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此评价李自成，曾经说过若不严惩贪官，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点击：  作者：霞飞    来源： 党史博采  发布时间:2019-01-25 11:45:51

 

     文/霞飞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建立了农民起义政权“大顺朝”。但他未能防止部下的腐败，最终败亡。在毛泽东的心中，李自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面“镜子”。他一生中，多次评价李自成。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评价，角度不同，语言不同，呈现了他对李自成认识的发展过程。

“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毛泽东知道李自成，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上私塾时，那时毛泽东在“正课”之外，喜欢看“杂书”。在毛泽东爱看的“杂书”里，就有关于李自成的书籍。及至年纪稍大些，毛泽东接触的关于李自成的书籍就更多了。他已经较多地知道了李自成的历史故事，知道了李自成屡遭挫折而又奋起，最终推翻明朝，建立了大顺王朝，当上了大顺皇帝的事迹。他对李自成是佩服的，对李自成的总体认识也是正面的。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他仅仅从同情下层劳动群众的角度，在思想感情上赞成李自成的均田、均富的口号。

1921年，参加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建立和发展湖南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同时发动工农革命。这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并钻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仍然喜好阅读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观，对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更有特点的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指导中国革命。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上的中国延续下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发动人民革命，也要借鉴历史经验。当时，毛泽东在湖南，除了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发动安源和长沙工人运动外，也把很重要的精力放在发动湖南农民运动上。与某些轻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看法不同，毛泽东特别重视农民运动，认为，在中国，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民起来革命，中国革命会有大的进步。为了发动农民革命，就要代表农民的利益。

此时，毛泽东特别用心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以获得更多历史知识和历代中国农民革命的经验。他特别重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专门为他们讲课，既使他们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使他们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掌握发动农民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他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时，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写成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讲课大纲。这个讲课大纲，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结其中的成败利钝。自然，他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李自成是一个中国农民中产生的英雄，并且把李自成与中国历史上的英雄陈胜、吴广、黄巢并列。他在讲课时强调的是，李自成能够发动起广泛的农民起义，推翻大明王朝，是因为他能够代表农民利益。

 

◆油画《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詹建俊作。

毛泽东为农民运动骨干们讲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的课堂，就设在衡阳第三师范。毛泽东讲课，内容丰富，语言风趣幽默，道理既通俗易懂，又十分深刻，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连在衡阳读书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也都被吸引去听课。当年，曾志（陶铸同志夫人）就是被毛泽东的讲课所吸引的进步青年之一，她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毛泽东影响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运动领袖就更多了。当年毛泽东在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中，多次提到李自成。他介绍了李自成的出身、性格、发动农民革命的历史、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领导农民革命的策略和经验，肯定了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肯定了他的革命作用，同时也分析了他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他认为，那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是因为他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城后，逐渐腐化了，不再代表农民利益了。他们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农民当前和长远利益的。中国农民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才能够动员起更广泛的农民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农民革命汇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洪流中去，才能走上正途并取得成功。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当时的湖南农民革命如火如荼，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湖南的农民运动成了全国农民运动的标杆，影响很大。当年毛泽东写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情景，有形象的记述，同时对湖南农民运动经验也有深刻总结。总结中，毛泽东借鉴了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的经验，也总结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并且将其融入这份重要历史文献中。

此时，毛泽东结合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农民革命的经验，借鉴李自成的经验，对李自成的评价更深了一步，他认为，李自成能够拉起并壮大农民起义队伍，最终推翻明王朝，是因为他当时代表农民利益。他后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更远大的目标，因此不能防止腐化。腐化后的李自成的队伍，已经不再代表农民利益了。他还认识到，李自成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因此，他领导的农民革命，多为暴动，暴动后，不能建立和巩固政权，因此才失败。

“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大革命失败。中共“八七”会议后，主要任务转为发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镇压。一开始，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也多在城市，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些起义都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失利，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基本被消灭或者打散。当年，毛泽东也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并奉命率领起义部队攻打长沙。这次起义和攻打长沙的行动也失败了。但毛泽东与其他许多发动和领导起义部队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很快就认识到，在敌人十分强大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上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此时的毛泽东又从历史知识中吸取营养，分析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对李自成的评价又进了一步。他认为，李自成在军事上失败，主要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如果李自成有巩固的根据地，即使他在山海关一战失利，仍然可以回根据地，积蓄力量，东山再起。

当年跟随毛泽东的谭震林生前说，毛泽东当时特别注意研究李自成军事上失败的原因，经常和他们讲，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下决心，共产党不能学李自成的流寇主义，一定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不仅这样认识，还亲身实践。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研究后形成一个意见：毛泽东搞起义、搞军事，都有一套，要把他调到中央来领导军事斗争。但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处在大城市上海，在那里“遥控”指挥共产党军事斗争，是不能正确指导军事斗争的，他下决心，不到中央工作，甘愿到艰苦而又危险的第一线去直接带兵打仗。毛泽东当时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就是要率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分析研究李自成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了更丰富的营养，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他在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解说中，强调了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油画《向井冈山进军》，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作。

