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5月上），文章原标题为“大陆的最后一战：昌都战役”

1949年春天，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大陆的失败和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就连远在拉萨的西藏统治者都很清楚，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即将失去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指日可待。共产党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西藏统治者们产生了严重的悲观，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对于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胁远远大于国民党。”

据《桑颇访问记》记载：“在拉萨，人们开始考虑逃亡印度，他们把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寺庙开始购买印度的卢比。”“我记得，自己家中就装满了一袋卢比，并放在桌子上，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随时逃走……”

而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而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一件不容商量的事情。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和朱德发出贺电，表达了敬意。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回电班禅额尔德尼，表示“西藏是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的，而“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实际上，西藏当局可不是这么想的，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局”发了一封异想天开的信给毛泽东，表达了西藏方面的立场：

共产党总统帅毛泽东阁下：

西藏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好地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享有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由于与中国的青海、新疆两省接壤，请您不要让共产党的军队越过边境，侵入西藏的领土。您若能向手下官员下达此项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才能放心。西藏的一些领土，近年被中国占据，希望在您结束中国的内战后，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西藏当局希望英美协助西藏达成抵御共产党“入侵”的目的，并派出“使团”。对此，1950年1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表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指责西藏当局的“外交活动”是叛国。由于双方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完全不同，军事冲突无可避免。

印度的装备给西藏当局打了气

1949年4月23日，南京政府覆灭，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此时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已经预测到了解放军入藏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他们决定向西藏当局提供军事支持。6月，印度向噶厦政府交付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包括布伦机枪144挺，斯坦机枪168挺和1260支步枪和大量子弹，藏军随即开始招募新的部队，扩充军力，藏军从14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到17个代本，希望阻挡解放军的前进步伐。这些新式武器使得西藏当局有了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的底气。

与此同时，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7月11日、17日、20日，藏军分三批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和其他国民政府人员及家属还有一些汉族商人共130多人押解到印度边境，迫使他们返回内地，并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这一事件表明了西藏当局企图独立的野心。

第一次军事冲突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人民解放军当年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放西藏。”同时，传到昌都的情报说，人民解放军已经进抵汉人控制的康区与西藏控制的康区的交界处——金沙江西岸。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并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当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也不可能指望从英国或美国那里得到外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当局被迫派出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7月，双方在昌都东北部约10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邓柯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邓柯地处甘孜至玉树的交通要道旁，昌都总管拉鲁在该地区设置了一座无线电台。解放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这座电台。据逃回昌都的话务员描述：“我在无线电收发站内向窗外观看……他们已到了这里，有好几百人，他们一齐涌进电台的院子里。我告诉了在电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继续发报，因而遭逮捕。他们已经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个食品柜里，他们始终没有打开看过。当晚我就爬出来逃走了。”拉鲁得到消息后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他念经祈祷了一会儿之后，便命令驻扎在昌都东北部大约5天路程的玉树边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马上带领他的军队返回昌都。其部队纪律非常严明，着重仪表，是藏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

拉鲁希望调集一支精锐部队，向玉树的解放军发起反击，解救报务员，夺回电台，并且对解放军备战给予沉重打击。他认为解放军初来乍到，对康区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这是发动突然袭击最佳时机。然而，事件并没有按照拉鲁的计划发展。邓柯地区的康巴人欺骗了穆恰代本，没有把解放军的确切方位告诉他，使他的部队中了解放军的埋伏伤亡惨重。

在噶厦政府看来，他们在邓柯战役中夺取了战术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他们打退了解放军的攻击，此战证明藏军能够同解放军较量。

而解放军方面可不这么看。第18军军长张国华在1950年8月5日西南军区研究昌都战役的作战会议上提出：“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线通车，在泸定以西能集中300辆汽车，甘孜、德格间集中5000头牦牛，所需冬衣、干粮、携带燃料等8月底可运新津，9月和10月再由汽车、马车运800万斤粮食、物资到甘孜，则昌都战役可以在10月间实施”。西南军区于8月5日、14日连续向中央军委作了当年实施昌都战役的报告。

