总统停止了占领运动，扩大了大规模监视，暗杀了美国公民（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少年），将负责国家警察军事化的国防部1033计划扩大了2400%，并将弗雷德迪·格雷谋杀案后走上街头的巴尔的摩抵抗者定性为暴徒和罪犯。

联合国各人权实体机构，人权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定期审议进程，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对奥巴马执政期间的人权状况发表了报告，认为这是小布什时代猖獗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延续。

这就是特朗普所建立的基础：两党在保护人权方面的系统性失败，而人权本应是自由事业的基石。

人权必须从自由中解放出来，重新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联系起来，并在以激进人民为中心的人权框架中建立。该框架的立场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人权就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