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若瑜：外公陈望道的家庭生活

点击：作者：杨若瑜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9-07-13 21:09:32

1.webp (1).jpg

陈望道先生在上海国福路51号家中书房里

【编者按】作者是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翻译者陈望道先生的外孙女，1937 年出生在浙江义乌柳村， 1943 年入本村小学开蒙 , 1953年考入浙江省金华第二中学读高中。 1958 年响应朱德总司令号召奔赴大西北建设祖国, 1992 年由新疆制药厂退休。本文由王学成征得作者同意，对原文《外公陈望道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进行删改整理后引荐，以飨读者进一步了解陈望道先生的个性品格。

1.webp (2).jpg

作者（左二）与舅舅陈振新（右一）、舅妈朱良玉（右二）及小女楼一帆（左一）合影

外公陈望道祖家在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距离妈妈嫁到的柳村约有25 里,路程不算远,但要翻过几座小山,走路还是很累的。

我自小跟着妈妈常去外公家里，从大人们的语气中听出他是故乡里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常问妈妈想知道外公的一些事情,妈妈却总是说：“外公人很好,说话和颜悦色的,就连要妈妈小时候做什么事情或怎么去做,都会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给予鼓励”。起初，就连妈妈也不知道自己慈爱的父亲，居然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经常身处危险境地。妈妈说，她早年在上海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时,外公在上海教书非常忙碌。有一天妈妈在家里温习功课,外公突然把她唤到身边,说已经叫了一辆黄包车等在门外,让妈妈坐车去送几本书给一位叔叔。出门时，外公特意叮嘱妈妈在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讲话，脸色显得认真郑重。妈妈只是以为爱看书的外公，又从哪里买来好书送给朋友,就拿起包好的袋子送到了那位叔叔家里。几年后妈妈才知道，那是一些被国民党到处搜查禁止的进步书籍,当时已经开始怀疑到外公了，为保护这些书籍不被发现,外公要尽快把书籍分批安全转移出去。妈妈小时候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帮助外公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可见外公这位文质彬彬教书人的智慧与果断。

妈妈还说,外公做事非常认真, 特别在看书写文章的时候更是专心孜孜。妈妈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外太婆（即妈妈的奶奶）剥好煮熟的粽子,要妈妈去书房叫外公出来吃。妈妈去叫了好几次,外公都张口答应却迟迟不出来。外太婆就把粽子和一碟红糖送进书房里给外公吃。过了一会儿,外太婆进书房问外公还要不要粽子了, 却看见他手捧书卷满嘴黑乎乎的。原来外公聚精会神地在翻译一本书,误将砚台里的墨汁当红糖蘸着粽子吃进嘴里了，这件事情外太婆经常当笑话讲给我们听。后来大家才知道，当年外公专心孜孜翻译的那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

妈妈是外公的长女，在1937 年生下我,外公得知后开心地说:“如玉,如玉,就取名‘若瑜’吧”。并解释道，瑜如玉,玉是无价之宝，这就是我的名字由来。

1947 年暑假，身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外公回到分水塘祖宅，我对外公开始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我记忆中，外公不太爱讲话,但很喜欢孩子们,常会给我们买零食吃。那时,家族里有我二外公陈申道家的陈社杰、陈振兴、陈競競，小外公陈致道家的陈希嫩、陈小木，我阿姨陈次莲家的季清如、季评晖、季定晖等一帮十几岁的孩子,每天凑在一起爬树摘果、下河摸鱼地玩耍,外公会饶有兴趣地站着旁观。有一次,外公和二外公陈伸道、小外公陈致道、大女儿陈秀莲(我妈)，以及家里的其他长辈坐在厅里谈话,我们在一边嬉笑打闹，外公建议我们擦洗墙壁搞卫生,让我去买毛巾、肥皂，我们小孩笑闹着搞清洁卫生,长辈们就谈话乐悠悠地看着我们。还有一次，外公给钱让我去买来花生,再按孩子人数均匀地分成几小堆让大家领，我们闹哄哄很开心，不管有人匆忙上前抢花生，还是有人耐心上前拿花生，外公都会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不说话。有天外公问我：“你为什么每次总是最后才拿？”我解释说是我在分发食品,应当自己最后拿,才能表明公正分配，外公听了含笑不语地点点头。

