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如何解决党和政权变质的问题

点击：作者：李慎明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8-12-18 11:22:37

【摘要】：从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决不能奉行“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念，奉行“关键不是在人，而是在制度及体制机制”，从而对自己的蜕化变质行为和令人咋舌的腐败行径进行无力的辩解和开脱。

由于字数所限，本文节选自李慎明最新文章《是关键在人还是关键在制度及体制机制?》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

五

从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即人的理想信念这一内因与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个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1]这里讲的就是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因，就是人的自律。而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外因，是他律。

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既是人精神活动的产物，又产生和依附于人的活生生血肉身躯这一特殊物质之中，是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有机统一。世界观是每个人对世界总体根本的看法，人生观是每个人对人生目的、意义的基本看法;它涉及人为什么活着、人的本质与社会性和个人在历史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些基本问题。价值观是每个人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乐与苦、荣与辱、是与非等价值的取向和选择。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三者虽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体现，但却是相互统一的精神世界的组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派生出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观决定了人的思想境界，人生观决定了人的人生追求，而价值观则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世界观决定并往往直接体现和反映在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上，人生观、价值观也反作用于世界观，还由此派生出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等。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与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等不是并列关系，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的言行，往往会与这个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因此，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是指导或规范人的行为的内容，而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指导或规范人的行为的形式。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什么是自我革命?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就是改造世界观，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把自己内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长城筑牢，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规范自己的言行。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先后进行了几次大的集中教育活动。究竟是理想信念教育即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重要还是进行法纪即制度及体制机制教育重要?回顾这几次教育，可以发现，不管哪次重大教育，只要直接间接涉及人们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教育就往往是成功的，否则，则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变成走过场。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令人可喜的成就。截至2016年年底，被先后处理的中央管理的干部就多达24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省部级以上干部。这还不包括军队的军以上干部。针对这一现象，有同志说，对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而言，如果制度与体制机制健全，就可以使其不敢贸然伸手。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对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而言，如果建立了严密的制度，就可能使他无手可伸，避免其锒铛入狱。但这一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该看到，一大批干部的腐败现象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从外部原因看，既有制度与体制机制本身不健全的原因，又有组织上忽视正确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干部个人腐败，一般来说，组织也往往应该承担管理松弛、监督不力、教育缺失等领导责任。也正因如此，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既要加强制度建设，同时也要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但从犯错误干部的内因上看，从各级的腐败干部的认罪坦白和忏悔来看，共同的表白都是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丧失了正确的理想信念所致，这就在自己思想的深处，呼唤出了“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一资本在思想上派生出来的恶魔。从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决不能奉行“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念，奉行“关键不是在人，而是在制度及体制机制”，从而对自己的蜕化变质行为和令人咋舌的腐败行径进行无力的辩解和开脱。认为体制机制是决定一切的同志也往往会陷入消极无为的精神状态，会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甚至有可能滑入犯罪深渊。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意这个教训，一方面强调加强制度建设，扎好“权力的笼子”，“把权力关进笼子”，同时多次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教育。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尖锐地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他还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2] 笔者认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的“革命”，是指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包括武装夺取政权和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广义上的革命，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 这个“革命”并不是仅仅指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暴力革命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要完成的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同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革命。这一任务，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与十分艰辛的努力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在夺取政权后，绝不仅仅只是执政党，同时更是革命党和领导党。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的大会上明确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4] 正确的理想信念一旦动摇，就会发生什么状况?有着亡党亡国切肤之痛的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说：“‘休克式的’经济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金钱当作主要的道德标准”，“其代价是毁灭了一个统一的伟大的国家”[5]

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的坚持，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坚持。仅仅只讲坚持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一形式的外因，不讲正确理想信念这一内因，甚至以坚持制度及体制机制为名，贯彻金钱拜物教之类的实质内容，这样的党，最终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基本问题，不仅摆在广大党员群众的面前，同时更加尖锐地摆在了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即宇宙观，即时空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只有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按照共产主义道德要求自己，才能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党的最终使命。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请允许笔者用一定篇幅引用毛泽东较长一段话语。因这段话较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当时的党中央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身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理论和品德、作风等素养的本质要求。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6] 80年前的今天，我们党肩负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正是有了一支逐步壮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中流砥柱，取得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80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正承担着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使命。在此时刻，我们认真重温毛泽东当年的这一论述，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干部对理论特别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不感兴趣，但对GDP政绩感兴趣，对觥筹交错感兴趣，对琴棋书画感兴趣，对健康长寿感兴趣。人无疑要设法健康长寿，但这仅是活着的形式。人在活着的这同一的形式中，必然承载着为谁活着的不同内容。自己不懂马列，在实际工作中就很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实际行动胜过十打纲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你的所作所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偏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一些群众误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就影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一些群众中的声誉。这些群众把一些干部不好的作风、风气甚至贪污腐败的行径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本身，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此，对于党的各级干部来说，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只有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也才能真正为广大普通老百姓谋福利，共产党才能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也才可能永远执政。

