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毛泽东与七届二中全会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7周年

点击：作者：王志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12-26 10: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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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要夺取全国政权了。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胜利和胜利以后的路线、方针、政策，迈出了步入新中国的脚步。

一

十八大后的第一个党的生日刚过，2013年7月11日到12日，习近平同志按照常委分工，来到自己的联系点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

西柏坡，是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此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多次到过西柏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再一次来到西柏坡，想起毛泽东当年对全党的谆谆告诫，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总书记的行动犹如施政纲领和宣言书，把建国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七届二中全会，没有因时间的推移事过境迁，而是随着十八大的召开、新时代的到来而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那就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吧！

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和政策策略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出了战略方针。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不亚于一次代表大会。

二

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政治局会议确定。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已成定局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为正确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确定1949年的各项任务而召开了。1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1月8日，毛泽东的报告经过讨论修改之后，作为此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正式通过。

《决议》对军事、政治、国内、国际形势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并总结了党的工作。

关于军事形势，《决议》列举了1948年7月以来的辉煌战果，肯定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被歼灭的同时指出，国民党还没有全部被打倒，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并具体分析了去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强调：“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关于政治形势，《决议》肯定了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后指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决议》分析了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和对华政策的变化，提出应将与美国直接接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计划之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对于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关于党的工作，《决议》肯定了党在过去几年里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进步，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1948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在城市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提出，为了保证胜利，1949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

《决议》详细部署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在军事工作方面， 1949年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或全部；平津、淮海等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主要的是加强炮兵和工兵，加强司令部的工作；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应当在军委政治部的领导下，作出各项总结，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在解放区的工作方面，1949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1948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1949年各主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完成。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在长江以南诸省，在3-5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在政权建设方面，《决议》规定，要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提出，要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内，要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的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决议》还规定，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决议》还部署了1949年的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新闻、文化、艺术、工会、青年团、妇女、保卫等项工作。1949年1月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年内包括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内的17项工作。赋予解放军的任务是向全国进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军队正规化、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后勤工作、整顿组织纪律等。从1949年2月起，以“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为中心的整编整训工作在全军开展。

三

政治局确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并没有定下具体的时间和地点。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和平进入北京。部队进城后，就为党中央的到来做准备，很快就具备了接纳中央机关的条件，可是党中央却要在穷乡僻壤开完二中全会后再进城，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积极地进行主报告的准备工作，讲什么，怎么讲，他想了很多很多。井冈山的岁月、长征的路上、南方游击战争……多少人倒在血泊之中。他仿佛看见了南国群众期盼的双眼，仿佛听见了父老乡亲的召唤，他的心已飞过了万水千山。革命不但不能半途而废，而是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夺取这个胜利。“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和管理城市，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工作。部队由过去在乡村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接受城市，管理城市，一方面要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暗藏的敌人，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还要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协调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市民的衣食住行，保证社会稳定，还要和革命队伍内的贪图安逸、不愿意吃苦受累、害怕流血牺牲的思想作斗争，和腐化堕落、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革命胜利了，麻烦也多起来。怎么办？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黄炎培和刚刚见过的傅作义。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立即把它列为延安整风文件，并向党的高级干部作了推荐。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犯胜利时骄傲错误。”那时还没有胜利，一些同志也不以为然。可现在却真的要胜利了。

1945年7月，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访问延安，黄老先生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时的边区政府是全中国最干净的地方，那么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呢？黄老先生的担心会不会变成现实？人民怎样监督政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交谈中傅作义问：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共产党和国民党有根本的区别，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民主，我们一定能打破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周期率。

共产党和党绝对领导的军队，只有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夺取政权中是做到了，夺取政权以后还能做到吗？还能保持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吗？是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形势，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就能抓住机遇，实现伟大转折，使革命走向完全的胜利，并能巩固这个胜利;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就会失去机遇，实现不了转折，革命就会半途而废，即便胜利了也会走向反面。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要靠人去制定、去执行。思想支配着行为。而人的思想在转折关头是很容易困惑的。胜利时忘乎所以有之，失败时悲观绝望有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而且保持这个胜利是至关紧要的。毛泽东反复地思考，不断跟周恩来及身边的同志交谈，思路越理越清，要讲怎样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要讲胜利以后的大政方针，也要讲怎样保持这个胜利。报告的内容跃然纸上。毛泽东灯下挥笔疾书……。至于会议的开法嘛，当然是形式服从内容，在中央机关迁入北京之前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更有利于用正确的思想路线统一全党。

四

会议如期举行，毛泽东的报告精彩绝伦，从促进革命迅速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到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等问题娓娓道来，句句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

报告分十个部分，前九个部分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解决剩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天津、北京、绥远，即用战斗消灭，和平改编，有意的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不管哪种方式，解放军全体人员都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全国胜利之后也是如此，同时，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建设新区政权，除了随军南下的几万名地方干部外，要靠部队自身解决，210万野战军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二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过去我们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用农村包围城市，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现在向全国大进军，我强敌弱，要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城市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不能维持政权。城市斗争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群众、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站在我们方面。学会和敌人做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三是全国胜利以后经济、政治、外交方面采取的方针政策。根据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把握好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的度，引导分散的个体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防止犯“左”右倾错误。南方北方区别对待，北方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南方是有步骤地清匪反霸，完成减租减息准备，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政治上，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把党外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使他们有职有权，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外交上，帝国主义不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我们就不给它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但做生意是没问题的，对其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要分先后缓急，给予正当的解决。

报告的第十部分提出了巩固胜利的战略性措施。夺取胜利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巩固胜利则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一些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是英雄好汉，在敌人的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强调“中国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性思维，使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跨越时空而永具指导意义。

这次会议开了8天，作为全会时间是比较长的，它对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毛泽东在报告中预料到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伟大转折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复杂问题，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命题，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各种“左”右倾倾向，估计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看到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腐蚀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为执政后的共产党人永保事业兴旺发达，避免“人亡政息”指明了方向。

五

七届二中全会后的第10天，中央机关向北京迁移。这天春光明媚，毛泽东兴致勃勃，大声跟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这是毛泽东的心声，也是全党的决心！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党的高级干部谈的最多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像李自成那样，一进城就变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上历史的，要约法三章。进京路上，毛泽东又与战士们讲李自成的故事。从我们党建立苏维埃，局部执政就非常注重防止腐败变质。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战略家，革命还未成功就想到了成功以后怎么办。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身穿老棉袄，脚蹬布棉鞋，外披延安时期的皮大衣，一身土气，风尘仆仆，静悄悄地来到了北京。没有鲜花、锣鼓、标语，直到新华社播发了消息，北京才一下子沸腾了！

七届二中全会后，军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确定的促进革命迅速胜利的方针，向全国展开大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七届二中全会已过了70多年，但毛泽东为党、国家和军队建设指明的方向，确定的战略和策略，阐述的观点和理论，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些年来，两个“务必”不断地出现在党的报刊和各种宣传材料中，成为党员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和拒腐蚀防演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武器。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无不感受到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的份量，破旧的会场、破旧的桌凳本身就是保持两个“务必”的好教材，试想要是进北平后再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还有这么大的震撼力吗？正如习近平在西柏坡所指出的，“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它当年统一的是当事者的思想，现在教育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也许谜底就在这里。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里程。如今，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又从这里继往开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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