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文明阔步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堪称这个蓝色星球上最精彩、最恢宏的奋斗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文明史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奋斗，奇迹般成功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繁荣富强国家。

如今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向世界展现了日益欣欣向荣的景象，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震撼世界，也深刻改变中国。繁荣与富强，国家何以兴衰。这种宏大议题，近代以来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之中，整个世界充斥着西方中心论的叙事逻辑和理论偏见。

世界历史不是西方史

过去人们认为，工业化、现代化都率先发生在西方，落后国家要实现赶超就要向西方学习，因而西方有一种天然优越感。100多年前，严复也深刻感受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希望通过翻译《天演论》告诉国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激励国人奋起。后来他又翻译了《国富论》，但受到时代的局限和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约束，严复最终没有找到一条能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曾一度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深受西方文化和理论的影响，寄希望于从西方著作中找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方法。其中，影响范围最广的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把西方的现代化解释为新教伦理、冒险精神产生了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存在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清教禁欲入世主义的内涵”，因而东方要向西方学习，就要从宗教文化上改造，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是落后的僵化的，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分。

进一步地，托尼还提出，宗教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源泉，甚至桑巴特提出奢侈与资本主义。现在来看，中国的崛起实质上颠覆了韦伯、托尼和桑巴特的论断，中国并没有借助宗教的力量，依然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  

由此看来，西方理论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书写历史，而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国情和历史。例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样的叙事就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表达方式。在西方的强势文化压制下，公众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叙事存在的逻辑问题和历史性偏见：美洲跟欧洲是平等的，美洲是自然的存在，新大陆何来让西方人发现。事实上，戴蒙徳认为，哥伦布征服新大陆、欧洲人征服美洲不是靠枪炮，而是靠病菌。正是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病菌发挥了侵略这些地区的关键作用。

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来看，并非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因为新大陆本身早已存在，甚至在人类起源上比欧洲人更早，所谓的“发现论”只是西方优势心态的一种体现。因此，不要用欧洲中心论的思维和被西方压制的心态来书写历史，更不要被西方的优越感所左右。

西方理论无法解答中国迷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为中国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中间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流行观点叫作“补资本主义的课”。事实上，这种认识没有历史逻辑。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谬误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不仅拥有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市场经济早就在中国牢牢地扎下了根。按照学者观点，18世纪，世界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布罗代尔更是认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恰好最能作为论证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可以区分开的最好案例。

有人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大的成功就是市场经济，做得不好的就是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善。这也是罔顾历史的臆断。有学者考证，近代中国的市场交易规模远比英国、美国的规模还大，并且比英国、美国更接近斯密完美市场经济的模式。整个18世纪，中国的商业贸易和市场经济远比西欧更加发达。斯密认为，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与欧洲各国市场加起来一样大，它可能已经扩张到其领土、自然资源和与他国关系所允许的最大限度。阿里吉就指出，中国是斯密视为遵循经济自然发展进程所到达的经济成熟道路的国家范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发展不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样板典范，而且几乎达到了自然经济发展的顶峰，经济自然发展、通向富裕的成熟中国道路是非自然和倒退的西方道路应该转向的方向。

现在来看，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在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并成功驾驭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简单移植和抄袭西方的市场经济。历史和现实已证明，完全自由放任、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闻所未闻、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没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但自由市场经济就根本无法建立起来，而且更会让自由市场通向奴役之路。

而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是引起严重世界经济灾难的根源，更是苏东倒退、拉美陷阱、非洲停滞恶果的推手。由此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下的西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婢女，从而使得人类社会长期迷失于自由市场原始丛林之中。所以，美国学者罗伯茨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失败》中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们误以为，迈向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经济成功腾飞的原因，那么中国迟早要像今天的美国和欧洲一样，面对同样的失败。

用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作为新型文明国家的中国现在正在和平崛起，这预示着全新的文明秩序诞生，更将会深刻改变近代以来世界史沦为西方史的叙事逻辑。沃尔夫宣称：欧洲是全球经济的过去，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现在，中国则是全球经济的未来。这个未来似乎注定到来。

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中国奇迹成就中国道路，两者相得益彰。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我们不但要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更要用中国理论阐释好中国道路。今天中国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国现象已成世界现象，解答中国迷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罗素在总结中国问题时指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中国人能想几百年，今天的中国就印证了这一论述。托尼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工》指出，年轻中国的毛病就是热衷于模仿，一个智慧的民族根本不需要卑微地去抄袭别国的做法，她应该找到自身的特长，而不是模仿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事情，如果中国倾仰欧美工业文明的成果，只想去模仿他们，而不是开发自己的道路，中国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国家强，理论必须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没有自己理论的民族，不可能保持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更难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没有理论力量的国家，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遏制和重重封锁，更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不断创造更多奇迹，这必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现在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期，大国复兴一定伴随着理论的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声音，感受到中国理论。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尽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以时代为关照，以中国为关照，努力揭示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问“道”大国治理，努力挖掘和提炼中国道路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理论，更好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