六 相关结论

1.从根本上说，放到历史的长河之中，是关键在人，而不是制度及体制机制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五大范畴中的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十分重要。正确熟练地运用这对范畴分析各种事物，常常会有助于我们很快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与制度及体制机制是什么关系呢?运用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可以说是内容，制度及体制机制可以说是形式;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犹如“血液”，而制度及体制机制犹如“血管”;形式与内容都重要，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犹如血管是为输送血液流通而服务的一样;不同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决定采用不同的相应的为之服务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一形式即“血管”可以输送不同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这一“血液”。对于一个政党和国家来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想信念即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是决定一切的。当然，我们也完全承认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一外因和形式对于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内因和内容的反作用，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建设。我们要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问题是，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些同志忽视了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建设，而在当今，在一些人中间，则大有忽视理想信念的教育与培养的倾向。另外，从根本上说，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相比，关键在人。否则，就根本无法解释在同时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下，有的人成了一心为公的雷锋、焦裕禄，而有的人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和周永康。大家都承认，美国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发展了几百年，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来说，应该说是十分成熟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也无法完全决定一切。否则就无法解释特朗普一上台，即签署了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等的一系列总统令这一奇特现象;也无法解释，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下，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大幅拉开与霸权主义国家的距离，从而缓和了我国南海紧张局势这一奇特现象。这充分说明，在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下，不同的人，可以发挥不同的主观能动性。

2.关键在人，还在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所拥有的既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决定选择、建立、巩固和发展与之相应的制度及体制机制

2016年1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7]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标决定了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能实行其他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这一国体，决定我们必须实行有利于体现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就是我们的政体，同时也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决定它们必然实行的仅是资本内部相互分权制衡的“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等，既对人民有一定的欺骗性，又企图长久地实行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有着本质不同的内容，有时也有着共同运动的形式。对于共同运动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甚至必须进行有益的借鉴。但是，有些运动的形式，则是与内容紧密相连的。在借鉴这些运动形式的同时，一定要头脑清醒，严防把内容一道借鉴甚至照搬过来。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党和社会上存在种种腐败这一顽疾，其根本原因是制度及体制机制不完善和不健全造成的，甚至有的人还把此顽疾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为只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极其有害的。把我们党和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制度及体制机制的人中，多数人是认识模糊，但有极少数人是“永远也叫不醒的装着睡觉的人”，这些人的实质，就是名义上是否定我国的体制机制这一形式，本质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体中的根本内容，从而为引进西方的总统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最终实现资本当家作主制造舆论。有的人拼命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背叛人民根本利益开脱罪责，把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全部归结为所谓僵化的机制体制，其实同样是这一目的。

3.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8]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讲的思想建党这一“柔”，其着眼点是人，讲的制度治党这一“刚”，着眼点也是人。其实，从根本上说，人才是思想和制度的根本载体，离开了人这一根本载体，思想是空无一物，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道防线：第一道是正确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公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第二道是道德。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共产党员则必须按照《党章》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第三道是狭义上的制度规章，即党规和行政纪律。第四道才是法律。中央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防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反腐倡廉的顶层和成套设计。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是不想腐的防线，这两道防线，是反腐倡廉的灵魂防线;制度规章是不能腐的防线，而法律则是不敢腐的防线，这两道防线是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线，而法律则是反腐倡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万万不能只讲法律这一道防线，从而在整个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和文化领域提倡“法无禁止皆可为”，最终的结果则极可能是法律这最后一道防线也守不住。取法乎上，往往才能得其中。腐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亡党亡国。这四道防线，着眼点也全部都是在人。这四道防线健全，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得到最后的根除。腐败现象及其观念，完全是私有制的产物。真正要完全根除，必须等到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之时。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实现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彻底决裂，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状况紧密地联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工作取得如此令人欣喜的成就，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少人最终锒铛入狱，实质上是从理想信念动摇开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四道防线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想信念这道防线。这道防线守住了，就会风雨不动安如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各种现实问题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和一些中高级干部的正确理想信念缺失是亟待解决的顶层问题之一。只有找准这一根本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才能使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一个坚实、正确的思想基础。

在强调人是关键的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认为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方面强调制度及体制机制建设，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方面强调“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强调“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我们党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就为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新的天地。

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新征程，前途无比光明

真理在一开始时，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以说，对党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关于如何摆脱“政权兴衰周期率”的“窑洞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惊人预见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高度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9] 但对这一预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实质上还是很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在严肃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不少人认为经济搞好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GDP上去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我国“八九”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亡党亡国之后。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0]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而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1] 这样一个十分重大而深刻的结论与判断，这就标志着我们党从整体上和理论上深刻认识了党在执政后有可能面临党和政权变质甚至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理论的坚持和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十八大之后揭出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不仅是经济上的腐败，还有政治上的阴谋活动等，这都深刻教育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警觉着党和政权变质的危险，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会真正从此开始一个新的伟大的征程。因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未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难题和党执政后的一个根本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警觉性、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坚韧力，下决心解决党和政权变质的问题，一定能走出防止党和政权变质的新路。我们也有着无比光明灿烂的未来。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