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在就《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一书进行多年深入探讨的时候，我发现，毛泽东本人早年既担任过中共中央局秘书，也出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局秘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民居楼内秘密召开。4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闭幕的翌日，即1923年6月21日，新当选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中央驻地——广州新河浦路24号春园二楼召开会议，推选产生中央局。这时，陈独秀提议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会议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局首次设立秘书。不过，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相当重要。

毛泽东有很强的档案意识。自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以来，要求所有党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中国共产党处于草创时期，党的文件随发随烧。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文件。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文件材料遗失了”。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之后，扭转了这种不严密的状态，开始注重保存中央文件，尤其是保存原稿，建立“发文留底稿”的制度。中共“三大”的决议、宣言、章程、报告、通告等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后来这些文献保存于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从现存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目录中可以看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这一年间，中共中央积存了300余件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些重要文件躲过严重的白色恐怖，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

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毛泽东，怎么会去当“国民党秘书”？

事情还得从中共“三大”说起。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大会期间，毛泽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徐梅坤先后两次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家，恳谈国共合作事宜。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在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榕树低垂，一条长长的老街越秀路从树下穿过。街边的人行道上方是骑街楼，这种便于躲雨的旧房一望而知是20世纪上半叶的南洋建筑风格。2008年10月，笔者在广州越秀中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见到高高的围墙抱住一个偌大的院子，门口高悬郭沫若题写的“广东省博物馆”6个大字。国民党“一大”会址就在大院之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就在这里召开——这“一大”是按照中共党史的习惯简称的，而按照国民党的用语则简称为“一全大会”。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早于中国共产党，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晚于中国共产党。步入礼堂，只见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肖像。主席台下是一排排深褐色木长椅，前排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座席，后面为会议代表，再后面是列席代表。正式代表对号入座，座位上贴着代表的姓名。我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如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谭延闿、程潜、叶楚伧、孙科、何香凝、陈璧君等著名的国民党人士，我也看到李守常（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王尽美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9号毛泽东。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196人之中，有24人是中共党员。经孙中山提议，“李君守常”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会议洋溢着国共合作的良好气氛。39号“毛君泽东”是相当活跃的代表，几度在大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月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经过大会表决，毛泽东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

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2008年12月19日，我陪同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上海茂名北路参观毛泽东旧居。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上海，就住在这里。当时的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既是中共中央局秘书，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这是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住在威海卫路云兰坊7号（今威海路583弄7号）。那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下之后，在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岁的毛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了这里。当时，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楼上厢房。

前8次来到上海，毛泽东都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回，由于他在上海身兼国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秘书，所以是他住得最长的一次，而且由于妻子杨开慧、岳母和两个儿子的到来，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次。

杨开慧来到上海之后，除了料理家务，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

毛泽东在上海，由于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相当忙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毛泽东跟叶楚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此后，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前往广州。10月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当时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声言自己公务繁忙，无法顾及宣传部长工作，提议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这样，毛泽东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然而，国共两党渐行渐远，合作濒临破裂。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在北伐胜利之后，国共分裂。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以来，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这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踏上以枪杆子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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