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节约运动述略

点击：  作者：王传利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发布时间:2018-12-19 11:17:18

 

       克服腐败，是当今的世界性话题。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自身发生腐败现象而难以克服。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许多中国学者将世界上治理腐败成功的经验纳入研究视野，热衷于译介欧美、新加坡的反腐经验，但有忽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反腐倡廉经验的倾向。其实，无论在局部执政，还是在全国执政和长期执政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反腐经验。比如，发动节约运动，将简朴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植入每个党员的生活工作习惯里，有力地配合了反腐倡廉建设，这是世界上的一切西方国家和一切西方政党难以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注意勤俭节约，而且成为执政党后依然注重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从1949年建国到60年代初期，新中国连续发动了若干次节约运动，号召勤俭办厂办社，勤俭持家，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大规模经济建设、克服经济困难，在新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前，中国进入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时期，中央领导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表达了在新时代依然坚持艰苦奋斗本色的意志，继承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决心。研究新中国的节约运动，对于当前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反对“四风”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节约运动的动因 

　　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因来自于新中国为了解决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看到了守江山的艰难，看到了国家建设遇到的经济财政形势的困难。1949年12月5日，毛主席在给军队的一个指示中指出：“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1]182-183

　　经历战争后的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新中国负责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深感财政经济的困难。他在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时说：这一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很困难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历来是依靠进口的;水利事业遭到大破坏，年年受灾，而以一九四九年为最重;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在官僚资本的领导之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去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不仅如此，铁路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2]170-171

　　在这里，陈云讲到了造成国家财政状况困难的几点原因：一是新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旧中国承接雄厚的物质遗产，反而不得不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西方晚了100—200年。[3]104-105对于1949年中国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同旧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4]312二是人民政府背上了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全部包下来的负担。1950年初，全国军政人员达到900万人，财政开支浩大。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经济恢复工作，遇到的财经困难可想而知。三是经济恢复需要大量投资。仅水利工程，著名的根治淮河、官厅水库、荆江分洪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1950 年底，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折合细粮897万吨。[5]277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我国的工业化，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工程，建设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厂，所需要的资金额度是巨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折合黄金7亿两。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拥有6亿人口，每个人要拿出一两多黄金作为国家建设之用。而经历旧中国统治阶级的盘剥，中国人民已经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国家成为一个著名的贫穷的农业国。不要说获得工业化建设的技术人才，就是获取资金，也已经是横亘在我国工业化面前的一道难于逾越的壕沟。

　　就在陈云讲这番话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但我国还没有出兵。陈云在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后不久，中国人民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 月19日入朝作战。这是一个贫弱的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农业国，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世界一流工业化强国面对面的殊死较量。中国人民要赢得这场战争，是异常艰难的。美国在这一时期运往朝鲜的作战物资达到7300万吨，直接军费消耗在200亿美元以上。朝鲜战争给我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们不得不加强国防力量。本来可以用在经济文化和其他事业的财力，不得不转到国防，财政概算的方针不得不改变为“国防第一”。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01亿元，超支21.8%，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1951年，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又要稳定市场，还要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抗美援朝的开支十分庞大。陈云在1952年初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说：“周总理讲过，抗美援朝的开支要占去年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把银行印发的钞票也算在内了。如果不把印发钞票算在内，那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七。”[6]322 1952年预算支出计划内国防费用占总支出的27.93%。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的新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财政困难的局面呢?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筹集资金的办法，无非是依靠剥削本国人民，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这些办法，我国都不可能采取。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忍不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长期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的，节约闹革命，搞建设也要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节约精神。筹集资金，增加生产是一个根本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节约。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经济恢复时期和五年计划实行的第一年，就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反对分散使用资金，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在非生产性的建设和生活设施上适应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勤俭节约，才有可能建设起现代技术装备的重工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我们才有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

　　陈云在节约方面提出许多构想。1949年他在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中说：政府正增加税收，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1950年3月，他在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中说，要节约开支：“节约开支最主要的要抓住这么几条，即一个人要顶一个用，生产中不浪费，能不花的就不花，能缓办的就缓办。”[7]83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写道：“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话用以说明不注意节约是不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