毛泽东看到报告后，于8月18日电询西南局：“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西南局于20日复电毛泽东称：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飞机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机场尚无确切情报；对于藏军的战斗力，根据与藏军的第一次军事接触做出评估：“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张国华认为，藏军在昌都地区只有5000-6000兵力，且驻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18军4个团又2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

和平希望的破灭：格达活佛的意外死亡

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视作和平的希望。当时，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游说，进而准备前往拉萨说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就与共产党进行过接触，到了1949年，共产党胜利在望时，格达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绕道甘肃、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见朱德。朱德对格达的使者给予了热情接待，并让他们回去时捎信告诉格达活佛：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到甘肃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会见了总管拉鲁，他劝说拉鲁，“中国共产党反正都要解放西藏，因此宁愿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如果拉萨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那不但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还会导致佛教和寺院的毁灭。”他带来了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人民解放军。3．西藏必须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格达对拉鲁说，如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解放军就没有必要进军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维持。拉鲁把这些和平建议提交给了拉萨当局，拉萨方面回复说“可以考虑这些建议”。

8月22日，格达活佛突然去世。多数人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说格达活佛是被当时驻昌都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福特杀害的。无论如何，格达活佛的死阻断了双方的谈判，也坚定了中央军委发动昌都战役的决心。

阿沛·阿旺晋美就任昌都总管

正当这个战和难定的关键时刻，拉萨当局委派阿沛为昌都总管，接替拉鲁。阿沛的态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对所遇到的官员发表的言论中有所反映。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阿沛曾对他说，“西藏斗不过中国共产党，因为汉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官兵。”“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

新任的昌都总管阿沛与拉鲁的主张大相径庭，拉鲁倾向于进行武力抵抗，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争。阿沛则倾向于妥协，他认为没有必要激怒解放军，拆除拉鲁修筑在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

据拉鲁回忆，阿沛刚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认为昌都这个地方太小，没有必要由两名噶伦共同驻守管理，他建议拉鲁离开昌都到玉树南部琼布色达去开辟一个新的作战根据地，而他则留驻昌都。阿沛的行事颇像那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叶名琛。面对解放军大兵压境，阿沛判断失误，导致了昌都战役完全按照解放军的设想进行。

在防御上阿沛没有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人民解放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英国人早在15年前就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后备军，但是这一报告显然从未被康区的官员采纳过。1950年7月，藏军设在邓柯的电台被捣毁之后，在拉鲁的一再请求下，阿沛从拉萨带来了两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置这两部电台。于是拉鲁带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在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福特试图说服阿沛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战略要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撤退路线的情报，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绝。随着9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发动进攻，从而使藏军逐渐放松了警惕。

势如破竹的昌都战役

与西藏方面的举棋不定、临阵换将、布置失当相比，人民解放军则布置十分周密。9月13日，18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地区的藏军阵地发动大举进攻。人民解放军兵分四路，形成钳形攻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藏军进行包抄，准备切断藏军南部和中部两个方向的退路。直到10月12日早晨，拉萨当局才得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的消息。为了避免西藏境内的恐慌和动乱，拉萨当局决定封锁消息。

在昌都，随着解放军相继攻克岗拖渡口、让松多和芒康等地，从这些地区逃跑回来的藏军官兵接连不断地带回战败与伤亡的消息，昌都的形势急转直下。面对这种形势，昌都的西藏官员们再度恳求阿沛与拉萨方面联系交涉，请求恩准他们逃往洛隆宗。

与此同时，解放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在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青海、西藏），14天走了约1500华里，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击溃藏军，由于连续行进，许多战马死亡，不少骑兵变成步兵，终于在既定时间内到达昌都以西称为“五路口”的恩达，完成了大迂回包围的任务，并准备好从西往东堵击由昌都撤出的藏军。

