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8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革的第三年，《苏维埃俄罗斯报》3月13日刊登了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在信中，安德烈耶娃毫不客气批评苏联现状，她认为苏联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该信发表后，苏联各地报纸转载了937次。安德烈耶娃作为一位不出名的教师，也顿时成为苏联“网红”。她所在的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封信件，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还有大量信件寄到了《真理报》，支持作者的也超过80％。安德烈耶娃的信虽然得到80%以上民众的支持，但却触动了戈尔巴乔夫的“敏感神经”，在他眼里，这是“保守派”向他的攻击，其目的就是阻碍他的改革，但他却看不到这场改革已经将苏联推向深渊。对于安德烈耶娃的来信，戈尔巴乔夫和他信赖的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亲自撰写和组织文章，对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进行公开批判，认为她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苏联各大媒体也进行转载，对安德烈耶娃进行黑云压城般的猛烈批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烈耶娃的不满，本质上是阻碍了他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本质，就是取消苏联的休制，让苏联成为资产阶级体制。”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没有忘记安德烈耶娃和她的《我不能放弃原则》，在2008年3月、2011年3月来信发表20周年前后、苏联解体20周年时，都有媒体重新刊登来信、采访作者、发表纪念文章。2011年，“全苏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理想主义者论坛”、俄罗斯电视台、“包罗万象”等网站都重新刊登了《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

今年是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又是苏联亡党亡国31周年。苏鉴不远，令人痛惋，中国人民有必要记住34年前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泣血呐喊：“我不能放弃原则”。现将该信中译版全文重新编发如下，以飨读者。

我不能放弃原则

［俄］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

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尖锐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那些伪装成道德和精神“净化”的追求时髦的文章作者们，模糊了社会意识形态、公开性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之间的界限，而正是这条界限规定了我们在大众思想领域进行改革的底线。

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是一名化学工作者，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教师。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是一班大学生的督导员。当今大学生在经过对社会的冷漠期和精神依赖期后，逐渐开始燃起对革命性变革的热情。这自然便有了关于改革的道路、改革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公开化、开放、取消批评禁区、群众意识中特别是青年人中的狂热，常常会导致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提示”，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影响。看看现在都在谈论些什么！多党制、传教自由、移民国外，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权利，取消对文化管制的必要性，废除义务兵役制！而在学生中出现最多的是对祖国历史的争论。

当然，应该由我们教师来回答这些最尖锐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正直、诚实之外，还要有知识、信仰、文化视野、严肃的思考以及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教研室的教师，所有的青年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具备这些品质。

夏宫公园是我和大学生们散步时最喜爱的地方。走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我们一边欣赏着著名的宫殿和雕塑，一边辩论。我们确实在辩论！年轻的心灵渴望了解一切复杂事务，以确定自己未来的道路。看着这些与我交谈的年轻人，我在想，帮助他们发现真理，培养他们正确理解他们现今生活着的和将要改革的社会的问题，以及怎样认识我国遥远的和不太遥远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哪些事情令我不安呢？举个简单的例子：看看吧，有那么多人在讲述和描写伟大的卫国战争及其参加者的英雄气概。可是不久前，一个学生组织“我们的工学院”在和苏联英雄、退役上校弗·莫洛佐夫的座谈中，除其他话题之外，他还被问及一个关于军队中政治镇压的问题。退伍军人回答，他从未受到过压迫，许多在战争开始时并肩作战的战友，到最后都成了著名的指挥员。对于这样的回答，一些人感到失望。目前，因为关于镇压的话题在青年中已经极其泛滥，遮蔽了对过去的客观认识，而且像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

当然，连“技术人员们”都开始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好事。但对现今出现的许多现象，我却不敢苟同。人们无聊地谈论着“恐怖统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停滞”、“我们的思想奴役”、“大恐惧”、“有权势的野蛮人的统治”等，这些常常只被用来形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段历史。由此，毫不奇怪，为什么会在一些学生中出现虚无主义情绪增加，出现思想上的混乱、政治方向迷失、意识形态方面随心所欲等现象。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控诉：据他们所言，从1917年开始共产主义者就逐渐使我国的生活丧失了人性。