　　【“斯大林同志说过：‘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8]7】

　　中共中央重视节约以应对财政经济困难，专门研究了厉行节约的方针，毛泽东也发表了关于节约的讲话。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9]253】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1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其中四条与节约有关：(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开支大于收入，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

　　党的节约精神要获得全国各界的理解、支持、配合，还需向社会各界说明节约任务。1951 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抗美援朝还在进行，“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10]483 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提出：“‘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1]提出增产节约应该从十个方面开展，包括杜绝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减低成本;精简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的编制;坚决反对贪污蜕化行为;在私营工商业和一般社会方面，提倡节约和俭朴，反对浮华和浪费，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生产和流通或储蓄等。

　　二、为支援前线和扭转财经困难而节约

　　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为国民经济恢复创造条件，新中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可以认为，就全国而言，1951年10月是毛泽东号召的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始。但是，就地区而言，1949年老解放区东北的劳动竞赛，是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先声。全国的增产节约最早是从东北开始的。东北是老解放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在全国没有完全解放，党和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东北人民努力生产，承担着支援全中国的任务。1949年10月，东北地区的职工广泛开展了新的创纪录运动。1951年5月18日，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提出，东北工业生产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在争取完成1951年生产计划之外，争取当年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价值等于500万吨粮食的财富。增产节约运动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热情，许多厂矿开展了群众性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1951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中提到：“工业部所属厂矿1至8月在完成原定的计划之外，已为国家增产节约4267714吨粮食。”[11]到1951年10月，包括地方企业的各个国营厂矿所制定的增产节约计划，已经超过1000万吨粮食。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在1951年10月26日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9、10月各个厂矿增产节约数字逐月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整个计划是可能完成的，现在的奋斗口号是争取超过计划。”[12]27继工业部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又在非生产部门中开展起来。东北局号召：一切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毫无例外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中，要运用工业部门开展这个运动的经验，认真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东北地区较早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其他地区也争先恐后地开展了这一运动。1951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积极布置增产节约运动，成立了精简节约委员会，具体领导精简节约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决定全市中共党员干部学习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有关文件，以便提高认识，在思想上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1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山东省级机关进行整编节约。11月2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整顿财经纪律拟订增产节约计划，华北区级机关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

　　党报党刊增加了对厉行节约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认为节约运动不是新中国建设中的临时突击性任务，而应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51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批评一些人把增产节约当成生产工作之外的临时任务，而把增产节约提高到“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的高度，提高到当时“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高度。《解放日报》在11 月23日发表的题为《为完成与超过增产节约三万五千亿元的计划而努力》的社论中说：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从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改善操作方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废品、减少浪费等方面，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和超过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三万五千亿元的财富而努力”。[13]

　　党中央关于节约的号召，获得了全国各地各部门的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在全国国营贸易系统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全国国营贸易企业在1952年中实现增产节约总值人民币11万亿元。11月29日，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4次会议闭幕时的总结报告的题目就是《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11月30日，西南局负责人邓子恢在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联合干部大会上的报告题目就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是与国内人民开展节约运动支援前线分不开的。1952 年9月12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工人们热烈地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提出了‘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战斗口号”，“农民们以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来支援我军的作战，使全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对朝鲜前线的粮食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4]389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国内的生产节约运动继续进行，已经由支援前线转化为适应我国伟大的建设运动和扭转财政经济困难状况的重要措施。

　　1951年前后的节约运动，具有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外在驱动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中国依然不间断地发起节约运动。1953年下半年，为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开展节约运动。起因是这年的年初在制定财政预算时，因为计算方法改进，额外收入减少，预料不到的支出增加了，同时建设中贪多冒进，再加上这年的上半年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农业受灾减产，国营企业利润未完成计划。到6月底计算，大概有21亿元的赤字。

　　出现财政赤字，中央首先考虑的应对措施就是增产节约。8月27日，财政部向中央提出平衡财政的具体措施：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减少支出20.5亿元。中共中央于28日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收购和销售，加速资金周转和做好税收工作等来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坚决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削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减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坚决保证财政部提出解决赤字的具体方案的实现。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后，全国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陈云在9 月14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提出解决财政赤字，“首先要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提出，“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14]401

