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伦：“改革”话语逻辑中的潜在问题本源辨析

点击：  作者：李敏伦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10-30 10:14:50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里，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成功的经验值得自豪，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反思和吸取。基于这些经验和教训，为把握下一阶段的改革方向，找到更符合人民诉求的正确路径，各界对改革的讨论与研究从未间断。在这些讨论和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五个潜在的基础问题。这五个潜在的基础问题直接关乎我国下一阶段的改革进程、目的、方向及速度等，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本源探析。

 

1、社会主义中国是否需要改革？

 

伴随40年的改革进程，国内外一直潜存着对我国改革的各种讨论或质疑，其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否需要改革？这一问题基于两个话语逻辑：一是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的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因为先进，所以不需要改革；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关系实质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因为落后，所以需要以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关系为发展目标而需要改革。两个话语逻辑存在的前提都是对改革本质的错误理解。

 

改革一词，在国家层面，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对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等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无论是局部，还是根本性的生产关系的调整都是在保持现有生产关系主体前提下的调整，否则即为革命。其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自我革新，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因此，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无论哪一种生产关系，本质上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社会基本发展规律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从整体来说，不以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动态的不断前进的运动体。生产关系的发展，从整体而言，则相对静止。一种生产关系一旦构建，其在主体形态上基本保持不变。一动一静，决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区间远大于相适应的区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不相适应的区间，生产关系主动进行自我调整，从理论上来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生产关系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其自身才不会因为静止而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乃至桎梏。据此，改革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为了更好地适应和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无论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还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只要与同区间的生产力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都需要做相应的自我调整和完善。这是社会进步和繁荣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中国自不能其外。

 

2、是否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需要改革？

 

针对我国的改革，国内舆论界一直潜存着一个判断：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需要改革。这一判断的话语逻辑是：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外国”所包含的其他国家没有缺陷，即便有，也不需要改革；与之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到处都是缺陷，即便有优点，也玉不掩瑕，因而需要改革。

 

在这一话语逻辑建构下，“外国”的具体指向对象实质被虚化和不确定化。因为被虚化和不确定化，“外国”的问题由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引导而趋向忽略，但优点则在羡慕和嫉妒心态放大下显得尤为集中和凸出。由其反衬，中国的社会问题由于国人都身在其中而易于被无限放大，优点则因理所当然心态而被视而不见。在此话语建构影响下，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是，由于“外国”几乎不存在社会问题，因而“外国”的生产关系是完美的，不需要改革；相对来说，中国的社会问题尤其多，因而中国的生产关系是不好的，需要不断改革。国内部分人的“四个自信”逐渐被销蚀与这一话语逻辑建构不无关系。

 

在“外国”的这个集群单位中，又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为耀眼突出，因而，其自然成为“外国”的具体指向对象，即，无社会问题的“外国”被具体化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国”的生产关系的完美想象也被自然转移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完美想象。既然完美，自然无需改革。然而，如前所述，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相对于与之同时段同区间不相适应的生产力来说，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要或局部，或整体的自我调整。在实践上，只存在不愿意或无能力进行自我调整的生产关系，不存在不需要自我调整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不断自我调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长期存续和稳定繁荣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中国，抑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发展中呈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只是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彼此不相适应的外在表现。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是指由社会问题病灶引导到生产关系之病根。各国需要的改革本质上并不是社会问题导向之必须，而是生产力导向之必须。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以“CHANGE”作为竞选口号，并竞选成功，从本质上说，是其看到了美国的现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美国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希望通过调整部分国家发展政策，以期解放生产力。只是由于美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本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导致其任期8年，一事无成，并使美国走上在特朗普的带领下走上偏激激进保守的发展道路。同理，我国40年改革成就的取得，也正是遵从了生产力导向的结果。

 

3、我国各领域的改革要改向何处？

是否需要同步进行？

 

对于我国改革的领域，国内外一直潜存着一种声音：40年的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很成功，政治领域改革止步不前。这一声音潜在的话语逻辑：一是我国各领域的改革成功与否的参照物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我国的改革应全领域同步进行。

 

在第一个话语逻辑建构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先进与否，其主要标志在于其能够提供给民众的物质丰裕和生活便利的程度。物质越丰裕，生活越便利，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就越先进，否则即是落后的生产关系。这一逻辑把人类简单看成是仅仅满足于各类物质享受的动物，只看到了并只能理解人的动物本性。然而，从本质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动物本性只是人最基础的属性。人之所以为人，是由其社会本性决定的。其在追求物质丰裕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会自觉追求由各类社会关系而构建的自我社会认知和认同，即追求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能够充分满足自身及他人物质需求的精神享受等构成的精神愉悦。按照这一人类社会本性去检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各领域制度构建目的显然只停留在实现和满足人类的动物本性需求的层面，而我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各领域制度构建目的显然在于最终实现和满足人类的社会本性需求的层面。两相比较，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生产关系只能被认为是人类尚处于物质需求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在快速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积累方面具有先进意义。但社会物质财富积累毕竟不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和唯一的发展目的，因而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为参照物，评价我国各领域的改革成功与否显然不合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领域制度不是我国各领域改革的努力方向。