1928年及以后的几年，毛泽东已经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摸索出丰富的经验，并且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明确反对流寇主义。毛泽东仍然是在评价李自成中阐述这些经验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学李自成的流动性，李没有根据地，因此遭到失败。我们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他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

此时的毛泽东，将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在评价李自成中，具体阐述了自己初步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和主见，这就是：我们不能学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定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

“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要使中央红军在这里站住脚。陕北，是李自成的故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发祥地。有丰富历史知识的毛泽东自然了解这一点，当时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正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在陕北，头等大事是如何使红军能够生存和发展，这一点与历史上李自成的起义军的处境有些类似。毛泽东从红军生存发展的角度评价李自成，同时也更加注重对李自成能够在陕北成功发动农民起义，并且在这里站住脚，经营许多年，多次击败明朝军队经验的研究。他曾经对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这里，毛泽东更加注重的是：陕北这个地方适合红军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的力量可以在这里保存和发展起来。此时，毛泽东评价李自成，是认定：陕北这个地方现在虽然穷，但红军仍然可以在这里站住脚，当年李自成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并且发展壮大起来，那么，红军也一定能够在这里站得住脚，并且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毛泽东确定了运动战和在敌后打游击的作战方针。那时，有人过于强调流动性，忽视敌后根据地建设。为了说服这些人，毛泽东仍然在评价李自成中讲道理，讲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后来打入北京就放弃了陕北根据地，最后失败时，已经“无家可归”了。他多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

1939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提到了李自成，并且从总体上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推动了历史进步，而农民运动领袖们则在农民运动中起着重大作用。他在肯定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对于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这些对李自成的评价，也包含有教育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寓意在内。

毛泽东在陕北还在一封信中专门评价过李自成。这缘于陕北米脂人李健侯先生的一本书。

李健侯（1894～1954），原名宝忠，字健侯，是米脂县李自成的本家，祖籍陕西米脂。他收集披览多种正史杂书，博采众记，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的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其对李自成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便决意为李自成写传。他于1926年起动手为李自成写传，经过四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六次抄缮，终于写成章回体历史小说共40回，约38万多字，取书名为《永昌演义》。这部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1934年，李健侯应聘参与米脂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毛泽东称为开明士绅的李鼎铭先生是同事。他将大作给李鼎铭看后，李鼎铭大为赞赏。1944年，李鼎铭将《永昌演义》手抄本带到延安，在一次去见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后，对此书非常赏识，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自己经常阅读。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读了《永昌演义》后，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专门评价了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和李自成起义。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就是两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李健侯先生为祷。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李自成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李自成是个英雄，是个失败的英雄。此时，在陕北已经发展壮大起革命队伍的毛泽东的心境与以前不同，他给李自成的壮举以很高的评价，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力量，并且坚定相信：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像李自成当年在陕北创业一样，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最终走向全国。

“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三年多时间。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也是当时共产党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整风后期，毛泽东特别注意到，这次整风对于党内已经出现的一些骄傲自满、生活腐化、作风散漫等问题，整顿不够。他正在考虑如何在整风后期整顿这方面问题的方法时，读到了郭沫若写的分析明朝灭亡和李自成起义成败原因的《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3月，本是一篇史论长文。这篇文章首先在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不久，毛泽东就读到了这篇文章。他给予这篇文章以很高评价。毛泽东所以高度重视这篇文章，就是要全党吸取李自成因骄傲自满和不能纠正部下的腐化堕落而遭至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决定以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为契机，整顿党内存在的上述一些问题。毛泽东把刊登《甲申三百年祭》文章的《新华日报》交给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刊印，逐字逐句校对清楚，把它列入延安整风后期的文件之一，并且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4月，毛泽东又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附上编者按，正确评价了《甲申三百年祭》。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谈到了中央印《甲申三百年祭》并且号召干部学习的目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在延安整风的后期，中国领导的各解放区党员干部都认真学习了《甲申三百年祭》，并且对照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检查。大家既学习了历史，知道了李自成、刘宗敏，又以历史为镜子，用李自成、刘宗敏等的教训对照自己，看自己身上是否存在骄傲自满、让胜利冲昏头脑，以及腐化思想，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敢于自我暴露，主动检讨自己时做到“无话不向组织讲”。当时，延安一些干部还给上述那些不正确思想起了一个名字，叫“刘宗敏思想”，还有的同志在整风中把错误思想危害的必然结果称之为“李自成下场”。这些都说明，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们，已经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吸取李自成失败的历史经验，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措施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准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新中国要定都北平（即现在的北京）。此时，毛泽东想到，李自成当年也是从陕北走出来的，他是在与明军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攻入北京的。但是，李自成率部进入京城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他手下许多将军和士兵乘机中饱私囊，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本质很好且能征善战的农民起义大军，占领北京仅仅43天，便被清军赶出了京城，从此一败涂地。熟悉历史的毛泽东，以史为鉴，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不当李自成！”他多次对中央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即将进入北平，为建国作准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不能当李自成，一定要超越李自成当年的历史局限，跳出历朝历代兴亡的周期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以李自成为鉴，要求共产党人知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围绕不当李自成这个主题，作出了党内的六条重要规定，即，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准用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不要把中央领导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要防止全党骄傲自满。