　　军令如山倒。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多数省、市的国营企业和机关都召开了会议，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办法，规定了增产节约的具体数字。例如全国铁路系统提出在本年内增产节约4万1千亿元，北京市各工矿企业拟定了增产节约1万2千亿元的计划，天津市拟定增产节约2万亿元，东北沈阳市各国营工厂计划增产节约1万7百亿元的财富，鞍山钢铁公司及鞍山市其他国营工业提出了增产节约9千亿元的计划，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上海各厂决定在当年第四季度内增产3千2百亿元，其他各地也都纷纷提出增产节约的计划数字。

　　这年的10月1日，在1953年年度的时间只剩下3个月之时，《人民日报》提醒人们“要在最后一个季度内保证完成并争取超过计划，就必须加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4]412“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军队以及一切工作人员，都必须尽力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尽力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认真实现毛主席在一九五○年六月所指示的我国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条件之一，即‘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4]415提出“我们的增产节约运动不但是解决目前的问题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今后长期建设所必需的”。[14]412-413“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工作人员踊跃地响应着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地为增产节约、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计划而斗争。现在的任务是要把这个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和深入下去，使它成为更广大群众的持久的运动”。[14]413-414这表明，节约运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必须坚持的方针。

　　各部门闻风而动，迅速地开展节约运动，并且与反腐倡廉联系在一起。1951年底到1952 年上半年，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中就有“反浪费”的内容，“三反”运动无疑有力地促进了节约运动。

　　1953年9月19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发出《关于扩大业务、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紧急指示》，在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方面，提出“有计划地妥善地精简机构和人员，特别是行政人员”，“节约行政管理费，除从减少人员中节约工资外，并注意节约在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消灭贪污浪费现象”。[15]386这里将节约与反对浪费反对腐败结合起来了，以反对贪污浪费促进了节约，又以节约推动了反对贪污浪费。

　　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一样，邮电部也将节约运动与反对腐败结合起来。10月10 日，邮电部在发出《关于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指示》，认为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意义重大，邮电部门要深入发动群众，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以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保证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与节约任务，节约方面“要求各项开支节约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全国范围共节约1000亿元”。[15]261具体措施是严格控制增员人数，节省人力;保证工作必需的费用，削减可以节省的开支;加强资金和器材管理，减少积压等。同时，难能可贵地提出：“结合质量检查，向贪污、盗窃行为作坚决的斗争，逐渐消灭贪污、盗窃事件，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16]261在反对贪污盗窃的斗争中，还提出要发挥群众揭发和监察的作用。

　　在10月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就增产节约运动提出了在工业方面的一般目标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适当增加产量，提出“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应放在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和改进技术的上面”，[14]510，511把发动和奖励合理化建议当作增产节约运动的基本工作。相应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浪潮，李维汉提到了“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以促进增产节约运动，是富有历史远见的。

　　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作战而节衣缩食，而军队同样厉行节约。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民政府的军费开支比重大。1953年9月，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五”经济计划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了，前线大规模的开支基本不必要了，军队有条件实施精简节约的任务，没有置身于节约运动之外。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里，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明确规定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且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中央军委及政治部于9月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紧急指示”的指示。该“指示”指出：1952 年“三反”运动后，部队中个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已基本克服，财经制度也已初步建立，但还有编制不切实际的预算，订立盲目冒进的计划，造成严重的积压资金和积压物资，存在着追逐华丽修建，虚报冒领等现象。该指示还科学地认识到厉行节约与反腐倡廉的关系，引用了毛泽东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讲的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教导，其中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功效，提出“任何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也是不允许的”。“我们的精简，正是为了反掉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能，我们的节约，正是为了紧缩那些不必要或无用的开支”。[16]478各级政治机关“进行对劳动人民生产与生活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部队生活，特别是将铺张浪费的实例，对照地作报告、讨论、座谈，并进而彻底揭发潜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16]477如果不认真对待加以解决，严重的后果是“不仅造成了财政开支上的巨大浪费，而且必然有害于国家建设，必然形成上下苦乐不均，领导机关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战士”。[16]477

