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对此，许多人就不一定了解。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刊于《文史博览》

毛泽东的良好愿望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

　　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林彪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

　　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

　　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

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柳河“五七”干校成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

　　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改造”和“锻炼”干部的两种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五七”干校被新党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