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此人后来担任苏联克格勃主席）一行。这是毛泽东自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问中国以来，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是唯一多次到访中国的苏联高官。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联名致电苏共中央，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当选部长会议主席，祝贺苏联最新一艘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和顺利着陆。同时，毛泽东决定，1964年11月初，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试探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意图对中苏关系进行修复。由于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祝酒时对周恩来和贺龙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搞掉毛泽东，让我们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周恩来当即斥责勃列日涅夫。此次莫斯科之旅宣告失败。眼看中苏两国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就要断了往来，在柯西金的建议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决定，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出访越南时，要充分利用专机来回都要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机会，最好能够直接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见面或通话，试探一下中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1965年2月5日至7日，在去越南之前在北京停留的3天，柯西金与周恩来进行了接触会谈，总体气氛是很好的，双方冷静中依然透着热情，握手互称同志，就差拥抱了。在和周恩来的接触过程中，柯西金一行觉得两国关系会有改善。从河内返回抵达北京，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等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同毛泽东会晤，但周恩来在迎接他们时，在一整晚上的接触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会不会接见他们。2月11日，按原计划，这天晚上，柯西金一行将登机飞返莫斯科。这是最后一刻了，柯西金、安德罗波夫都不知道能否见到毛泽东。那天早晨，周恩来来看他们，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准备在一小时后会见柯西金及随行人员。上午11时，周恩来陪同柯西金一行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与柯西金一行握手，说了几句欢迎的寒暄话。苏联客人发现，毛泽东没有流露任何热忱神情。在毛泽东的书房中，柯西金坐在主宾席位—毛泽东的身边。安德罗波夫看到，出席会谈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真、罗瑞卿等其他中共领导，但一个个都非常严肃。
毛泽东见大家都坐定了，看着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人说，如果有人说我不喜欢苏联人，这是不对的。不久前英国代办请求我接见他，我没有接见他，而是接见了你们。柯西金听完翻译，一脸茫然。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我很高兴在东方见到您。柯西金脸上马上露出笑意说，说得对，不过您也应该去西方走走。毛泽东说，没有人邀请我去。柯西金回答说，我们请您去。毛泽东听后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作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论战应该公平合理，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柯西金回应,建议停止苏中两党的公开争论，对此建议，毛泽东主席不无调侃地说，至于停止公开论战，我就不赞成。天晓得哪一年才停止呀? 有许多问题，大概要用公开论战的方式来搞清楚。在回答柯西金“要争论多久”的问题时，毛泽东答：“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当柯西金说“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要不了一万年”时，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减少一点儿时间，可以减少1000年，从一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 与柯西金设想的会见主题不一样，毛泽东还是延续了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与苏共中央谈不拢的话题。毛泽东的谈话看起来非常轻松，实际上非常严厉，话中之意，就是劝告苏共不要召开没有事先与中共协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说那将标志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分裂。柯西金说，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是为了“教训”中共，作为新上任的苏共领导集体，面临新的形势，有许多议题要与兄弟党协商。中苏两党应该重视改善关系，尤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两党恢复关系非常重要。毛泽东说，我们总会有争论的，但也会讲和的。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时间缩短一些，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柯西金一行本来抱着良好的初衷，但与毛泽东的整个会谈与最初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离开中南海时，感觉心情压抑和无比沉重。当天中午，周恩来为柯西金一行举行欢送宴会。柯西金与周恩来相处尽管放松了一些，但未能消除与毛泽东会见的不愉快印象。周恩来与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碰杯，喝贵州茅台，劝客人多吃些为他们准备的特色菜。下午1时35分，周恩来送柯西金到机场。一路上周恩来向柯西金表示，希望双方就外交问题、国际问题经常交换意见。周恩来强调，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不相一致，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以求趋于一致。不求一次彻底了解，但求不断增进了解。柯西金心领神会，知道周恩来这么说，实际上是希望中苏两党私下里有一个交换意见的固定渠道。一路上，周恩来还就改善双方国家关系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包括从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做起，希望双边贸易能有所增长，文化交流继续进行，等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没有能够说服中共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但这个会还是要如期召开的。1965年3月1日至5日，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古巴、蒙古、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叙利亚、芬兰、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19个共产党或工人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事实证明，没有中共的支持，苏共要开一次像样的会议都困难，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7年莫斯科81党代表会议，缩小为现在的16党代表和观察员，加上个别党派分裂分子，一共19个单位。此次会议遭到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对和缺席。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说，“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党和工人党要“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要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创造条件。在这个《公报》发表之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大会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这封公报递交给中共中央。中共给予的回应还是公开批判。尽管如此，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邀请中共按惯例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他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复信中说的拒绝理由是:中共已经派代表团出席过苏共前几次代表大会，但是苏共表现不好，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已经从列宁主义的故乡、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共新领导人上台后毫不改悔，使苏联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苏共“二十三大”后，自1921年中共成立时就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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