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资政育人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不仅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而且还从理论层面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现实意义。习近平还专门指出，党史工作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

习近平所指的党史，当然是我们经过党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出版的党史，也称“官修”党史。但是，尽管习近平多次作出有关指示，但就在十八大召开后不久，《炎黄春秋》发表署名阎长贵的文章，提出质疑。文中写道：“据一位很著名的党史专家说（大意），官修的党史，是教育干部用的，能管十年、二十年。这怎么能叫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常说，‘资政育人’，‘要历史告诉未来’，而若没有‘信史’，怎么‘资政育人’，怎样‘告诉未来’？”（《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 第45页）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官修”党史确实声音不强，而所谓的“信史”则大行其道。著名党史专家、曾担任中央文献办常务副主任的金冲及，早在2011年指出，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党的两个历史决议是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笔者注），目的在于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是“三十年过去了，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我们不少媒体好象特别津津乐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对当时全国人民如何热气腾腾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海外，抓住个别事实，甚至是歪曲和编造事实，散布很坏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苏联解体前也有这样一段过程。”“有些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有意无意地给人制造一种错觉：仿佛那30年无非只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没有干多少好事。这种看法是客观真实全面的吗？显然不是。”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些错误说法长期在媒体上，特别是网上时常可见，而那些说法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的有关论述，与大中院校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大相径庭的。但非常遗憾的是，那些有明显错误的言论，有时还出现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上，而且鲜有人出来澄清或反驳。

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革”运动

许多媒体都喜欢把两者扯到一起，把两者都称为是错误的运动。这是明显的混淆是非。反右派斗争与“文革”运动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反右，第二个历史决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而关于“文革”运动，《决议》的结论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个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个是“内乱”，泾渭分明！至于反右严重地扩大化，说来话长，在此不赘。但是有一条，很多被改正的当年的右派分子，例如方励之、刘宾雁等等，还有后来那些人老心不老的鼓吹“宪政”的离退休干部，实际上并没有错划。

邓小平多次强调过1957年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在新时期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时，多次明确地指出了这和1957年的右派言论一样，都是“杀气腾腾”的，甚至更为严重。例如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就严肃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

无论是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还是19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帝国主义早在在1950年代就企盼的“和平演变”，即现在的“颜色革命”。因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多次提到了要防止“和平演变”。在1992年南方讲话时，邓小平强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根据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中。四项基本原则作为1982年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而四项基本原则的追根溯源，则来自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成果。

“饿死三千万”和“死了两千万”

这两个数字，也经常出现在许多媒体上。一个是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乃至更多的人，另一个是指“文革”运动中死了两千万人。这样，有意无意地为新中国前三十年营造了一个“全屏”的黑暗面。

曾参加过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工作的党史专家石仲泉指出：“（党史二卷）在海内外一些媒体炒作‘大饥荒’的严峻挑战面前没有退却，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字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说法。这样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党史二卷的表述是这样的：“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提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党史二卷第563页）

《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也是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2016年第16期的《求是》刊文，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该文写道：“有学者通过持续不懈努力，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人口变动的数据进行详尽的比较分析，对各地的地方志进行了大量梳理，更下大功夫对对手的所谓‘资料’进行逐一考证，以比较详实的资料驳斥了流传甚广的‘饿死三千万’的谣言，让更多的人认清了这个谣言的危害。”

联想到多年来我们的某些党报党刊和图书，不知把这个谣言作为“真相”重复宣传了多少次，造成的思想混乱是短期内难以消除的。但愿今后境内的出版物不再出现类似的“真相”。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某些党史专家，讲话写文章更应该讲究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不要随意发挥。否则很容易引起某些媒体有意无意的炒作，造成思想混乱。例如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后，有位就职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就对媒体说，“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实际上，在1991年官修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就有这样的表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见该书第369页）。当时并没有人大肆炒作。而这位专家的话，经首发媒体的“解读”，迅速在各种媒体上传播开来，标题大都是“惊心动魄！党史终于承认‘大跃进’饿死了一千万人”。同样的表述，在1991年和2011年不同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沉渣泛泛而起了。

关于“文革”造成“死了两千万人”的说法，则来自于某些学者对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的“栽赃”。叶剑英的原话是，（“文革”运动的领导班子），“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且不说叶剑英的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客观，叶剑英的整篇讲话根本没有“死了两千万人”这六个字。但是，在马立诚、凌志军所著的《交锋一一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书首次出现了这样的内容：“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据该书的作者称，此书在国内外都是畅销书。因此，这种无中生有的“死了两千万人”的说法，至今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就在2016年7月，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发表了一篇反思“文革”的文章，文中写道：“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并且接下来还写道：“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邓小平的这段话，在《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里都查不到，只能说这又是一个“死了2000万人”的孪生兄弟。在此还要补充一点：1981年，为了方便党员和干部了解和掌握中央精神，中央文献研究室报请中央同意，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出“重要文献”送审稿后，胡耀邦在看完稿件后写下了一段很重要的批示：“为了便利于查阅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规定和阐述，为了便利于党内同志考查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的重要言论，我赞成编辑《三中全会以来》这部重要文献的汇编集和选编集。”叶剑英的那篇有“受害的有上亿人”内容的讲话未能入选。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指的是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说法，简称“崩溃边缘说”。此说法最早出现在1978年。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此说法逐渐淡化 1981年2月，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删去了“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和毛泽东“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等说法。收入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删掉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句话。党史专家的解读这句属于“过头话”。外国研究邓小平的专家也持相同的看法。例如英国的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就认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在近年来的一些书籍和官方的文章中仍可看到。例如有的说是“一度”濒于崩溃边缘。这种说法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文革”十年的经济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个组成部分。究竟是什么时候濒临崩溃，至今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75年初，邓小平开始主持全面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5%，农业增长3.1%。这种状况表明整顿工作抓住了要害，深得人心，成效显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第618页）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文革”期间的经济状况是这样表述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引者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引者注）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农业稳步增长，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增长，三线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见该书第631页）】

这段话明确说明，大体对应“文革”十年的两个五年计划基本得到了完成。五年计划一直是由国家制定的，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我们回顾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从“十一五”开始改称规划），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大都有些不足之处（特别是“文革”期间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每完成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上了一个台阶，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这些年来，上述几种错误说法，有时炒得还相当热，有的甚至多次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究其原因，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我们党的自己身上。象金冲及那样有自信敢讲真话的党史工作者还是太少。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九大校正了航向，我党战斗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同志们一定会增强自信心，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将会对减少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净化舆论环境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望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要有更强烈的自信心和使命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多讲、讲好“官修”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