　　10月28日，军队系统的《八一杂志》发表题为《厉行精简节约紧缩军费开支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具体指出“平均每个军人1年要消耗相当于三四十个农民每年全部粮食收入;如单就吃、穿、津贴等用度来说，亦相当于8个农民的全年粮食收入”，全军干部战士要减轻国家建设和人民的负担。关于铺张浪费，社论举出骇人听闻的例证：空军某大队负责人竟有计划有指挥地用三架喷气式飞机扫雪，损坏了一架飞机还不停止，接着又损坏了第二架。“某军区海军修建某医院，为了美观，建成舰艇式的办公楼，舰艇式的内外病室，洗水式的外墙，白玉石的厕所，螺旋形的楼梯，单此楼工程即开支三千万元，且不适用”。[17]厉行节约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必须反对对国家财产漠不经心的官僚主义，惩戒那些因官僚主义、挥霍浪费而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负责人和当事者，以教育部队，“发动战士、干部自觉自愿地订出节约和杜绝浪费的计划，订出爱护国家资财和武器装备的计划，使之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和风气”。[17]

　　三、建设领域的节约和营造机关廉洁风气

　　无论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乃至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厉行节约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良好风气和习惯。继1952年“三反”之后，1953年的节约运动也取得很大成就，1954年继续坚持节约的方针。6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1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财政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1954 年要继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争取不但不动用17万余亿元的上年结余，而且要求获得更多的结余，以期更进一步地增强国家财政的后备力量。[18]308为此，他还引用毛泽东曾指出的“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的语录，提出节减国家机关经费，厉行节约，精简国家行政机构，适当地减少编制人员，以便提高工作效率，紧缩行政机关经费的开支。

　　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后，征用土地量逐年增多，存在大量征用而闲置的土地。提倡节约，就要反对土地浪费。1955年1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批转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认为土地的浪费、荒芜不仅浪费国家的资金，影响粮食增产，而且也影响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关系。4月13日，中共中央特将陕西省委所批转的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转给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党组，认为全国“浪费土地的现象是很严重的”，[19]168要求各省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务必切实进行一次检查与处理，务必做到不荒芜土地。这个做法，值得当代中国人借鉴，以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中，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第十一章题目正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该章最后一句话中提到“克勤克俭，兢兢业业”。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中，修建办公楼、宿舍、学校、医院和工业建设的其他附属建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家对建筑的要求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但是，有的部门不注意节约原则，非生产性的建设如大礼堂、办公楼、宿舍、俱乐部等修建得过多、过好、过早。有些建筑物的立面和室内装饰，还大量采用了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如当时被公开点名批评的东北某学院的校舍，是利用伪满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除了外表上的琉璃瓦顶、仙人仙兽、盘龙华表、狮子滚绣球、雕梁画栋和大量采用花岗石铺地、大理石作柱外，大厅内部和天花板上还画了各种图画，又加上了许多“蜡烛式”“皇冠式”“油灯式”的灯和各种古色古香的装饰。这些做法，有的容易发展成为奢靡浪费的腐败现象，有的本身就是腐败现象。

　　建筑施工和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引起1955年的节约运动的注意。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批评了“有不少的工程由于设计的标准高、使用的材料复杂、结构奇特、门窗种数繁多、装饰太琐碎等，给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以致返工事故增多，造成许多浪费”。还批评了与节约精神相背的“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 “他们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在建筑中大量采用成本昂贵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沥粉贴金、大屋顶、石狮子的形式，用大量人工描绘各种古老的彩画，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有的建筑装饰的造价竟占总造价的30%。”这些建筑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既脱离了人民的生活现实，又违背了集中一切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的国家建设方针，这是决不能容许的”。[2]此现象之所以发生并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财政机关和监察机关没有坚决地同这种浪费现象进行无情的和有效的斗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的充满艺术想象的思想，重视艺术的美感，但在当时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难以彻底地实现，因而受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批评，这是两个优秀建筑学家追求艺术美感思维方式和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艰苦创业的建国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建筑观点上的分歧。这种批评，尽管个别言辞有些激烈，但总体看还算正常。

