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奠基人，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启、发展之魂和创新之本，他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在与错误思想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创造新文化，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厚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产生巨大影响，社会主义中国为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努力奋斗；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确立了马克思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后人沿着正确方向、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遵循。
一、在与错误思想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我们党成立之初，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掌握、运用不够全面、科学、深入，有的人甚至简单化、机械化、片面化、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加上有的同志对十月革命道路、列宁主义从深信不疑发展到迷信，以及对共产国际领导的机械服从，再加上又是在摸索中前进，走了不少弯路、错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敢于打破迷信，与“左”的、右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而不懈地斗争，带领全党展开了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等的批判，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奠基人。大革命后期，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一步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也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在党的历史上、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为首的“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几度泛滥并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等错误路线，在实践中对党和革命都造成了巨大危害。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所指出：“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面对“左”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等人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在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终于纠正了“左”的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到此时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是“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而且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并正确引导着党开启“新阶段”、指导中国革命打开“新局面”，实现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之所以几度泛滥并危害巨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迷惑、误导、欺骗了很多人。因此，毛泽东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坚持与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毛泽东在1930年5月就写下了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的《调查工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以后进一步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继续不懈地与“左”的、右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并领导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根源，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立场、原则、方法、路线等，自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更好地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理论自立。
二、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进行严密封锁，只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才真正愿意帮助新中国。深刻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实行新中国成立之前就确定的“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政治选择，新中国加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建设新中国。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党从坚持“以苏为师”到实现“以苏为师”和“以苏为鉴”有机统一，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结合”与“第二次结合”的接力与融合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了更好地建设新中国，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首先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也开始全面帮助中国进行国家建设。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在领导新中国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注意到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不加分析、毫无辨别地模仿式学习带来的问题之后，开始努力探索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4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创造性地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暴露出来的弊端、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完成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并努力实现“以苏为师”和“以苏为鉴”有机统一。在《论十大关系》的开篇部分，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我国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引导更多人思考如何更好地学习苏联，避免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和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党在努力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伟大进程中，一步步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在成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奋斗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三个历史决议对“第二次结合”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详细列举、深入总结、高度评价这个时期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及其重大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相比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三个历史决议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并更加全面、科学、精准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和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
三、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创造新文化，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厚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难发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包含在毛泽东最早倡导并带头践行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并且一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毛泽东一直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创造新文化，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努力奋斗中厚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为全党、全国人民作出了最好的表率。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一直有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程度不断加深，在内外交困的旧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暴露出越来越大的缺陷的同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并进而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精神危机甚至社会危机，怎么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而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大难题。五四运动批判了旧文化，但并没有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直到毛泽东最早倡导并带头践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一直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努力在推陈出新中创造新文化。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就特别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又进一步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从而一步步确立了批判地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原则，要求全党要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落后的、腐朽的封建文化糟粕和优秀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创造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在主持制定于1943年5月6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明确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态度、立场、行动、目标。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文化的缺陷，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发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推陈出新来努力创造新文化，这样才能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拯救深陷严重危机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涅槃重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在破旧立新中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深厚的封建性，在文化建设中要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非常难，就带头坚决批判封建思想，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坚决反对文化领域的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等错误言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新中国的文化建设。1957年3月8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又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利用。”这就是提醒大家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注意其中的毒素、糟粕，一定要批判性地继承、改造、转化、发展，切实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厚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第二个历史决议将其作为毛泽东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提出的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之一列举了出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今天，这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遵循，是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的深度融合应该始终牢记的。
四、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产生巨大影响，社会主义中国为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努力奋斗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并依据世界国际格局的实时变化，形成了一系列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国际战略思想，反映了其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国际战略思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任何时候绝不屈服于外来压力。毛泽东告诉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还要你们自己搞。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决心，做不到这一步，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受制于人。毛泽东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可以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就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也为世界各国关系处理提供了一个基本准则。毛泽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努力，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它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毛泽东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毛泽东坚决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而且支持它们发展民族经济，以便巩固民族独立；而且中国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并始终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毛泽东相关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坚定地和中国在一起，做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产生巨大影响，不仅推动着中国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而且为新中国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推动着我国外交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新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中美、中日关系也开始缓和、改善，再加上1964年的中法建交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一切机构的2758号决议也顺理成章。此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等，形成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后人沿着正确方向、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遵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正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规律，不仅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后人沿着正确方向、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遵循，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深入人心，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之树长青，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中不断夺取新胜利、创造新辉煌。
坚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重要前提。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这是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最重要原则。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之根、之本、之源、之脉、之魂，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时代性。正如毛泽东所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就是告诫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不能曲解、偏离，更不能背离、背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本原则，这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牢记的前提和关键；离开了这个前提和关键，一切的创新都无从谈起；如果打着创新的旗号曲解、背离甚至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误入歧途或走向穷途末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最早向全党强调的，也是他一直坚持的。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再三强调这一重要原则，亲自领导全党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第二次结合”，创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为全党做出了最好的表率。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能机械照办、简单套用，更不能曲解歪解、背离背叛，而是要坚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实际科学结合，并且其中很重要的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外，毛泽东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为“十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十个坚持”的成功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同时，毛泽东强调的重要原则还有:始终大力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武装，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重大问题，必须实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必须坚持既始终以中国为主又面向世界，等等。正是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坚持既始终以中国为主又面向世界，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形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国化等，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极大造福了全世界人民，大大推进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浪淘沙更现伟人风采。邓小平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正是深刻认识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一系列伟大贡献，习近平在新时代一再告诫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启、发展之魂和创新之本，要牢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永不动摇。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不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引用邓小平的话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就是告诫和警醒全党要深刻认识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永远高举的旗帜，这是全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须始终牢记的，也是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始终牢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