 

第二个话语逻辑建构的结论是，一个社会的改革覆盖面越宽，各领域的改革越彻底，达到预期目标用时越短，改革就越成功，否则即是不成功的，抑或是没有进行改革。这一结论是把改革看成了一个简单的加减法游戏。然而，社会发展不但有加减法，也有乘法和除法，更有几何效应。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只作为局部，都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由局部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由短期到长期从来都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事物幼年期、经验不足、承受能力有限等前提下的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试验性的、联动性弱的领域。那种不设前提，不顾发展阶段，一味强调和追求大而全的短期效益的改革都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改革。只有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因时因地因物而进行的有侧重、有步骤的具体的改革才是社会和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其态度才是端正的。“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分步骤、循序渐进。”[3]这应是社会的共识。

 

4、我国40年改革成就是否靠

简单“拿来主义”而取得？

 

在我国的各类媒体宣传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话语误区，即我国今天所取得的骄人发展成就主要是改革开放40年里全面学习和模仿西方而取得。这一话语误区暗含的判断，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发展没有成效；二是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判断以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能力，以及个人生活物质的多寡和丰富为参照。前一个参照系忽视了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能力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复杂的增长规律，以及由弱到强的成长的规律，只看到了增长长大后的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忽略了成长初期打基础的艰难性和创造性。后一个参照系忽视了个人生活物质的多寡和丰富必须建立在国家安定和一定程度富足的基础上，也忽视了个人精神生活也是社会财富构成要素的原理。改革开放之后40年里所取得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能力，丰富的个人生活物质选择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正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里的发展成就。这些发展成就正是前30年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不断自我创新和突破的结果。习近平在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时强调，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前30年“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前后70年的发展是一个整体，不应简单以后40年的发展成果与前30年的发展成果作比较，得出后40年比前30年成功的结论。这是基本的辩证科学态度。

 

第二个判断的话语逻辑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本身是失败的，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也不成功；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最好的，适合任何国家，因为其最好，所以今后的改革必须继续学习和模仿西方。这一话语逻辑实质是否定我国具备自为自创的发展能力，并建构在否定社会主义而肯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基础之上。其以苏联最后的解体这个结果否定苏联用计划经济模式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以及苏联在世界历史上所发挥的进步作用；同理，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市场经济模式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忽略其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环境负效应，以及其原始积累阶段的殖民性和现阶段的霸权唯利性。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即便我国在学习和模仿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十分注重宏观调控和独立自主，依然在取得惊人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个人主义渐成风尚、社会关系紧张、“四个自信”下降等。这些问题很难说与部分领域的简单模仿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无关。40年里，这些问题一直处于可控状态，也正是基于我国在学习和模仿中，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独立自主地有步骤、分阶段性的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学习和借鉴原则。对此，欧美自身的研究者看的更为清楚，“中国模式”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就是例证。

 

5、我国的改革是否会转向？

是否会有终点？

 

国内外舆论界一直存在一种担心：我国的改革进程会否转向，以及会否停止？这种担心的认知和认同基础是：我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构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乃至价值观的进程。基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一改革进程随时可能被终止。

 

显然，这种对我国改革的认知和认同错误理解了我国改革的目的和方向，错误地将改革进程中运用的手段，如市场经济，当成了改革的目的；将改革进程中采取的一些阶段性的措施，如在部分领域的所有制的改革，看作是改革的长期发展方向；将改革进程中的一些外在表现形式，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看成了改革的根本。

 

对于改革的目的，在全面推行改革之初，邓小平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2]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时，他强调要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的高度，并提请全党同志高度重视：“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三个目的，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主张，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40年的改革进程中，在各领域大胆借鉴和模仿了一些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行之有效的有益经验、制度、理论、惯例，甚至一些价值观。但这些借鉴和模仿从根本上，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改革方向。

 

三个改革的根本目的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项伟大但艰巨的事业，只有方向，并无现实经验可以借鉴或照搬，且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尚不足以充分均衡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并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环绕之下。这些现实条件决定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生产力发展的边界由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欲望决定。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欲望不止，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边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相对概念，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水涨船高。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边界，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努力就不会停止。三者实现的长期性和无限性决定了改革进程没有终点。因此，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2013年12月3日下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整体而言，改革的本质是适应和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之必须。其是一个分阶段，有侧重，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反对照抄照搬。其是一项没有终点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活力和社会主义中国持续稳定繁荣的根本途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

 

40年的改革经验表明，一切改革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民，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改的才改，既不片面理解改革，也不迷信改革。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142. 277. 3. 134. 372.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2. 150. 397.

[3] 徐永军：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述及其思想探源[J]. 北京：党的文献，2006（3）.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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