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明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和五四运动80周年。

一、五四运动爆发前，毛泽东在北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前，毛泽东于1919年4月6日刚刚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在这之前，毛泽东于1918年8月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一起到达北京，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在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特别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由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之后回到湖南。

二、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学联会投身于运动之中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底，北京2.5万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会，一致对外。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执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之后，毛泽东邀请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在5月23日晚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商谈，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3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学联会下设评议部和执行部，评议部即学生代表会议，主席是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执行部主持日常工作，主席是第一师范学生会代表张文亮。他们两人和学联会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新民学会会员，接受毛泽东指导。而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他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学联会的工作。

6月3日，在学联会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毛泽东还长沙亲自写、印、发了一个文字不长的传单，开头第一句：“同胞们，起来！”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以学联会的名义散发。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形势更加高涨。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之后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湖南，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进行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列，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三、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革命的思想理论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于是在1919年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创刊号刊登的“本报启事”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由主编毛泽东亲自撰写，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立意新颖，热情奔放。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在这里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全国营救陈独秀情况和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湘江评论》发行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学生运动，推动了知识界、教育文化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

然而到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应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是他早期革命活动史上的重要一页。

四、五四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驱张运动，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全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热潮和反对声面前，1919年6月9日，北京政府不得已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学生也在6月12日以后相继复工和停止罢课。

全国性的五四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毛泽东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他又开始在湖南组织“驱张运动”。

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两年多，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毛泽东经过深入动员，自1919年12月6日起，由一师、商专、修业、楚怡、周南几所学校首先发起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学联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1.3万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

第一步成功后，毛泽东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会主要负责人开会，邀请部分教育界人士参加，商定第二步行动。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吴（佩孚）等矛盾，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各界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赴外地代表联络。

驱张代表团人员在1920年1月间分头出发，去北京的代表团由毛泽东带领。当毛泽东行到汉口时，草拟了驱张宣言，历数张敬尧种种罪行，向汉口、北京、上海各地报纸发布，并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将张宗昌为张敬尧运去的20多包鸦片种子拍了照，在报上揭露出来，使张敬尧名声更臭。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后，在湖南会馆召集了一次以湖南学生为主的群众会，报告驱张经过，得到大家支持。

毛泽东到达北京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突破北洋军阀政府的封锁公布出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也已出版，毛泽东用心研读了这些书籍，正如他自己回忆的：“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里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著作。有三本（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巴枯宁《社会主义史》——引者）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便从没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返湘后，又于1920年4月去上海，继续进行驱张活动。此时，直皖两系军阀矛盾加剧，驻湖南直军急欲撤兵北上，吴佩孚即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联系，要他们进军。结果在湘军的进逼下，张敬尧被迫于6月11日逃离长沙，26日退出湖南全境。学联会通知各地驱张代表返回。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8月，在长沙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在长沙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就和何叔衡动身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顾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胸怀远大的爱国热血青年是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毛泽东的这个历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首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是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者，如果连自己国家的人民都不爱，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

其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在不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许多名人，如五四运动的领导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林长民，北京的学生代表方豪、罗家伦、段锡朋、张国焘、傅斯年、许德珩、易克嶷、罗章龙、高君宇、罗隆基、王造时、陈长桐、何浩若、闻一多、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在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而当年在全国没有多大名气的毛泽东后来却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在最后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就是因为大数人在五四运动结束后就不再革命了，而毛泽东等人却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历史告诉我们：不想继续革命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