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冰丁堡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原则

点击：作者：孙立冰丁堡骏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7-09-14 10:24:02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的现阶段，毫不动摇地鼓励、引导和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政策都不是毫无边界和毫无限制条件的。它们分别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原则，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正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能得到真正实现的根本保障。

1.webp.jpg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孙立冰副研究员

1.webp (1).jpg

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丁堡骏教授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改革和发展目标所作出的新的理论定位和历史定位，它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了疑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思想理论界不断有人用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致于在一定范围内，许多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其用意显然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将其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以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为特征的冒牌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面对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相关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括为: (1) 反动的社会主义，主要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这些社会主义派别的科学成分、不科学因素以及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本文不再赘述。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世界范围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两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1．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读为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庸医，它非但没有医好资本主义的痼疾，反而瓦解了第二国际，断送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反对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认为，这是违背道德伦理的，力图用各种社会改良的办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可见，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愿望而已。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案，将无法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变革，更不可能实现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最初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的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 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的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拉萨尔派。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恩格斯领导和指导的第二国际成立时，曾经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并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纲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也曾经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自己的同路人。但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斥为 “空想主义”，否定飞跃、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提出 “和平过渡”和所谓的资本主义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思想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纷纷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国会通过战争拨款，支持资产阶级政府 “保卫祖国”，让交战国的无产阶级互相厮杀。这样第二国际就彻底丧失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然丧失了领导地位。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及其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国胜利”说，并且首先在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逐步接纳和尊崇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从推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到公开推行唯市场化，从推崇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到公开推行唯私有化，直到在政治上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化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国家分裂、经济衰退。因此，是民主社会主义断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民社派人士。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时，他们大肆宣扬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经济上私有化、政治上民主化的结果，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私有化和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因此，民社派人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出路在于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走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极力主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妄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他们否定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企图用高福利的改良的资本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对这种错误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

2．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读为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东欧国家寻找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误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体系而形成的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理论上的进攻和政治上的和平演变。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攻击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是行不通的。而波兰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等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不料却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提出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落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怪圈。第一，兰格坚持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决定劳动者的就业关系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第二，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错法模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西方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的翻版。东欧的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就是按照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市场模式进行改革，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场悲剧，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神圣化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产生的悲剧。米塞斯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污蔑社会主义不能进行经济核算，这是经济学领域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的责难和挑战。这种挑战的本质就是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的错误理论来污蔑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兰格等人正是因为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设计，用资产阶级方案设计社会主义模式，其结果必然导致这一理论及其政党在后来的改革中的失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英国工党在大选连续败北的情况下，开始对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与市场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他们认为，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一样，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即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手段。因此，在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公有制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特征和本质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以高效的私营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同样，市场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甚至暗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计划只有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能启动。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主张在 1997年布莱尔上台后得以实施，即在英国工党的党章中彻底放弃了对生产、分配、交换领域实行公有制的主张。这就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 “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市场社会主义及其悲剧进一步启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对这种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设计必须要有全新的视野，必须和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通过前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实践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 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学说能够称得上是科学的，在这些学说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坚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尽管存在一定失误，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后来由于以民主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而葬送了社会主义。就当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而言，要么是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所谓独立的 “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鉴于这样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才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郑重宣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明确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充分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呢?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说: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④同时他指出，解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矛盾的出路在于“剥夺剥夺者”。在“剥夺剥夺者”之后，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对于个人消费品则实行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共产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资料分配规律: 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制度;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制度。解决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问题，出路在于消灭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实行全社会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并进行生产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进行了具体详细的分析: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 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⑤

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经济特征或原则包括: 第一，社会生产的总产品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部分，作为社会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社会生产的总产品的另一部分即消费资料和享受资料，用于生产者的个人消费，由劳动者个人占有。这也就是实行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的 “重建个人所有制”。第三，未来社会的社会生产是 “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的社会生产。可见，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才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

在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经济原则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最基本的经济原则，它对其他原则具有决定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表示: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和一切不公正的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关键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分配领域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只能实行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由此才能彻底消除私有制条件下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还决定了劳动者运用公共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是私人产品，由此也就决定了未来的社会生产本质上不再是商品生产，在宏观经济运行上不再是无政府状态的盲目生产、盲目分配，而是“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⑦。由此，三个基本经济原则统一于社会主义生产全过程，决定着社会主义全部生产关系的性质，共同支配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健康运行。

上述三个基本经济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但是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础来说，仅仅强调经济原则肯定是不够的，政治原则、思想文化原则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原则对于一个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讲，坚持政治原则、思想文化原则和经济原则同样重要。由于本文特定的研究目的，以下将侧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原则展开论证。

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越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一直都在强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是，在经济理论界并没有形成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相一致的舆论氛围，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思想和行动跟不上总书记要求的地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关键就在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在思想认识上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很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甚至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由于这些深层次上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错误存在，导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中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对此，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创立的已是共识，但是社会主义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奠定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却存在着较大争议: 是以某一个或某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就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呢? 还是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就为基础，在其薄弱环节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率先进行革命，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脱胎于本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有人认为，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根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某一国家一时建成了社会主义，由于先天不足，早晚也会 “回归”资本主义。这是用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的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否定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