我七、八岁时，外公在复旦大学工作住在卢三村17 号。我和妈妈去上海看望外公外婆，从学校到市里去游玩都是乘坐校车的,每次上车外公都会先让外婆、妈妈和我坐好，然后他才自己坐下,要使看见上来校园别的女师生,他会迅速站起来让座,哪怕还有其它空位也是如此。这在我心里总觉得外公和家族里的其他长辈有些不同,但不同在哪里又说不出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外公成为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祖国栋梁之才, 外公更加倾注心血，努力树立优良学风和倡导学术钻研精神。外婆是外文系副教授和学校妇女组织负责人,同时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上海市分会妇女组织负责人。他们平时的学习与工作都相当繁忙。

1956 年,我因为经常莫名其妙头痛无法持续课业,只好暂时休学到上海看病，居住在国福路 51号，跟外公外婆整整度了两年时光。我到上海治病的时候,外公已经65岁,外婆55岁了,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成就卓著，还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中投入很多热情和精力,那怕在家中的时间也大部分在工作。外公和外婆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工作性质也不一致,为了不影响彼此休息,他们在二楼各有卧房，外公房门走出往左转再走上两个台阶就到外婆房间了,彼此走动很方便,两位老人每天都会互相探望关心。有时我在外婆房里, 外婆会提议“我们去看看外公好吗？”走到外公房门口，外婆就会说: “陈先生，阿瑜来看你啦。”外公每回都会很客气地一边做出请进的动作，一边说:“坐,坐”。平时外公和外婆都是以“先生”相称的，外婆叫蔡葵，又名“暮晖”，外公就称“蔡先生”或“暮”。

外公比较喜欢猫，有年出访越南后回国时带了一只猫，这只外国猫竖起尾巴能使尾尖约 2 公分直直后拐,很特别。对生活从无要求的外公,亲自叮嘱做饭的阿金阿姨要好好照顾小猫。外公休息时，只要踱到猫咪旁边,猫咪就会望着外公“喵，喵”地叫，这时外公会蹲下身子微笑着摸摸猫咪的头。有一次,外公大声地叫“猫”,外婆边答应边向外公房里走,问外公有什么事？外公说我没叫你,而是在叫唤猫。“暮”、“猫”两字发音很像,外公这种偶尔的淘气玩笑，使家里轻松快乐好一阵子。

外公在家里很少说话,牢是长时间坐着思考一声不响。他尽管如此却会关注我，在外公家居住的日子里,他从外面回来如果没见到我，就会问外婆:“那孩子呢?”有一天我去外婆房里,外婆说：“刚才你外公兴冲冲地走到阳台叫喊快来看，我（外婆）跟着你外公走进阳台,他朝花园右墙边指着说：‘你看这孩子在劳动了，’是你今天把花园里的杂草清除了。”由于学校花工师傅在外公家的大花园里种了各种花卉,做饭阿姨利用小片空隙地种了一些蚕豆和蔬菜,我看菜地里长出了小草,就趁外公外婆休息时去花园锄草,没想到外公看见了会那么高兴。

外婆是位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当副教授，同时也担任着很多社会工作，每天各种事务忙碌。即便这样，外婆还是每天和我聊天，把慈爱倾注在我身上。外婆下班回来,只要把门一推开,就会愉快地唤我:“阿瑜啊”。每天如此，每次如此。为了让外婆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我每天在外婆下班快到家时,特意去一楼上海语言研究室里看书读报等候，当外婆慈爱的声音传来了,我就马上跑到她身边并接过手提包。外婆见到我就会微笑地拉住我的手慢慢走上二楼。如果外公在家,我们就先去外公的房间打招呼：“陈先生，我回来了。”在书桌前伏案的外公，会很礼貌地站起来说：“好，好，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外婆就在椅子上坐几分钟,问问饮食和身体情况,再谈几句工作,才站起来告别外公,拉着我的手去外婆的房间，她接着就告诉我每天的所见所闻,陪我聊天，有时还讲故事听，让我很感快乐。在日常生活中,外公外婆非常地恩爱互敬,对我也百倍关怀,让我萦系终生。

