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他，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后来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实现强国之梦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政协常委。中国农村问题始终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公开争辩。这件事情当时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算是广为人知。一时间，诸如“犯颜直谏”“廷争面折”“为农夫代言”“不为强暴所屈”等等赞扬梁漱溟敢于犯上的铮铮风骨的舆论沸沸扬扬。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是相当片面的。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一些人步其后尘，发表类似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文章。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历史的真相，而且也可以说是对梁漱溟先生本人的不尊。下面就来还原一下这件事的历史本来面目。

　　梁漱溟不顾一切要证明自己“热烈拥护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建设国家的热情。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抗美援朝也告诉中国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语)

　　后来广为人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当面激烈争辩，就发生在一次讨论总路线的会议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开始是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来给会议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梁漱溟在小组讨论中发言，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讲话，并对如何贯彻好总路线提了几点建议。9月11日梁漱溟再次发言，话题仍然是如何贯彻好总路线，谈到了三点，最后一点是农民问题，他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9月12日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梁的发言，认为梁漱溟不同意总路线，拿农民问题说事。梁感到受到莫大的冤屈，当晚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明他是拥护总路线的，希望有机会重复一次他的发言，以便了解他的“善意”。9月13日上午梁将信交给了毛，两人在晚上谈了约二十分钟的话，毛仍认为梁是反对总路线的，于是两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梁漱溟继续向毛泽东要求安排他发言。于是，9月16日他在大会上发了言，重复了他在9月9日和9月11日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见《梁漱溟问答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第114页，此书经梁漱溟亲自审定----笔者注)

　　9月17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说梁是一贯反动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认为梁漱溟是反对总路线的。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决定要继续为自己辩护。9月18日开会，梁漱溟上台发言。他决定从历史说起，必须要有“充分说话的时间”。于是，他要求毛泽东给他“雅量”。结果两人又起冲突。这时，台下许多人反对梁漱溟的作法，要他下台。

　　“毛泽东没有叫我下台。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讲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结果会场大哗，几个与会的人上台发言批评梁漱溟。这时，“毛主席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接着会场又是大哗，“毛主席又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就这样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请会议主席付诸表决，到会者大部分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事情才结束。在表决前，毛泽东说会让梁漱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讲。会议主席在表决后也告诉梁漱溟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梁漱溟后来是讲了，但还是“没有机会充分讲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听大家批判”。(引言均同上书 第117页、118页)

　　事后，梁漱溟在至亲好友的规劝帮助下，特别是在他的长子梁培宽的交心长谈后，醒悟反悔。他认识到自己的“倔强精神”和“骨气”都是错误的。他发现自己“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以致造成了“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同时，也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说他是“以笔杀人”和“伪君子”。( 引言均同上书 第120页至123页)

　　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此后，梁漱溟仍然担任政协委员，参加国务活动和外出视察，例如1954年初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等。但是，他再没有机会与毛泽东当面长谈。只是在集体活动中见到过毛泽东，在握手的时候寒暄几句。

　　梁漱溟对自己的错误做过多次检讨，他的态度完全是真诚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这里须提示一下，该文因未经毛泽东审阅，不属于正式文献，中央有关编辑部门已有说明，梁漱溟本人也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真实性有所质疑。梁培恕回忆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父亲讲过毛泽东是怎么说的，也没有对此发表过什么辩白话。只是讲过他们当时的话都是气头上的话。1977年梁漱溟看完这篇文章后，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道：“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恕”(见《口述历史》 第7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历史背景来看梁漱溟的不足

　　在这个事件中，最不能使梁漱溟接受的还是周恩来说他一直想升官发财，因为梁漱溟从来不愿意做官。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对周恩来的最后的评价却是一个“完人”。因此，对于这场争辩，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关于这点，胡耀邦的说法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是很有帮助的。1985年5月10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双方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谈话中涉及到了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辩，现摘录如下：

　　【“胡耀邦：梁漱溟先生呢，从参加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头一天起，是不大讲我们的好话的。他有他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不要紧嘛……!