　　研究1955年开展节约运动的历史文献时，有两位经济战线领导人的讲话值得注意。一个是6月13日李富春副总理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题为《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的报告。

　　李富春在报告中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次提出的厉行节约的方针，厉行节约是我国人民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他着重批评了近两年来在基本建设、生产管理和工作人员生活方面存在着的普遍浪费现象，如在非生产性的民用建筑中，盲目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漂亮装饰而造成的浪费是十分严重的。有机关盲目添置地毯、沙发、汽车、收音机。在生产性建设、生产企业中存在着浪费现象，管理人员过多，机构臃肿。在施工中建筑质量低、劳动生产率低、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低、建筑成本高。由此，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自我承担责任，并号召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对机关而言，办公室的设备和开支的标准也应当降低。他说，全国首先从北京开始，逐步统一管理机关房屋。全国各机关一律停止购买沙发、地毯，各地各部门现有沙发、地毯，可由当地政府管理机构统一调整。会议室一律用会议桌，不摆沙发、地毯，其他一切室内用具标准都应降低。整齐、清洁、朴素是我们的美的标准。开会时一律不招待水果、纸烟、点心。除招待外宾外，一律不宴会、不会餐。除招待外宾和外国剧团献演外，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一切晚会都须买票。汽车的使用应当减少。宿舍家具在实行工资制后，应当逐步转为自备或租用。[3]报告中讲到的要求，与2012年后中共中央实行的“八项规定”基本精神有相近之处。中央将李富春的报告发到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党组织，认为严重的浪费现象，同中央历来强调的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我党一贯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不相容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

　　另外一个文献是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6月30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的广播讲话，题目是《反对铺张浪费现象，保证基本建设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

　　与李富春一样，薄一波在讲话中批评了正在滋长和发展了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倾向。他的讲话具有辩证法思想，对建筑中的民族形式不是一概否定，认为宫殿式庙宇式的建筑，毫无疑义是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前辈建筑师们的智慧和艺术才能的，我们把它当作古代艺术品来研究和借鉴，在某些必要的公共建筑物里适当地加以采用，有时是可以的。但绝不可以忽视，宫殿式庙宇式的建筑物，其中的某些结构和装饰，也反映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供少数人享用和欣赏的特殊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显然不应该无批判地在实际建筑中加以提倡和推广。

　　要消灭设计中的浪费现象，保证在设计工作中节俭地、合理地使用国家的建设资金，有必要在设计部门中展开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运动，揭发设计中的浪费现象。薄一波说，厉行节约应该是我们一切建设单位、设计部门和建筑企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常的任务。他要求我们所有从事基本建设的工作人员，学会精打细算、做好经济工作。[4]

　　这年的7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厉行节约成为会议上的重要话题。在会议上，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对增产节约问题作了重要的说明，提出“有效地建立各种节约制度，真正地学会用节约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而在各个方面同一切的浪费现象作无情的斗争”。[19]349-350，351李先念讲到厉行节约与贪污腐败的关系时认为：虽然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曾经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贪污的教育，贪污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现象已大为减少，但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没有注意在这一基础上经常地进行反贪污的教育和斗争，加上许多财政经济工作单位对于管理国家财产缺乏严密的制度，以致贪污盗窃现象近来又在财政经济部门的许多单位中有了滋长。他认为“财政纪律不严给贪污现象开了门”，并提供一些数据：“根据1954年和1955 年年初十个省市的财政监察报告，在经过检查的五百九十四个县区以下的财政经济机关和事业机关中，在1953、1954年两年内共发现犯贪污的人员一千零七十九人，贪污现款十六万零四百二十六元，粮食二十六万二千零一十二斤。另据全国税务部门不完全的统计，在1953年年初至1954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发现了犯贪污的人员一千四百五十七人，贪污盗窃税款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七元。在同一时期内，据国营商业系统十八个省市的检查统计，发现了犯贪污的人员一千八百二十六人，贪污现款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七十九元。”[19]396这些贪腐现象的发生与财经部门的制度不严有关。由此号召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贪污的群众运动。