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再次强调了“使青年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正确认识全人类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包括对现今在我国发生的变革的阶级本质的认识”的紧迫性。而这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却与现今人们常遇到的政治秘闻、劣等的诽谤、反映社会尖锐问题的杜撰格格不入。

我曾反复阅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比如，披露“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反革命运动”、斯大林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罪责，或者出版那些推算在几代人和各种社会团体中斯大林主义者数目的文章。青年们从这些文章中，除了得到思想上的混乱，还能得到什么？

我们是列宁格勒人，所以对观看最近的一部关于谢尔盖·基洛夫的不错的纪录片饶有兴致。但是，与电影同步的解说词不仅与电影中展示的资料相悖，甚至有意使之含混不清。例如，在电影将要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热情、乐观和思想积极性时，解说员的讲解内容却是关于镇压的和对此问题的无知。

或许，我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党的领导人要求那些“揭露者”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成就，但仿佛是接受了命令一般，那些“揭露者”愈发猖獗了。在这些方面，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戏剧相当突出。党的二十六大召开时，我去看了戏剧《红草原上的蓝色马》。我记得，当出现列宁的秘书试着把茶杯里的水倒在他头上、还用一个没成型的泥塑糊弄他的场景时，年轻人是多么兴奋。还有一些年轻人是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抹黑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横幅来的。在《布列斯特和约》中，剧作者和导演竟让列宁跪倒在列夫·托洛茨基面前。作者的立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在《前进！前进！前进！》中更甚。这部戏剧当然不是历史作品，但是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除了作者的立场，再也没有什么能保证内容的客观性了，尤其是那些有关政治的作品。

刊登在《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已经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剧作家沙特罗夫的立场。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尤其无法赞同沙特罗夫对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根本背离。他在考察我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时，将社会发展中的主观因素绝对化了，并且无视阶级和群众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沦为“背景”，而行动着的却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指导，研究特定历史过程的评论家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沙特罗夫在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的改革根本无从谈起。作者还指责斯大林暗杀了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在列宁生病时孤立了他。但是，难道仅可以凭借想像、并不去寻找证据，就把带有倾向性的指控抛向历史人物吗？

不幸的是，评论家们没能指出，这位剧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原创的。我觉得，沙特罗夫的观点和论证的逻辑，与鲍里斯·苏瓦里奇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中的情节非常相似。沙特罗夫借戏剧人物之口，由列宁主义的敌人去评论革命的进程、列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央委员会成员之间在党内斗争不同阶段的关系。这就是沙特罗夫所谓的对列宁“重新解读”的实质。顺便说一句，《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已经公开承认，其中一些情节也借自于侨民出版物。

我还未读过《前进！前进！前进！》（它从未出版过），但我已经读到一些出版物对它颂扬的评论。如此的迫不急待意味着什么呢？之后我便得知这部戏剧要迫不急待地搬上舞台。

二月全会后不久，《真理报》刊登了一封我国八位著名戏剧家的联名信，题为“新看法？”他们预见到了反对的可能性，建议推迟上演沙特罗夫的《前进！前进！前进！》。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报纸上刊登的对这部戏剧的批评而做出的。但不知为什么，信的作者把批评沙特洛夫的人称为带引号的“热爱祖国”的人。这怎么能和他们希望来一场对我国或远或近的历史“激烈而热情”的讨论愿望相符合呢？只有他们才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就现今许多见诸报刊的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而言，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首先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影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精神面貌以及社会观的问题。通过与学生们一起探讨和思考那些有争议的话题，我必须说，在我国正逐渐涌现出一些亟待纠正的、错误的、片面的思潮。我尤其想详述其中一些。

比如说，关于约瑟夫·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所有疯狂的攻击都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疯狂与其说是针对这位历史人物，还不如说是针对那个极端复杂的转折时代。而正是那个时代与具有空前壮举的整整一代苏维埃人紧密相联，今天他们正逐渐从政治和社会工作上退下来。那些使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工业化、集体化以及文化革命，正被强行封入“个人崇拜”的公式中。一切都备受质疑。事情甚至发展到坚持要求那些所谓“斯大林主义者们”（这些人的数量倒是可以随意圈定）忏悔自己的罪过。那些将“风雨如磐”的时代诽谤为“人民悲剧”的小说和电影则备受赞誉。当然，这些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企图并非都能得逞。例如，有一部广受评论家赞誉的电影，与其空前的宣传力度相反，大多数观众依然持冷漠态度。我还想要说明，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都和斯大林、他身边的人、朋友或者是他的赞颂者没有任何关系。我父亲是列宁格勒港的工人，母亲是基洛夫工厂的技工。我的哥哥也在那里工作过。我哥哥、父亲和姐姐都在与纳粹的战斗中牺牲了。我的一个亲戚遭受过迫害并在党的二十大后恢复了名誉。我和全苏联人民一样，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对在后来受到谴责的当时的党政领导感到愤慨。但是，常识让我断然反对现今许多新闻机构中对这些复杂事件非黑即白的描述。