外婆好几次回忆起她和外公的往事，还讲述她第一次在杭州见到外公的情节。当时，外婆在杭州慕名听了外公的演讲,感到这个人很有学问才华。演讲结束后,外婆就去拜访这位心中敬佩的演讲者,结果发现在台上铿锵妙语、主张坚决的演讲者，却在台下很沉默谦虚。后来凡是外公演讲,外婆必去听,并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带着浓重义乌口音的普通话解说的很透彻。天长日久，两人接触多了慢慢滋生起感情，有时外公也去看望外婆。

外公生活很简朴,年轻时经常穿一件长衫,人称他“裁缝师傅”,他去看望外婆时，手上总是拿上几张报纸,报纸上就有他认为要重点关注的消息。为此，还引出一段笑话，外婆的一个弟弟买了双高跟鞋,说:“姐姐,你不要和那个裁缝师傅来往了,他每次来只送你几张破报纸。”示意姐姐要找个时髦的姐夫, 外婆理解弟弟的心意，又觉得可笑，就穿上高跟鞋在弟弟面前走几步,然后叫起来: “啊哟！疼死我了,我受不了你这时髦的高跟鞋,还是每天看看‘破报纸’为好。”外婆对我说:“我弟弟哪里知道,我爱的是你外公那种朴实人品和渊博学问。”外婆还说: “你外公很有意思,他约我去游泳,我游的正趣味浓时,回头却看不见他的人了。他悄声离开干嘛去了?原来坐到泳池边上看书去了。”回忆起外公往事,外婆脸上闪烁着幸福的光彩。

外公外婆很相爱。在婚后不久,外婆曾去美国留学,多月不见，书信不便，双方都经受着相思之苦。后来，外婆突然接到了外公住院的消息,立刻暂停学业乘机回国，一路上忐忑不安,不知道外公病情如何？心情非常忧愁。一下飞机,外婆匆匆往外走,出机场门正在找车,就看到一个人影从远处直朝自己奔来。看着越来越近的熟悉身影,外婆又惊又喜,直到气喘吁吁的外公站在自己身边,外婆才相信这正是自己急切赶回来要探望的亲人。听到外婆的回忆,十几岁的我不由得感叹:“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沉浸在往事里的外婆被我文绉绉的话逗笑了。

外公外婆由衷地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对新中国的建设投入满腔热情。1957 年 6 月,脱党 34 年的外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虽然入党后并没有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但他的工作热情更加饱满了，每天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在书房伏案,尽管精神很好,但人却消瘦了许多。一天早上外公打开房门，朝着外婆房间一边急步走，一边连声喊“暮,暮，”外婆赶快迎出房门问:“陈先生,怎么了?”“我的手表没有啦，手表丢了。”“怎么丢掉的?”“不知道,可能是昨天出去开会,丢在那里没带回来吧。”“那请小王同志打电话去问问吧。”外公的随身警卫员王心敬就住在一楼,也是家里的成员,外公外婆叫小王时后面都加上“同志”两字。小王先打电话给司机老魏，回答是“没有见过手表”。两人在电话里回忆了昨天停留过的地方,小王就一一打电话过去问。看着小王同志越来越失望的神情，我心里也犯嘀咕,怎么好好戴在手腕上的手表会丢了呢?

下午,我在外婆房间里聊天。外婆说,既然外公手表找不到了,那得赶紧去买一块，不然外公掌握不了时间会着急的。一块好些的表要七、八百块钱,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正说着,隔壁传来外公的嚷嚷声:“暮,暮,我的手表找到了!”我们打开房门只见外公已经走上台阶，不知为什么外公左臂高高举过头顶走上来,看到外婆和我不解的目光,就用右手指着左上臂说:“看！在这儿找到的。”原来外公这段时间因为过于忙碌,整个人显得消瘦胳膊就细了,于是手表无意之中异位到上手臂去了。

外婆为自己工作繁忙而忽视了外公的身体很感歉疚,于是做饭阿姨买些肉类来增加营养,还亲自给外公煮粥熬汤。不过,外公那个高举左臂的“高大”形象,让大家一想起来就忍笑不禁，又给家里带来一种欢乐的气份。