　　陆铿：但是他老近来也讲你们的好话了。

　　胡：他几年之前就开始讲我们的好话了，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记不很准。

　　陆：当然，这也是随着形势发展所起的客观变化。

　　胡：尽管他不讲我们的好话，也应该允许人家嘛。在有些事上，还未经过自己的脑子证实，他一时有些想不通，从而不大赞成。后来就把他给批了一下。谈起豁达大度，我们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后来……

　　陆：后来就变样了……

　　胡：可能我们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国家事情这么复杂，你却那么样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批过头了。”】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胡耀邦说毛泽东的豁达是第一位的。当初梁漱溟9月8日第一次谈到“九天九地”时，周恩来作了解释。后来毛泽东也批评了梁漱溟。但是，到了9月16日，梁漱溟又把“九天九地”拿出来说事。在9月18日，还要会议给他认为足够长的的时间来作解释，这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显然是做不到的，这也是毛泽东的“雅量”所接受不了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提出在以后的会上安排他作解释发言。这应该就是胡耀邦所指的够豁达。二是1955年的批判是针对梁漱溟的“唯心论”的，与农民问题无关，也就扯不到“为农夫代言”而受到批判的事情。与此相关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时批判梁漱溟的有一位中共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但若干年后梁漱溟认真学习了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并写出了笔记。

　　对梁漱溟颇有研究的汪东林先生，即“文革”后最早在报纸上披露梁漱溟1953年事件的作者，在2006年对这件事的看法给出了这样的背景解读：这场冲突“应当说这里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中国要强兵富国，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发展重工业，首先要顾及的是工业建设(含城市建设)和工人利益，而实际上不可能也无力量顾及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辽阔的农民和农村。又比如，为了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突出政权稳固和领导权问题，因而不允许梁漱溟发表这种有可能扭偏国家工业化大方向的‘错误’意见，等等。”

　　应该说，凡是对当时形势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会同意胡耀邦和汪东林的看法。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也是这样认为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大儿子梁培宽即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负责人只是对你梁漱溟个人过不去。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在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宽特地分析道：毛泽东“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同上书 第121页)。

　　胡耀邦、汪东林和梁培宽等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了解事情的经过。梁漱溟的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是与他接受别人的劝导分不开的。他在与两个儿子谈话后认为：“宽儿(指他的长子梁培宽)的这席谈话，加上好友、学生的宽劝赐教，包括何香凝先生在会上对我的批评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另一个促使他思想变化的因素是他意识到他对当时的农村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全面，心里并没有底。这个“九天九地”的说法实际上是听了他的老朋友彭一湖说的。因此，他懊悔了自己“不该将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拿到大会上讲”(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6页 中国工人出版社)。顺便提一下，当时梁漱溟发言完毕后，与会的周恩来就作出了解释，用数据说明了城乡差别并没有那么严重。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如果用系数比较，当时的乡村和城市的差别大约是1比1.5，而现在达到了1:比3.0以上!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说明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由此可以看出，1953年的城乡收入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现在的差距则是过大的。但有意思的是，现在却再没有人用类似“九天九地”这样色彩鲜明的词汇来说明今天的城乡差别了。

　　梁漱溟对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赞不绝口

　　在促使梁漱溟思想变化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感性认识的积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包括亲眼目睹的和从报刊杂志上看到的消息，再加上回顾了解放初期他在农村看到的情况，终于认定实际上当时国家还是一直重视了农业的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而，他也就以积极的正面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时代的农业发展了。

　　梁漱溟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关心农民问题的人之一。他早就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搞好乡村建设，要切实解决好农民问题。但是，旧中国的农村情况是令他万分失望的，他曾在1939年考察农村时说道：“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见梁漱溟《我生有崖愿无尽》)