在正面战场，10月7日和8日，人民解放军分别在几个渡口陆续渡过金沙江，迂回部队和跟进的北线左路主攻部队渡江时未遇藏军抵抗，北线左路和南线攻击部队在德格岗托和巴安（现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两个点渡江时遇阻强攻，虽伤亡较大，但都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后，北线左路主攻部队在小乌拉等地遇到藏军较强的抵抗，藏军在强大攻势下被歼灭或弃阵溃逃。为了不给藏军喘息机会，各部队忍受着空气稀薄、饥寒、劳累等痛苦，日夜兼程，连续作战，连战皆捷。岗托方向的北线左路攻击部队在追击中，于同普之足雍将大股藏军歼灭。南线之53师157团，歼藏军近一个甲本（相当于连）。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于10月11日率部起义，宁静（现芒康）和平解放。

到10月16日，解放军的两支部队，一支从芒康，另一支从江达向前推进，如人无人之境。这时藏军无力抵抗，准备弃城西撤。此时，撤退的道路还没有被切断。16日傍晚，从类乌齐来的一位信使带来了解放军正接近该镇的消息，昌都与拉萨的交通即将被彻底切断，于是阿沛便请求拉萨当局准许其缴械投降或率部撤退。次日，拉萨方面发来了要他率部撤退的命令。到了17日，阿沛召集手下的官员们说，如果不马上离开昌都，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除留下少量军队焚毁军火库，阿沛及其他官兵在天亮之前离开昌都。

英国人福特描述了18日早晨7点钟的昌都的情形：“整个昌都城人心惶惶，惊恐万状。人们向四面八方逃跑，有的携带着自己的财物，有的拖着有用的物品……大街上的牛栏马棚已无人照料了……随后，被招募来的一小群康巴民兵奔跑着穿过街道，边跑边愤怒地呼喊，满脸杀气……”当福特骑马返回昌都的闹市区他的无线电台所在地时，碰上了赤门代本的两名如本，他们对福特说：“赶快骑着马逃跑吧……你不能返回昌都的闹市区，假如你想这样做，他们会杀死你！”

此时，迂回的人民解放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克了类乌齐，随后又进行急行军，目的在于赶到十字路口处切断阿沛的退路。藏军官兵在天黑以后沿着险峻而狭窄的小道急速向拉贡山关推进，于当晚10时到达拉贡山关。从山关下到山脚他们又花费了3个小时，从山麓到拉贡昂达还需要走几个小时，此刻，每个人心目中所考虑的问题都是解放军是否已经到了十字路口。阿沛派了几名随从骑马前去侦探此事，得到的情报是：中共军队早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到达拉贡昂达。实际上，类乌齐刚被攻占，解放军第154团的约100名骑兵和步兵便以每天约50英里的行程全速向前推进。藏军的退路已被切断，阿沛决定与其进行无效的抵抗不如缴械投降。他命令全体人员退到附近的祖古寺，并委派森本堪布和卡日巴去找解放军，表示愿意投降。他们刚出发没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军侦察部队，于是便把他们带到了祖古寺。他们带来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后来他们竟拿不出象征投降的东西了。1950年10月19日，解放军俘虏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体藏军27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此时，解放军用肉食和蔬菜款待聚集在祖古寺的藏军官兵，让他们饱餐了一顿，并对这些西藏人说，他们的使命和职责是友好地款待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随后西藏官员们都被送回昌都，被拘留关押起来，而藏军士兵则每人领到一个大洋然后让他们解甲归田。歼灭了藏军主力部队之后，解放军长驱直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10月22日，解放军攻占了洛隆宗；10月27日，攻占硕般多；10月31日，解放军攻克了边坝宗。

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俘虏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2名印度人。

中央人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昌都战役显示了解放军无可匹敌的战斗力，也消灭了西藏当局手中唯一可战之兵。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再次打开了和平之门。

签订“十七条协议”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

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来自西藏的5位和谈代表。阿沛代表达赖喇嘛向毛泽东献礼，并呈递了达赖喇嘛写的亲笔信。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你们完成了一件大事。根据《协议》中央政府会帮助你们发展政治、经济、文教各方面的事业，绝不会像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那样剥削你们。”毛泽东扳着指头说：“你们看一年两年不行，看十年八年总会看清楚我们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吧。”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