对于党呼吁捍卫社会主义开拓者们的荣誉和尊严，我是支持的。我认为，正是要从党的和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该肯定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如此，那些既远离那个暴风骤雨的时代、又远离生活和工作在那些时代人民的人，所作出的“审判”和抽象的道德说教才会减少。而那个时代人们工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对我和许多人而言，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杰出作用，如果看其同时代与之直接冲突的来自敌人一方的言论，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耐人寻味。比如丘吉尔，早在1919年他就对自己组织了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十四国武装干涉感到自豪，但正好40年后，他不得不用那样的话来概括自己最可怕的政治对手之一斯大林：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给我们这个严酷的时代留下了那个时期的深刻的印记。他是一位有着非凡能量的人，他学识渊博、毅力顽强，是一个无论在行动还是在交谈中都严厉、强硬和毫不留情的人。甚至在英国议会中培养起来的我，都不能够与其相比……在他的发言中总是回响着巨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他在古往今来的一切领导者中都显得独一无二。他的影响不可阻挡。当他走进雅尔塔的会议室时，我们都会仿佛受到了命令一般地站起来。而且奇怪的是，我们都站得笔直。斯大林有着深刻的、极其镇定的、慎密而理性的智慧。他擅于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几近绝望的境地下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消灭自己敌人的人，他迫使我们，这些他公开称为帝国主义的人，与帝国主义战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这位大英帝国忠实守护者的评价，是不能用虚伪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解释的。
 

关于对斯大林这些特点的基本评价，还可以在戴高乐的自传，在欧美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书信集中找到。这些领导人是将斯大林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和阶级敌人来对待的。

有关此问题的思考所需要的重大而严肃的资料，国内文件也能找到。至少有一个1957年出版的两卷本《1941-1945年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书信集》政治卷。这些文件同样能够引发我们的自豪感，为自己的祖国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的作用和位置而感到自豪。战争也培养了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英雄一代人。一些历史学家也这样认为。顺便说一下，我记得，这个报告收集了战争年代斯大林的讲话和命令。其列入的文件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秘密，类似于重要命令第227号那样。这些文件我们的青年一代都还不知道。对于历史意识，特别重要的还有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戈洛瓦诺夫、什捷缅科等统帅的回忆录，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众所周知，最高统帅不会道听途说。

不用说，那个时代非常严酷。但是每个人的谦虚和艰苦朴素却是真实的，也不以此而羞愧。青年们从不打算从父母那儿获得好处，而是面向劳动和国防事业。由于“突出”大众化的艺术，年青人的世界里充满了神奇的杰作。

经过与青年们长时间的坦诚交谈，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我国当时领导人的攻击，不仅针对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精神道德层面，它还关系到整个社会根基。对扩大这些攻击感兴趣的人还不少，而且不仅仅是国境线另一边的入。与那些许久以前就在西方打出所谓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口号的专业反共人士混在一起的，是那些生活在国外、被十月革命废黜的阶级的子孙们。他们当中不是所有人都想忘却祖先所失去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还有那些孟什维克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继承人，托洛茨基和雅哥达的追随者们，以及新经济政策时代的暴发户、巴斯马赤分子和那些对社会主义满怀怨恨的富农的后代。