　　增产节约运动对机关作风发生了直接影响，促进了反腐倡廉建设。1953年10月15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的规定》，规定中提出：为了厉行增产节约，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今后各级政府、军队、党派、团体各系统的任何负责人员，凡赴各地视察、参观、休养或旅行时，当地负责人员一律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当他们在某地停留时，除因视察工作须有当地有关人员随同前往外，一般参观游览可由招待人员引导，无须当地负责人员陪同前往;各系统的负责人员亦不得向当地负责人员作上述各种要求。他们在参观当地工矿、企业、农场、学校等建设时，须取得当地人民政府负责人员的同意，并以不妨碍生产和工作为原则”。“凡有关华侨、少数民族、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的代表来往各地必须接送时，只应由其有关机关办理，不得随意动员工人、学生群众欢迎欢送;组织报告会和参观不可过于频繁，招待布置亦应力求简单朴素，不得铺张。如有特殊情形需作特殊接送招待者，由上级人民政府临时通知”。“外宾及各种出国代表团、出国代表等出国返国时如何接送，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另行规定;但亦应由有关机关办理，并力求简单朴素”。[14]465，466

　　四、勤俭办一切事情，有效培育廉洁风气

　　新中国是在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不得不厉行节约，克勤克俭，以便能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国家建设中去。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20]491这段话，一是指示中国人民要勤俭节约;二是讲清楚了节约的原因，是因为在贫穷的基础上搞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三是指出节约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即便是几十年后富裕了，也需要执行勤俭节约的建国方针。

　　这个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贯彻。党内树立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可以有效地在全社会树立节约的良好风气。那时的党和政府拥有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崇高的威望，百姓愿意跟党走，党和政府能够在群众中一呼百应。党员干部人数众多，占总人数比例高，只要党员干部带头做到了节约节俭，就能够带动占相当大比例的广大群众做到节俭节约了。所以，党和政府勤俭建国、节约闹革命的主张，必然有利于整个社会树立节俭勤俭的风尚，比较容易形成勤俭办厂、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好风尚。

　　1957年的整风运动，对国家建设具有促进作用，推动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掀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广大的职工群众在整改中提出了很多克服浪费和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替国家节约了相当数量的资金。1958年，国家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规模推动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开展节约运动，对于全社会树立勤俭办一切事情的新风尚起到良好作用。2月2日，财经领导人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报告：“必须在全国范围继续深入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5]会议要求节约各项事业费用。凡是可以紧缩的机构必须坚决紧缩，凡是可以合并的机构必须坚决合并，可以减少的人员必须坚决减少，可以降低的开支标准必须坚决降低，以便腾出大量资金发展生产建设。

　　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李先念提出了勤俭办一切事情的号召：“中共中央不但提出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而且还提出了勤俭持家的方针。节约不仅是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间广泛地宣传节约，做到家喻户晓，使节约成为社会风气，使人人都能自觉地实行节约。”[6]这次会议上，另外一位财经领导人薄一波引用了毛泽东的另外一句话：“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与李先念一样，薄一波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利用全国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运动，要“每一个单位都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在整风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专题”，彻底揭露并且坚决纠正各种浪费现象，争取反浪费斗争的全面胜利。[7]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对全国人民提出了勤俭节约的总号召，提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要求在厉行增产的同时，必须厉行节约。一面增产，一面节约，勤俭建国，勤俭办人民公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勤俭持家，这是我们国家的富强之道。在中央的号召发动下，全国各地各个领域开展了勤俭办一切事情的运动。

　　第一，勤俭办社。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确立了合作社办社勤和俭原则的具体内涵：“勤就是要充分发动社员勤劳生产，扩大生产范围，发展多种经济，进行细致工作。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21]117“纲要”具有国家法规的严肃性质，就意味着办合作社的勤俭节约原则具有了法规的权威性。