外公爱喝浓茶，每天早晨都要用茶壶泡一杯茶水,已成为生活习惯。有次搬家时,外婆为了不影响外公时常思考问题,只交给他一件搬家的小小任务，就是把他自己早晨泡好的茶壶拿到新居去,以便随时可以喝茶水。外公到了新居时,却交给外婆一个壶盖却没了壶底,问他怎么回事？外公解释说，端着茶壶里面的茶水晃来晃去不好拿,就把茶壶扔掉啦。外婆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你把茶水倒掉不就好拿了吗?”外公醒悟地说“是啊，我咋没想到呢。”其实，外公随时随地都在思考问题,其他题外事情在他的脑子里都没了位置,“书呆子”惹出常人不可理解的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外公经常神游在忘我工作的世界里,但并非对周围的人和事都不关注。有一天,外公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道:“我们学校有了一个宝贝!”我从古代的青铜器一路猜到明清的大瓷罐,外公都笑着摇头。外婆拍拍我的肩膀说: “阿瑜,你外公不在意那些东西,他一定发现了什么人才,那才是心目中的宝贝!”果真被外婆言中了，原来复旦大学校办工厂的工人师傅蔡祖泉,他只读到初小三年级,全靠自学成才钻研发明了“小太阳”照明灯,成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盏氢灯，让外公视为“宝贝”。

外公外婆年龄大了，两人都患有糖尿病，在二楼洗手间里有一套测试尿液含糖量的简易设备。我就负责操纵这套设备，每天早上起床后，对外公外婆的尿液进行测试，报告含糖量分析结果。外婆的糖尿病比较重,所以要定期去医院检测。做饭的阿姨说:“你外婆节约得很,每次空腹去医院检查,都是家里带上早饭的，从来不舍得在外面买来吃。”那时候,外公的工资是 400 元,外婆是 140 元,在当时是高工资了,尽管他们时常慷慨借钱和补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但自己却一向讲究节俭朴素。有年外公得病住院了，发现医院请来苏联医疗专家,还经常在一起严肃地低声讨论。他意识到可能自己得了疑难病症,但不在意地对我说: “我并不是为自己有什么不治之症发愁,只是要加紧该做的工作,尽快完成《修辞学发凡》的修改计划。这次得病让我意识到要抓紧时间做我要做的事情。” 其实，医生当初怀疑外公可能得了膀胱癌。但外公得病后，忧虑的不是自己生命安危，而是祖国教学事业，这种思想精神很感动我，激励我。

1958 年,朱德在《中国青年报》发出号召：青年们去建设祖国大西北。我满怀豪情决定赴新疆参加建设,但是想到要离开两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又觉得难舍。我先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外公,外公听后没有任何表情,沉默顷刻后开口说:“我们家庭里,原来有两个大胆人,一个是季鸿业, 另一个是蔡希陶，现在又出了个你要跑去大西北”。季鸿业是外公小女儿次莲的丈夫,即我的姨夫,早期参加革命,在浙西一带参加地下游击活动,后为抗日金萧支队第八大队队长,义乌解放前夕为路北县县长。有一次在山上,他看见老虎进了山洞,就迅速进了后山洞口。这个老虎洞有前后两个洞口,老虎从前洞口进去,虎头自然就朝向后洞口,人朝后洞口进去,正好迎着老虎头。老虎见了他!张开大嘴一吼,他就迅速地朝老虎嘴里开枪击毙,自己安然无恙地走出虎洞。而蔡希陶是我外婆的大弟弟, 我称为大舅公, 他 1911 年出生，17 岁那年,我外公介绍他到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从此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1932 年还在21 岁那年,他接受领导的任务告别京城,只身去云南寻找植物标本, 当时云南山区人烟稀少，荒山僻径,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还有彝族聚居地区语言不通，因此在采集标本过程中，他面临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他机智勇敢、沉着应对,化险为夷。在抗战爆发后，他在云南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从美国引种烟草在云南栽培试验获得成功,至今烟草仍是云南经济的重要支柱。解放后,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找到了橡胶宜林地,发现无数有价值的热带植物。而今，外婆得知我决定要去大西北时,她提议和外公陪我一起去西餐厅用餐,给我送行，我终生忘不了外婆那天的表情，到底是高兴还是难受。一天，义乌二中校长(当时树国中学称主委)吴广裕老师一行，赴上海参观学习时来拜访我外公，外公很高兴地请老师们共进晚餐，就餐间谈了很多关于义乌办学的事情,也向他们介绍我说:“这是我大女儿秀莲的孩子,她父亲是义乌中学的杨兴炎老师,她就将去新疆建设大西北了”。

