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完成新时代的伟大历史使命

点击：作者：余斌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8-08-29 09:22:16

一、新时代之辩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开篇即指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

然而，报告中“新时代”的提法却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人引用列宁对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批评认为，列宁曾经指出，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这种分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被多次引用过”[2]。”

“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

因此，这些人认为，从大的历史时代来说，现在仍然是处于从1917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谈不上什么“新时代”。

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不仅提到过“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这样的大的历史时代，也提到过并不够大的“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5]。

另一方面，列宁对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批评重在指出他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6]，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的当前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7]。

因此，考察是否进入新时代，重点在于当前的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与过去（1917年，甚至1949年或1978年）相比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发生了改变，那么就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8]

这就是说，从大的历史时代来看，当今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同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

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9]。

很显然，这个时代与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正确界定。

这个新时代的起点是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从而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二、伟大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它就被赋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时的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社会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难曲折，无数革命先烈洒尽热血，经历了28年的时间，终于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面临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经过7年的努力，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初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还指出：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10]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在那里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

而在探索适合自己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以致于我们虽然建立起社会主义较高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几乎不存在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成就，但也面临经济发展亟待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待改善。对此，邓小平提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11]

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了改革开放，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快速发展，并且无论是在就业人口的比重上还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都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很多人提出质疑并表示担忧，但笔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2]

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为了从一种不太完善的剥削形态转变到一种更完善的剥削形态而采取的行动，其革命过程自然是为时短暂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因此只能经常自我批判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如此，即“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而在克服了“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之后，自然是要再一次地飞奔向前。

这也是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深刻内涵。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时曾经指出：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3]

其实，不仅是农业和农村存在“两个飞跃”，在我国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上也存在“两个飞跃”。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作为第一个飞跃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作为第二个飞跃的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邓小平早就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

但是，今天有些人在谈到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时，却往往只谈前两点，而对后三点却采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的方式，不仅讳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且讳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不禁令我们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

“我们要公开警告这些虚伪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15]

很显然，今天一些人不愿意进入新时代，其意图也是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并想使中国永远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能发展，拒绝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好使他们在这个世界里与“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

与这些人相对比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吹响了共同富裕的号角，不仅指出这个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而且作出了两个阶段的具体规划。报告指出，到二○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使命啊！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6]

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意味着既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肯定，同时又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否定。

毕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当前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别是不平衡发展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解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严峻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吹响了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角，但报告同时指出：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17]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

由于这个转变在西方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完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弊端被放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对所有国家的和平发展都产生了威胁。

而当前的新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还处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萧条期。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一贯的应对国内危机的做法，即向外转移矛盾和转嫁危机，美国日益在经济上采取保守主义做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打压，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麻烦甚至灾难性冲突的危险性做法，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和平演变中国的活动有所加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几度泛滥。

因此，如何在富起来之后，在激荡的国际风云中强起来，以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就是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从中国国内来看，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满怀忧虑地指出，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18]。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不仅主动引进外来资本，而且以“两个毫不动摇”的决心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

“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19]

恩格斯更是进一步指出：

“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对立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严酷无情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绝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起作用。”[20]

一方面，既然新时代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自然不可以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永久化，也不可以使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劳动群众中的普遍的、主要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既然“绝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起作用”，而且已经在今天的中国“自然出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的发展”就是其体现。

那么，如何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走出并走通一条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路，就是新时代里我们所面临的一项十分严肃的历史性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1]

然而，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之后，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除了支部建在连上外，在工厂的车间和农村的村子都有支部，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是紧密相联的。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劳动者大量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村的党支部基本上与外出的群众脱节。

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国有企业消失，城市里的劳动者主要是在私有企业的车间和办公楼里工作，那里几乎没有党支部，从而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却没有过去紧密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宗教机构趁机大肆活动与党争夺群众，对党的全面领导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私有资本在国内外具有极强的流动性，美国大减税，私有资本就有可能逃往美国，从而在私有资本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党对经济的领导，相比私有资本比重较低的过去，也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四、伟大的思想指引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参加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22]

习近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过专业学习和研究，而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果，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伟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里应对严峻挑战、完成历史使命的行动指南。全党都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刻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的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像列宁所批评的那样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要把握其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其次要把握其中所体现的新时代的中国国情、党情和当今世界的世情，这样才能理解这一伟大思想，就像恩格斯曾经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

“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2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习近平曾经指出的“两个不能动摇”，即

“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24]。

然而，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他把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习近平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等论述作为教条去硬套理论依据，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在混合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只要我们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凡是有利于社会的共同富裕，我们都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实践”[25]。

但是，习近平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6]

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27]

尽管如今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全面实现这个基本原则，但这个基本原则不能丢，而且应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日益在现实中凸显出来，更不能比进入新时代之前向后退。

事实上，无论是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都必须有物质载体和制度性保证，否则就是空中楼阁。这种物质载体和制度性保证，不可能是随时因别国的减税而逃走的私有资本和大多数劳动者只能按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收入的既没有工会又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私有企业，而只能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党能够直接领导的国有资本。

因此，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决不能是国有企业后退一步，而必须相反地使国有企业不断前进，否则党的领导就会不断被架空。

至于那些认为国有企业的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观点，则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知道，在中国，最大的公共服务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西方国家那种私人资本也经常介入的使私人资本家获取暴利的所谓公用事业。

事实上，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期间，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时进一步指出：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28]

由此看来，要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指引各项工作，还必须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展开严肃的理论斗争，反对一切（包括明褒暗贬）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反对一切歪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妄图以空谈的方式把它变成教条以束之高阁的言行。

总之，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完成新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