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在校读书时,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学而优则仕”,很顺利地当上了国家干部,工作也干得很不错,得到了组织上的重用,有当处级、厅级,乃至更高职位的都有。然而,当他们发现,有些在校读书时学习成绩比自己差几个档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无法实现从政的理想而从商了,十几二十年后,竟然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过起了比自己不知好多少倍的豪华生活。他们把自己同那些同学一比较,心理就不平衡了。于是,他们也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干起了以权谋私的勾当。贪贿金额由小到大,到案发时达到数千万、上亿,甚至更多,从而由“捞”滑进了”牢”,酿成一个身败名裂的可悲而可耻的下场。你说说,这些原本优秀的人才,难道不是“比角”比错了而犯下罪孽的么?
由此可见,“比角”这事值得重视。“同谁比,比什么”这个问题,有必要议一议。
那么,“比角”应该同谁比,比什么才好呢?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头,水平虽低,但多吃了几十年饭,体会还是有一点的,就谈谈自己亲身经历吧。
我是1951午参加工作的,经历过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还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时代。那个时代“比角”,绝大多数人是同先进人物、英雄模范比思想、比工作、比干劲、比奉献的。这样比,人就越比越进步,越比越完美。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他们同落后的人去比,比他们用“巧计”获得暂时的名和利,并学习其做法。那样的“比角”,也就越比越思想后退,越比越精神堕落,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而在仕途中“掉跤”。
坦白地讲,我也有过“比角”比得不恰当、比来比去比得心理不平衡的经历。我在岗长达44个年头,大多数时间是干“爬格子”的差事。我参加工作前夕,爸爸就嘱咐我“要发奋搞好工作,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参班工作4年后入党了,组织上教育我:“党员不能只满足组织上入党,还要做到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做一个合格党员,要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因而,我一贯表现是不错的,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工作业绩(“爬格子”的人也就看写出东西的质量),我敢拍胸脯说一句“我不比任何同事差”的话。这也就如有人所说“能者多劳”,领导往往多交任务给我。我实在累了,想推脱一下吧,又怕领导说“你能写不写,是态度问题;某某不写,那是是水平问题。”我也就只好接受差事,“苦力地干活”。
对这种领导分任务的时侯看重我,而提薪、升职时候又好像把我忘干净了的事情,我这个虽不怎么看重名利的人,有时也会萌生心理不平衡的感觉。这种心理不平衡,其实就是一种“心病”,即“思想病”。不是有人说“人比人,气死人”么?如果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病得不到“理疗”,患者就会活得不痛快、不舒畅,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会影响工作,严重的就会像某些腐败分子那样走到犯罪的道路上去,后果不堪设想。可见,这种“心病”得早点去掉呀。
还好,我把“跟谁比,比什么?”进行了调整:凡事都不同那些高官和富豪去比职权和财富,而向我那个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大哥,去比劳动辛苦和生活困苦。这么一比,“心病”也就神奇般“不治而愈”了!
在我的记忆中,上学时的大哥,长得虎虎有生气,是一位翩翩少年。加之他在校学习成绩蛮好,也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可惜,他16岁就同比他大4岁多的姑娘结了婚,17岁就生了孩子,且先后生了儿女7个。这就拖住了他的脚,初中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回农村务农了。解放后,我们6兄弟加1个妹妹7人,都“跳出农门”参加了工作,唯独大哥在我们那小村庄里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大哥这个农民,本来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年份,我们村的生产搞得不太好,社员们就选我大哥这个“作田里手”当生产队长。咦!真“神”了,他当队长第一年,队里就增产了百分之十以上。
然而,很有魄力的大哥,为了把全队的生产搞上去,对有的社员不免瞪眼骂“懒鬼”、“死崽”,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于是就有人向上面来队上检查工作的干部讲:“我们村这个队长太霸道,骂人就像骂崽一样,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于是,他的队长职务就这样被撤捍了。
大哥一下台,队里的生产也就下滑得很厉害。在无奈之下,上级又要大哥“官复原职”。公社干部找他谈话,说:“孝明(我大哥的学名叫植松,奶名叫孝明),你得再‘出山’,把队长的这副担子挑起来。”大哥频频摇头:“谢主龙恩,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是,这个‘做了好事还遭雷打’的队长,我是不会再当了!”
公社干部也就三番五次来做“思想工作”,除讲“要讲风格”、“要为家乡作贡献”这些大道理外,还联系大哥本人利益的实际,说:“孝明,你得想想,你们家是一个将近有10来号人口的大家庭,队里的生产上不去,损失最大的不是别个,而是你孝明自己一家。你说对不对呀?莫要斗气了,大多数社员信得过你,大队和公社也信得过你,还是继续干吧!”大哥想想“也是,队里减产,最倒霉的还是我这一家”,于是又挑起了队长这个职务很小却并不轻的担子。还是这么“神”,大哥再当上队长,队里就又大幅度增产了。
大哥这样一个有能力而又能吃苦耐劳的人,他的生活却是相当困苦的。我同他比,无论哪个方面,我都比他好得多了。我就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让人民翻身当了主人,我也就不可能离开农村去参加工作,那我还不是和大哥一样,在我们那个小村庄里当一辈子农民,过劳动和生活都很艰苦的日子么?自己再怎么不如别人“走运”,没有大富大贵,但比起大哥来,也算是“走了大运”了!而且,像大哥这样的农民和工人,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呀。我同为数如此众多的工农来比,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该知足才对。如此一想,那种心理不平衡的“心病”,也就同我挥手“拜拜”了,让我“知足常乐”,颇有幸福感了。
所以我说,同农民“比角”,是治疗“心病”的特效良药。读者朋友,如果你也患有这种“心病”的话,不妨拿这特效药来试一试。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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