在我奔赴新疆后，每次收到外婆的信都很高兴，打开信封跳入眼帘的第一行字，总是“阿瑜,好孩子”或“亲爱的孩子——阿瑜”。无论是我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当上妈妈,外婆对我的称呼始终不变。在每次来信中,外婆总会提醒我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在课余和业余时间做做操、看看花草等等，无论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她都会不断给你提示，在信中也必定会告知外公的近况，特别是外公有什么好的消息，并常在信里附上一张外公或她自己的近期照片。

1963 年元月 5 日,内地和新疆乌鲁木齐铁路首次通车，我乘车回上海探亲,外公外婆非常喜悦,亲切地久久握着我的手不放询问新疆生活和工作情况。觉得我在大西北受很多苦，要做饭阿姨为我增订一份牛奶,多买一些鱼、肉、鸡等好菜，十分地心疼我。外婆原来要让我留在身边,曾吩咐外公的警卫员去办理进沪户口,是我自己执意要回新疆。回到新疆后,外公外婆认为我身体不好要增加营养,每月汇给10 元钱，我当时的工资每月 30 元。外婆说,年轻人吃点苦是应该的,但是在高寒的大西北地区，一定要注重营养和保暖。我总是以各种理由谢绝,要外婆不必给我汇钱。1963年11月，我的长女出生了,外公外婆很高兴。过了几个月，我抱女儿来上海给外公外婆看，还给了一张照片，外婆拿着照片看了又看,然后取出一本小影集把照片珍藏起来，并对我说:“待我老了,你把小宝宝送到外婆家来,我雇个人带孩子,好好地培养她,我和你外公同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外公也高兴地给长女起名为“一新”,说是新疆的第一代,一新耳目。又对我说:“在靠阳台第二个书柜的第三层有本《一字长篇》,那是一本专门解释“一”字的书。” 他一边给我说，一边在一张纸上写着。至今,我还保存着外公为我长女一新取名时写的“耳目一新”的纸条。外公当时兴奋、慈祥、亲切的面容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再次回沪看望外公。几年不见,外公衰老了很多,我一时觉得难受,坐在办公桌旁也不知说什么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冷场了一会儿,还是外公先开口了,他从摇椅上慢慢站起来, “我现在可以穿皮鞋了。”他又坐回摇椅,拿了一双皮鞋穿上,大踏步地在卧室里来回走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挺好嘛?"确实,外公走起路来似乎很有精神,但我明白他是在宽慰我。当然，他健康让我欣慰，但我可以联想到他曾经穿皮鞋都不是容易的事。

1971 年 9 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一帆，我到电话局打长途将这一喜讯告诉外公,外公非常高兴,连连祝贺母婴平安,叮嘱我保重身体,并夸奖名字取得好,人生一帆风顺是最大的幸运。得到老人家的祝福和夸奖,让我倍感温暖。1972 年,我又带长女楼一新来看望外公,外公亲昵地看着小一新,用手摸着她的头轻声地问她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啦,上几年级了,都学什么课等等。并示意我舅妈朱良玉去购买我们平常要用的生活用品。外公约我们娘俩一块出去散步,到国清路商店里给一新选购了一件花棉衣,回来后兴高采烈地给我们介绍了中央首长动员家人穿花衣服的故事。

1976 年 1 月 8 日,外公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期间,突然从广播传出了沉重的哀乐和沉痛的播音，仔细一听是中央台播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外公的神情很严肃,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在病房门外的走廊上来回地走了很久,他说:“周总理胆大、机智、有魄力,是声震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一心为人民,一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光明磊落,他是一位才高德厚的难得国家领导人”。

外婆的知识很丰富，传授能力也很强。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她经常轻轻地诉说年轻时和外公相处的经历，我静静地听着，听着，那是一种享受。有关外公外婆个人的一些家庭生活琐事，我猜想他们从来不曾与人说过……

1.webp (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