据当年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1949年3月，即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出发进北平之前，毛泽东看到警卫班的战士正在开会讨论进城的事儿，便趁机问道：“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阎长林回答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稍事停顿后，阎长林又补充道：“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进城后有什么想法？结果，五花八门的回答都出来了。有的说，城里车多，进城后要少出门，防止车祸；有的说，进城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为了方便，要买一块表；还有的说，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进城后大概不会吃小米了吧。毛泽东听后，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冒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可别忘了，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哟！”“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艰苦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进北平。头天晚上，毛泽东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上午10点多，毛泽东走出屋子，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见面，准备出发。有人问毛泽东，路途很远，您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行吗？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一路上，毛泽东不断地对身边工作人员提起李自成，强调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据阎长林回忆，在途中，毛泽东突然问同车的阎长林，“你们说，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靠什么呀？”阎长林高声回答：“还不是靠民心，靠主席的领导呀！”毛泽东笑着说：“对呀！靠民心！蒋介石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仗打完了就要开始建设了，进了北平就得搞建设，才能争取民心啊！”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涿县乘专列进北京。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进北京是了如指掌的: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中旬，李自成的部队进逼北京城，十八日夜崇祯皇帝自知穷途末路，残杀宫中数人后，登上煤山自缢身亡。十九日，李自成就进入了北京。他进北京后，立即住进了紫禁城，登上了金銮宝殿。

 

◆毛泽东在延安请秘书抄写的手抄本《大顺帝李自成》，毛泽东亲笔题写书名。

毛泽东想得很多很多。他和李自成一样，也是从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出发的，现在进北京，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使国家长治久安，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匆匆进京，再匆匆撤退。毛泽东进京后，没有学李自成立即住进皇室，也没有住进中南海。他只在颐和园休息了几个小时，便于下午5点乘车去西郊机场检阅部队，并在西郊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此时毛泽东考虑的仍然是，我们不学李自成，要把蒋家王朝彻底埋葬。在开国前夕，毛泽东会见党政军高级干部时，讲的最多的话是：我们“不当李自成！”、“不学楚霸王！”他曾对和他见面的一些高级干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说明李自成骄傲自大，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终于导致失败。他说：李自成刚进北京时，是受到了老百姓欢迎的，当时，北京群众焚香结彩，夹道欢迎，各家门上贴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标语。进了城的李自成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的，他不好酒色，与下级共甘苦。他刚进北京时，有个降臣张国绅把同僚的妻子邓氏献给李自成，结果，李自成大怒，将张国绅处死。李自成进北京后，仍戴白毡帽，穿蓝布上马衣，蹑翁靴，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品质高尚，为部下拥戴。但他却不能约束部下，部下很快腐化堕落。他又不能任用贤明之才，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远见卓识，再加上内部腐败、分裂，在吴三桂、清兵两股力量打击下，不得不退出北京，最后败亡。毛泽东讲这些故事，是要强调：我们决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我们如不严惩贪官，“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特别重视防止领导干部腐败的问题。对于贪污腐化的干部，毛泽东严惩不贷。

1951年11月初，中共河北省委和华北局查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罪行，并向中央报送了查处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十分震怒；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也十分震怒；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十分震怒。这样的大贪污腐化案件，在当时是罕见的！

11月30日毛泽东代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时，就明确写道：

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常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经过进一步查证，刘、张二人的罪行完全属实。在此基础上，调查委员会和河北省委于1951年12月14日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这个意见报到华北局，华北局经过慎重研究后，于12月20日向中央提出了处理意见。华北局的报告送到中央后，毛泽东召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大家讨论，一致的意见是：对那些贪污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称之为“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对于像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可见，对于刘、张二人的处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讨论中，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话：

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中央的意见统一后，毛泽东对于为刘、张说情，希望中央不要杀此二人的干部进行严肃批评。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甚至说了这样的重话：

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毛泽东态度十分坚决：不管谁说情，刘、张二人非杀不可。他命令身边工作人员：“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一律不见！”

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给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回电：

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处决刘、张二犯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