众所周知，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政治条件下，这对于旨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历史人物，在主观和客观选择方面都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历史的舞台上，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统治者都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主要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需求，以使自己的活动符合客观规律，这样，在历史事件中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个人的“痕迹”。比如说，现在很少有人对彼得大帝的个人品行挑刺，而是每个人都记得，在他统治时期，国家达到了欧洲强国的水平。时间凝集了结果，现在对彼得大帝的评价已经定型。他的石棺上是不消失的鲜花，在彼得保罗要塞大教堂里，人们对我们遥远的专制统治表达着感激和尊敬。我认为，无论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如何矛盾复杂的人物，他在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迟早会得到明确客观的评价。当然，明确并不代表就是一边倒的、粉饰的，或者是那种将所有矛盾的现象齐集陈列，任由人们主观决定是“宽恕还是不宽恕”、“抵制还是保留”的折中主义的评价。明确，首先就意味着一种和短视之见相异的历史的评价，它会揭示出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间的辩证法。如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来分析问题，那么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讲，就必须首先清楚地展示那个时代的千百万人民是怎样生活、工作的，他们信仰什么，那个时代的成功与失败、发现与错误、光明与悲剧、群众的革命热情与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乃至犯罪是怎样交织的。

不久前，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阶级斗争就像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一样，理应是过时的东西。这当然使我感到了困惑。如果就是她一人这么说还好，但如果是一位受尊敬的学者最近宣称，现今两大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关系中并没有阶级的内容，便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我觉得，这位学者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几十年前他写的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即在国际舞台上，和平共处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而现在这位哲学家反对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人们的观点是可以变化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位哲学带头人的职责，至少也应该对那些曾经读过和现在正在读他的书的人们解释一下，现在发生了什么；难道在自己的国家和政治组织中，国际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了吗？

在我看来，现在许多争论都集中于一点：哪个阶级或者社会阶层才是改革的领导和主导力量？这一点在我市《列宁格勒工人报》上一篇对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采访中讨论尤甚。普罗哈诺夫指出，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特点看，现今有两股典型的社会思潮，或者如其所言，“替代塔”（社会思潮之一）试图从不同方向推翻我国“经过战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尽管他有些夸大了两座“塔”之间斗争的重要性和尖锐性，而他强调“他们只赞同屠戮社会主义价值”是正确的。但是，就像他们的理论家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都是“为了改革”。

目前，所谓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改革中形成，主要是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和“纯洁”的人道主义阶层的代表。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个人自我价值”，在文化领域里，他们对现代主义、技术统治盲目崇拜，极力鼓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魅力，并在其真实和虚构的成就面前谄媚。

其代表说，我们已经建成的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现在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政治领导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联盟”。但事实却是，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死于饥饿、流行病和帝国主义军事冒险的时候，他们却在为“制定动物权利保护法”而呼吁，他们赋予自然界以非凡的、超自然的理性。并断言，知识分子不具有社会的、而仅具有生物的特征，其基因由父母遗传给孩子。谁能对我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正是那些所谓“左翼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在我国的历史中，除了错误就是犯罪，而即使是对过去和现在最伟大的成就，他们也保持缄默。他们声称他们完全掌握了历史的真相，他们用学术道德范畴中的标准来替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标准。我很想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必须使党和苏联政府的杰出领导离开岗位后受到侵害？是因为其在处理开拓历史事业中最复杂问题时，所犯的真实的和传说的错误？我们从哪儿来的热情去诋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荣誉和尊严？

 “左翼自由主义者们”的另一个特点是公开的或隐蔽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就是某种非民族的“国际主义”。我曾在某处读到过这样一件事：十月革命后，彼得格勒一些工厂主和商人们抱怨赤卫队对他们的镇压而请求托洛茨基“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但托洛茨基却回答说自己“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名国际主义者”，这使那些请愿者倍感困惑。在托洛茨基看来，和“国际性”相比，“民族”概念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十月革命中的“民族传统”，撰文指出“列宁的民族性”，并断言俄国人民“从未继承过任何文化遗产”，等等。但我们的回答只能使他们尴尬：正是俄国无产阶级，那些被托洛茨基主义者轻视为“落后而愚昧”的人，用列宁的话来讲，他们完成了“俄国的三大革命”，正是斯拉夫人民站在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贡献。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只是保证讲出完整的历史真相。当学生们问起我，为什么数千个在非黑土地上的和西伯利亚的村庄被废弃时，我的回答是：就像大量的俄罗斯民族文化遗存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一样，这是我们为胜利和战后的国家经济重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就像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稍微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就会变质一样，任何贬低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都会导致对国防和爱国意识的和平主义的侵蚀。

