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

恩格斯讲的这个理论思维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思维。也就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一切事物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一个民族需要哲学思维，一个国家需要哲学思维，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同样需要哲学思维。中国改革开放有十几亿人民参加，而且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如果不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就不能正确认识这场持久而又复杂的社会运动，也不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不能行稳致远，继续前进。

一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不是某些人的天才灵感

战国末年有一个思想家叫荀况，后人称之为荀子，他说过一句名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规律，其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符合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观：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认识规律，但是不能违背和创造规律。

人类社会大体已经经历了二、三百万年，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前进，就是不断探索，不断改革的结果。

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活动中，遇到困难，就会想办法克服。要前进，就要改变旧的东西，提出新的办法和道路，这就是改革。可以说，改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相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改革就没有人类的发展。所以毛主席就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大到社会形态的变更，小到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围绕着社会改革进行的。革命就是改革，改革也是革命。革命一般是流血的改革，改革一般是不流血的革命。从原始社会变奴隶制社会，是革命，也是改革。奴隶制社会变封建社会，是革命，也是改革。封建制社会变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也是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变社会主义社会，更是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改革。

就中国社会来说，秦始皇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是改革；始于齐国，成制于汉朝的盐铁官营，也是改革；隋炀帝的科举制度，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封建制度来说，也是改革；孙中山废除封建，走向共和，也是改革；毛主席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是改天换地的历史大变革。我们人民共和国进行所有制的三大改造，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工业企业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都是改革。这些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使人们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变革活动。

一个社会不能总是革命不生产，也不能总是生产不革命。政治和经济，二者总是结伴为伍、相向而行的。只不过根据需要，在不同的时间，侧重点不同而已。革命总是要解放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生产力的。说有人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出处的真假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除非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如果不是，总还要解决吃、穿、住、用的。

始于1978年，持续40年的中国这场改革，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清理帝、官、封的牛圈，进行剿匪反霸，土地革命。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一场美帝强加在我们头上、不得不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如此繁重的革命中，我们始终不忘抓经济建设，把恢复国民经济放在了突出位置。经过三年努力，完成了土地革命，取得了剿匪反霸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接着从1955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特别在1957年的反右派之后，唤醒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干社会主义积极性，1958年，全国生产大跃进应运而生。为应对三年的自然灾害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调整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闯过了难关。与此同时，在战胜困难中，走什么发展道路的问题在党内引起了争论。为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为了解决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作风和腐化堕落苗头，我们党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由于党内有不同意见，四清运动受到了干扰，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党内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纠正。

鉴于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解决党内那些顽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问题，借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党又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尽管有一些冲击，但经济建设并没有停滞不前。大庆油田的建设和投产，全国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全国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的建成，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人工合成胰岛素，发明中药提取青蒿素等等，显示着这个时期各行各业的建设成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国家经济既平稳运行、又有发展前途的显著标志。

人民共和国一路走来，既抓革命，又抓生产。革命之后，生产大上，也是一条规律。

文革后期，毛主席发出了号召：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实行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改变了。一个80岁的老人，费尽心思，用小球转动大球，亲手打开了美国对我国几十年实行的经济封锁大门，就是谋求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

1975年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化建设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9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不是小康，是全面现代化！时间是是20世纪末！

四届人大的国家规划，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毛主席未雨绸缪的部署，这一切都预示着，文化革命之后，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蓄势待发，指日可待。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经济之果！

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当时的党中央，顺势提出了到20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尽管这些目标后来基本都达到了，有的还大大超过了。但在当时，这种大干快上的姿态，被批为”洋跃进”，束之高阁。其原因是，要干，也不能在原有的政治基础上干。

“洋跃进”被打入冷宫，但规律依然存在。中国经济一定要发展的客观需要无法改变。

又过了一年，时间节点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完成了新旧政治基础转换的同时，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来了。

这在当时，并不叫改革，叫现代化建设。从这以后，我们党就逐步把经济建设中的改革开放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口号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喊了40年，也干了40年。

改革是社会的呼唤，是人类的使命，不是谁的发明创造。当然，辩证唯物主义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历史人物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如果我们把改革仅仅看作是某些个人的发明或拍脑袋的决策，没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看不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参与，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只有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来认识，才能说明，十几亿人参加的、持续四十年的这场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经济建设运动，在中国发展史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客观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要看的是改什么？怎么改？看改革中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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