　　勤俭和浪费是一对天敌。开展勤俭办社，就要反对和批评合作社的浪费现象。

　　1956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针对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的铺张浪费现象发出关于切实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的通报，通报中指出了“山东省夏津县有一个高级社，计划修建一个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和四十间办公室”。通报还列出许多铺张浪费的事例，认为“这种情况，如果任它发展下去，对合作社的巩固和生产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望各级党委切实予以检查和纠正”。[21]302，303 4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批评了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存在的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的现象，提出了勤俭办社的具体做法：“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广泛深入地宣传勤俭办社的方针，使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和全体社员都能够切实了解和坚决执行这个方针。”[22]9指示进一步指出，合作社的文化福利事业，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举办，有一部分是当前应当举办也可以举办的(例如临时性的托儿站、夜校) ，则应当力求节省，简单朴素。只能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兴办乡村的交通、邮电、文化、体育、卫生和改善居住条件等。加强对合作社贷款用途的审核工作，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制定出一定的贷款办法，来帮助克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铺张浪费。

　　《人民日报》一方面批评浪费现象，另一方面又表扬了节约的先进人物。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永远要勤俭》，表扬了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勤俭办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一个合作社，曾得到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编者按语中给予的表扬：“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20]490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国藩的文章《继续坚持勤俭办社》，介绍了他们坚持勤俭办社的情形。他们在“发扬勤俭办社的光荣传统”的口号下行动起来，采取了勤俭办社，节约开支，杜绝浪费的许多办法。严格财务制度，社内办公用具，统一购买，定量使用。每月开支最多不超过3元。严格财务开支手续。5元以下由主任批准，5元至50元由管理委员会批准，50元以上由社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批准。各项开支做到日清月结，按月向社员公布账目，逐项审查。对各项财务包干，超过的由队或个人负责，节余的20%归社，80%奖励队或个人。公共财产如有损坏和遗失，追查责任和原因，适当赔偿，严格处理贪污盗窃行为。[23]这些做法，显然有效遏制了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

　　除王国藩合作社以外，全国各地的合作社也纷纷纠正铺张浪费现象，以勤俭办社。根据报道，1956年春季整社工作中，浙江省纠正了部分农业社的铺张浪费现象。慈溪县640个社中，原有19.9%的社是有严重铺张浪费现象的，在整社中都得到了纠正。平阳县城南社社干部修改了原来比较浪费的更换农具的计划，紧缩和减少费用，全社每个劳力负担投资由95元9角减少到7元2角，社员生产劲头提高了。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节约评比制度，每两个月举行一次节约评比，对完成了生产计划又节约了开支的生产队或个人，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因此，社员普遍养成了一种节约风气。在1956年第一季度里节约开支8000多元。寻找到积自然肥料的办法后，全社商品肥只买原计划的一半就够用了。还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修理旧农具的开支，精简社务管理委员会不必要的部门和委员，到各生产队里去担任队长或副队长。[8]

　　第二，勤俭办厂，节约办厂。

　　中国共产党具有勤俭办厂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及其艰难的情况下，在山沟的窑洞中，在简陋的茅屋里，党领导军民开设了简易工厂。尽管连最老式的皮带车床都很难找到，却照样生产出支撑战争需要的弹药和武器及其他物品。革命战争年代的简陋条件并非共产党人所愿，解放后有了相对比较优越的设备条件从事生产，但是，长期战争年代培养的艰苦朴素的精神，克勤克俭的作风，却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应该丢弃的。铺张浪费如不及时制止，很容易发展到严重腐败、影响生产的地步。

　　勤俭办企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遵循的方针。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9]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勤俭办企业》，指出：“当我们广大人民生活的水平还不高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人为了把我们的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甘愿在生活上忍受某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却把企业办得很铺张，把许多钱花在不必要的地方，群众一定会不满意我们。”[24]在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样重大的任务之下，企业的领导者就应该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勤俭办厂，有利于培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提出，一切工业企业必须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力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减少消耗。在农业生产中，必须认真爱护牲畜，爱护工具，不要浪费水、肥料和种子。在工业、运输业、农业和其他各项企业事业中，都必须注意节约劳动力和资金。中央关于勤俭办企业的号召得到各地企业的响应。1956年12月10日到12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工业干部会议，讨论增产节约问题，到会的同志认为要排除思想障碍，进行艰苦朴素、勤俭办企业的教育。全国许多工厂精打细算任何预算、开支，办公设备尽量不换新的。勤俭办厂办企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节约反腐方略功效发生作用的表现，是党风廉政建设外延到社会各个行业部门的表现，是优良党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表现。反过来，勤俭办厂办企业，对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勤俭持家。