还有这些事情使我担忧：那些背离社会主义的“拒绝主义”的行动，现在正和激进的世界主义建立联系。不幸的是，只有当它的信徒们令人生厌地出现在斯莫尔尼官或者在克里姆林官前以他们的暴行侮辱我们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此外，我们还日益习惯于将有目的的移民视作某种大多是无害的“居住地”的变化，而非那些曾经靠我们国家的基金大学毕业以致完成研究生学业的人对阶级或国家的背叛。一般而言，一些人倾向于将“拒绝主义者”视作某种“民主”和“人权”的证明，他们的才华被“僵死的社会主义”所埋没。好吧，如果在“自由世界”里，其沸腾的事业和“才华”并不被欣赏，情报机构并不感兴趣其交易良心的话，他们还能回来吗？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关于在一定阶段的整个民族的所谓“反革命的历史”，要视其在具体历史中的作用而定。我想强调的是，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正是民族，在阶级观点的基础上，不必隐藏自己鲜明的民族特征，包括俄罗斯、波兰以及属于自己民族的特征。科学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始人仿佛在提醒我们，在苏维埃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中，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应该“始终保护荣誉”，不要让自己产生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每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尊严，都应该有机地融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主义。

如果“新自由主义”向西看时，其他所谓“替代塔”的支持者们，用普罗哈诺夫的话来讲，那些“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者们”，正努力“通过复辟来推翻社会主义”，或者换言之，回到社会主义之前的俄国社会制度中去。而“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们对这种愿景痴迷备至。在他们看来，形成于数个世纪雾霾中的农村公社的道德价值，在一百年前已经沦丧了。当然，那些“传统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揭露堕落、为了合理解决生态问题、为了与酗酒做斗争、为了保护历史遗产、为了与大众文化中被“正确地”视为消费主义的情绪而抗争。同时，“农村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表明，他们对十月革命在祖国命运中的重要性并不理解，他们片面地将集体化运动视为“对农民的可怕的暴政”，不加批判地接受神秘主义的俄国宗教哲学和我们的历史科学中古老的沙皇帝制，不愿看见革命后对农民阶层的划分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

比如，当涉及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时，关注点往往是“农村的特派员从后面枪毙了中农”。当然，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革命高潮中，有各式各样的特派员。但基本情况是，那些在人们背上刻五角星或者是将人活活烧死的特派员都被枪毙了。那些“攻击阶级”所付出代价的，不仅是特派员、契卡人员、农村布尔什维克、贫农委员会成员，而且还有第一批拖拉机能手、农村通讯员、青年女教师、农村共青团员和成千上万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生命的无名战士。

由于各种“新自由主义”和“新斯拉夫主义”非正式组织的出现，青年的教育工作变得十分复杂。有时他们跟从那些极端分子的教唆。最近，这些绝不是基于社会主义多元化的非正式组织，正在进行政治化。这些组织的头头们常常谈论以“议会制”为基础的“分权”、“自由贸易联盟”、“独立出版社”等话题。这一切都表明当前我国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并由此扩及到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的一切方面的改革是否需要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以这样的社会历史观看，衍生的关键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精神发展中的作用问题。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尖锐起来还是在1917年底，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之一中说，十月革命后，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精神领域自发无序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就是铁的计划和纪律。这是为孟什维克的胜利而欢呼，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唱赞歌。但是，这在列宁和他的同事那里遭到了坚决的回击，他们说，“首要的制高点”就是科学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尖锐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那些伪装成道德和精神“净化”的追求时髦的文章作者们，模糊了社会意识形态、公开性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之间的界限，而正是这条界限规定了我们在大众思想领域进行改革的底线。我想再次强调，就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是要在精神领域首先采取行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志们，原则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放弃的。”这就是我们正在坚守的、未来也将继续坚守的原则。原则不是赠送给我们的礼物，而是在祖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曾经所捍卫的。

原文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13日

译者：李瑞琴；译文摘自《环球视野》第439期

【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

【附】23年后俄罗斯媒体重提《我不能放弃原则》（摘录）

一、《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时的苏联社会状况

二、安德烈耶娃质疑的原则问题

三、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如何看待《我不能放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