马克思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集中阐述了自己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化地运用《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为俄国公社走私有化进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作论证的观点，并为俄国农村公社指出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全新的发展道路。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这一观点，可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澄清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仅限于西欧，而且讲的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根本不同于俄国，俄国面临的是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马克思强调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⑧。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大量原始材料的专门研究得出，农村公社就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就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 “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⑨，“如果它 (指俄国公社——引者注) 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置于正常条件之下，那它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⑩。这就从事实上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而径直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依据。

再次，关于俄国何以能够实现跨越资本主义，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是和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因此俄国就能够做到继承资本主义一切成就的同时又避免它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早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正像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 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⑾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英法工业革命之后，俄国生产机器可以直接继承英法工业革命的成就，而没有必要从头再孕育一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在哲学领域，在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之后，俄国的哲学也可以直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没有必要再重新孕育产生一个俄国的黑格尔和俄国的费尔巴哈。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俄国这个东方社会，完全不必重走西欧的原始积累以及以后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而可以径直走向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他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具体特点，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俄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东欧国家和中国等也先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理论和道路的正确性。现在，历史虚无主义者却以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制度的转型，否定这些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建设成就，否定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事实。为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们有必要加深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认识。

根据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 “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⑿ 。因此，对于一个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可以选择不固守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具体应用。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科学性，尤其是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这是任何歪理邪说都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因此，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不必再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可以借助和使用同时代资本主义取得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并且由于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苦难，取得比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优、更有效的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跨越理论，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越性质，才能更好地在中国贯彻和实施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坚持正确的跨越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当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创造性地开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原则

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经济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保障，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要注意它们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要做到政策协调一致。其中任何一个原则动摇了，都会动摇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1．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必须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着眼于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经济原则中，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基础性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决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是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但不能回避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公有制经济成分发挥作用并不理想，以致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人民不满意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在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过程中，没有充分注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因此，我们认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加清楚明确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劳动获得感，就必须使公有制经济及其国有企业重新回归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意。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在生产领域里实现全体劳动者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只有生产领域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社会主义关系才能形成。因此，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要义在于，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

一些沉迷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人千方百计地歪曲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义，他们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形而上学地抽象为一种公有产权关系，并进一步歪曲基本经济制度; 他们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片面解释成公有资本是否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优势，例如公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50. 001%，还是 49. 999%，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属于前者，那么我们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属于后者，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思想史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曾经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由于他不懂得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用语，不懂得所有制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在生产关系诸多范畴之外给所有权下定义，因而在所有制问题上陷入了经济学形而上学。针对蒲鲁东的错误，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⒀蒲鲁东正是由于绕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的研究，抽象地给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下定义，才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和运行形式时，必须高度重视对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如何落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解为一种公有产权的教条思维; 同样，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也必须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为主要抓手，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国有资本还占有一定优势，而忽视国有资本在社会再生产各个具体环节中异化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问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最为关键的问题。抓住这个关键，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改革，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生产关系就能够落实，人民群众就能在改革中发挥主人翁作用，在分享改革成果过程中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这种健康的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2．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在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公有制或所有制，消费资料则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必然决定在分配领域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这是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可靠的制度保证。问题在于，现在有些学者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放在一边，只是抽象地讲要实现共同富裕。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即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福利政策等二次分配方式实现共同富裕。但资本主义世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趋势、不断升级的经济危机、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证明，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保证下的收入分配改良政策，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同样，我们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由于受中外私营企业不合理高薪的影响，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经理高额年薪制，使 “个人消费资料”范围内的年薪严重超出了其应有的界限，既不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也超越了按劳分配的消费资料界限，事实上已不再是劳动收入意义上的 “薪”，而是转化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是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背离，这种背离达到一定规模和数量，就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需要强调的是，按劳分配不是孤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企业之外的一般关系，它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经济关系。它的贯彻落实离不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企业，因此必须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中进行制度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主体经济成分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并以此引导其他经济成分的分配关系。

3．按照对社会生产进行 “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的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论证过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的消亡，那是以共产主义成熟阶段为背景所作的论证。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历史阶段的国家不但不能消亡，而且还要以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因此，作为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具的社会主义国家功能不能削弱。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协调机构，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府也不能弱化。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剥夺剥夺者”，“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问题是究竟谁能以社会的名义代表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管理经济? 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政府。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要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组织生产的基本原则的体现。

在当前情况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要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按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整体和战略高度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计划或规划; 第二，按照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安排和管理国有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活动; 第三，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法规等，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第四，负责生产公共物品，满足全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多方面的基本需要; 第五，制定政策和法规并监督执行，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包括斯密提到的 ‘守夜人’的功能，要包括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提到的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且还要包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府所特有的职能。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的作用”⒁。

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是否能建设成功就在于能否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正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实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历程是: 第一阶段，将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经济特征改为主辅论。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为补充; 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形式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第二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特征又演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调共同发展，但进一步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 在分配原则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进一步强调不搞两极分化; 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⒂。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性。可见，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毫不动摇地鼓励、引导和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政策都不是毫无边界和毫无限制条件的，它们是相应地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原则紧密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