　　20世纪50年代的节约运动，深入到了家庭。1958年2月2日，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报告讲道：“我们提倡勤俭持家，是要家家户户节约使用我们现在还不富裕的粮食和棉布，是要合作社员注意增加合作社的积累，是要人人注意储蓄，是要反对游手好闲和大吃大喝，反对赌博，反对婚丧节庆中的铺张浪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该在勤俭持家方面作出良好的榜样。”[10]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节约，这是党政机关节俭精神的延伸，是全国节约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的节约运动，是对全国人民的节约教育，教育人民善于安排生活，会过日子，精打细算，克服浪费，留有后备。节约使用还不算富裕的消费品，提倡储蓄，既有利于国，又有利于家。

　　1956年，农村中约有1.2亿多农户的妇女同男农民一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女职工已达300余万人。1957年，全国职工家属约有6000多万。这是一支伟大的力量，是勤俭持家的主力军。

　　1957年6月，全国第一次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几年来职工家属工作的经验，确定全国职工家属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勤俭持家，就是以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搞好家务。

　　1957年9月9日，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动员全国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会议认为，全体妇女，不论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都有责任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所以贯彻勤俭持家的方针，妇女们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勤俭持家，是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增进家庭幸福的基础。持家而能勤俭，生活上精打细算，树立良好的勤劳俭朴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作风，这都是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作出的巨大贡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到会祝贺。1962年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金星公社西沟生产大队的大队长申纪兰坚持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典型事迹。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勤俭持家，对于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生产的一切生活资料，很大部分是从家庭里消费的，家庭能否节俭，也影响国家消费物资的供应情况。勤俭持家，能够促进家庭生活的改善，积累可能节省的余钱剩米，以备不时之需，防不测之患。勤俭持家，对树立良好的家庭风气有很大好处。家长精打细算，爱惜财物，有助于对子女耳熏目染，养成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习惯，使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影响，懂得前辈生活的艰难，树立艰苦朴素、勤劳节约的生活习惯。

　　对于反腐倡廉建设而言，家庭的廉洁教育不是小事。习近平总书记重视良好家风建设对反腐倡廉的功效，要求干部党员要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他曾经在2015年2 月17日的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强调，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说：“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25]3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廉洁家风好，则党风正，民风优，则能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现实中常有“贪腐父子兵”“受贿夫妻档”“一人当官全家涉腐”，最终下场只能是“一人落马牵出全家”。家规不严、家风不正，家属亲属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成家族式窝案、家族式腐败。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家属、子女不搞特殊化，不打着我们的旗号收受好处，乱说话，乱办事。”[26]95针对的就是不少领导干部纵容家属收钱敛财的现象，也反映出家风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党员干部“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领导干部严格要求家人，既是对家庭的负责，更是对家人的爱护。注重廉洁的家教家风，弘扬廉洁自律、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作风，就为反腐倡廉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富有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以俭克腐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节约运动，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影响深远，对于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作用。

　　注释：

　　[1]《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0日。

　　[2]《人民日报》，1955年3月28日。

　　[3]《人民日报》，1955年6月21日。

　　[4]《人民日报》，1955年7月2日。

　　[5]《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

　　[6]《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

　　[7]《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

　　[8]《人民日报》，1956年4月10日。

　　[9]《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10]《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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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6]陈云.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2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7]陈云.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2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11]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N].东北日报，1951-10-28.

　　[12]高岗.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G]//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编印.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宣传学习资料.北京：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1952.

　　[13]《解放日报》社论.为完成与超过增产节约三万五千亿元的计划而努力[N].解放日报， 1951-11-2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3年)[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16]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卷[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10.

　　[17]第40期社论[J].八一杂志，1953(10).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56年1—3月)：第22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56年4—8月)：第23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3]王国藩.继续坚持勤俭办社[N].人民日报，1956-04-06.

　　[24]勤俭办企业[N].人民日报，1956-12-16.

　　[25]本书编写组.坚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目标任务不动摇———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6]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