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如何理解自我革命既是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连接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深刻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时又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熟和持久执政的实践问题。

“权为民所赋”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沿革

“权为民所赋”，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第一晶核，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光辉。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无疑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这场革命归根结底是具有人民性质即民主性质的革命。然而，这场社会革命的完成还依赖于执政党的自我革命的彻底性。换句话说，没有执政党的自我革命，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是无法完成的。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历史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必然经历多次反复和曲折。封建阶级是如此，资产阶级也是如此。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腐败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

对于执政条件下“官僚制度复活”现象的察觉，列宁是最早意识到的。1919年3月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中，以较大篇幅谈论官僚主义“祸害”，明确承认它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他警告全党：“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一个好端端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什么会很快沾染上旧时代“官僚政治”的坏习气？开始列宁认为主要是小生产的散漫性、落后性；旧机构、旧官僚的大量使用；工农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后来发觉身居要职的“大员”及高层国家机关也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毛病，列宁认识到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即传统、习俗、心理等隐性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潜移默化。此外，还有一种分工管理制度中的“惰性”，其中包括管理制度中的科层制和分工引起的上下级之间的两难关系。在管理实践中由于片面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往往会导致员工的压抑情绪，并引发下级的不满，从而使组织内部关系处于紧张之中。分工越细、等级越分明、时间越长，这种紧张关系越复杂、越难以解决，加之与组织机构内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互动，将使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权为民所用”的制度架构与民主实践

“权为民所用”，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第二晶核，闪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智慧。在伟大的社会革命中，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以伟大的自我革命精神提出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制度构架。民主制度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实践的历史事实，它渗透在伟大的社会革命进程中间。对于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民主制度建设无论如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民主政治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更重要的是自我限权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根据“权为民所用”原则，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有序的运作和有效的监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好人民的国家主权。

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一致等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井冈山斗争中，确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军规；古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组织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所蕴含的官兵平等思想，士兵主体意识所蕴含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建设，为官兵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一文中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由这一思想指导而提出政权建设“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原则，明确了抗日民主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因此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个“三三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三三制”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和价值目标。作为民主政治原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三三制”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共和国政府和政务院人员组成都贯彻落实“三三制”原则。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习近平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作为最鲜明的品格，自我革命就是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就是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作为最大的优势，自我革命就是明确治国就是治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就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始终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正是认清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要发财可以合法发财，自己经营，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智慧致富，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这么干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在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戴着假面具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他强调指出，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干事自然有底线，自然有高度，自然不会做那些充满了诱惑、可能掉入陷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这确实是经过党性实践反复检验而得到的“致良知”。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指出，今天我们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他进一步指出，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在习近平心目中，为人民当家作主，替人民群众掌权，必须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真正的言必信、行必果。

“德行即规矩”是“知行合一”的重要依据。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讲过，儒法并用，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才能相得益彰。这是因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所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不仅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而且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

从本质上看，道德与法律都是解决个体意志和集体意志关系的范畴，只是意志自觉与意志强制的区别而已。从“规矩”的起源考察，古代政治规矩始终是与“德行”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之说。中国古代政治立规最初都依赖于“天”的权力，而初始政治文明的产生，则来自于对上天的失望而开始为自己建立政治规矩。所谓“以德配天”，强调的是德行即规矩，一个人能不能掌握政治权力、行使政治规矩和配置行政资源，关键看你本身有没有德行，有德行才能配得了这天地。所以周文王创立的“礼制”，是对中华文明的政治立规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天人合一”的政治规矩就是这么来的。习近平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强调，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

规矩和德行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规矩的实行有赖于德行的落实，同时，德行的推广也离不开规矩的保障。习近平强调，中国历史上形成和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思想遗产，虽然这里面有封建社会的糟粕，但很多观点至今仍然富有启发意义。今天我们之所以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就是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广大党员干部要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练、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同时，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而我们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所以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在“知行合一”方面，习近平还十分看重家风问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习近平说，“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他还强调指出，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近不了身。所有这些看似平平淡淡的新常识，其中蕴涵着深刻的良知良能，值得我们深思。现在看来，的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败不仅不会亡党，而且能增强党自身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更有力量。

（作者：程伟礼，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来源：上官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