　　新中国成立后，亲眼目睹了两个社会农村的明显不同，梁漱溟很快就感觉到了国家的变化、农村的变化。这些都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认识到的。1950年4月初，他赴外地参观访问，在山东期间说道：“目睹工农干劲十足，令人感奋。”(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219页 群言出版社)“在参观了各地农业合作社之后，先生(指梁漱溟)也认为只要把分配问题解决好，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那么，循由合作化道路可以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前书 第220页)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他通过参政议政，参观访问，对国家面貌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他相信了自己的“眼见为实”，因此在他的言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九天九地”之类的说法。尽管1953年后还是受到了多次批判，但心情随着国家的日趋强盛而爽亮开朗起来，1953年的那件事所受的委屈也就渐渐淡漠。1956年他参加政协视察团到甘肃视察了五十天，在谈到农业的时候说：“农业方面呢，进展的好象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同前书 第241页)。他在参观梅山水库时在日记中写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他特别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而高兴。因为决议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全国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他认为人民公社、“土洋结合”、大跃进等等，都最能发动群众，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梁还写出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不吝笔墨地称赞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梁培恕后来回忆道“父亲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写书肯定‘大跃进’的人。”

　　客观而论，梁漱溟在1950-1960年代对农村的看法有所偏颇，不够深透，而且笃信了当时的报刊杂志上的消息。1960年他曾到山东农村视察，发现了农民家的食品是用草籽做的(现在美国人把某些草籽作为有机食品食用，中国人则到美国购买---笔者评注)，又黑又硬，但他只不过皱了皱眉头而已。或许他认为不过可能只是个别的现象，他可能相信当时的大部分的事实不会是这样的。他的次子梁培恕说他父亲，“恐怕倒是太看重当前事实。然而，当前事实有时是表象。”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梁漱溟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拥护、对毛泽东的钦佩确实是发自内心的。1960年9月，即1953年的事件过去了七年之后，梁培恕生了一个儿子，梁漱溟亲自为其嫡孙取名钦东。寓意“钦佩毛泽东”。1961年，他写道：“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248页)。梁在出席1964-1965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和列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时，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他的心迹：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显然六七亿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恐怕今天也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

　　经历了“文革”以后，梁漱溟在不同的场合仍基本上还是坚持了他的这个看法。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终生都把中国农村问题作为自己研究重点的梁漱溟，他的不少看法对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的出路，肯定不是将农民赶出家园，开发房地产，更不是让农民“上楼”，成为没有职业，没有归属的边缘人。只有复兴农村，建设具有现代文明的农村，应该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的正道。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延伸阅读

重审毛梁之争：为什么毛泽东说梁漱溟反对总路线?
萧武 ·  来源：国风观察

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五)

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将基层治理基本上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 也就是说，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和统治阶级内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可以简单概括为儒家向上看的一面和向下看的一面。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河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如果说新儒家鼓吹的读经运动今天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门投机生意，眼睛只是向上看，凭借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依附于权贵，他们对儒家复兴并不真诚，那么还有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在眼睛向下看，真诚的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那就是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的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应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复兴起来，道德伦理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过的温床。而那些已经离开农村但又仍然心系农村的人则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乡土社会的崩溃，用文学的语言说，就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已沦陷。因此，在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的儒家真诚得多，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当然要真诚得更多。他们至少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人过要复兴，除了向上看的一面，还必须向下看，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而且，在历史上，儒家在宋朝复兴，除了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士人中间复兴之外，儒家也曾经走向基层，参与制定各种乡规民约，为乡村秩序重建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也完全崩溃，到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收拾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反而在无力将国家治理体系的毛细血管延伸到基层社会的情况下，对基层社会采取了承包式治理的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对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去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了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混乱局面，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改变土豪劣绅完全统治的现状。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重视基层问题，重视乡土社会重建。梁漱溟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曾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随着抗战爆发，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一次谈抗战方略问题，当时日军在中国所向披靡，国军望风奔溃，国土大片沦丧，国内对抗战前途深感悲观，梁漱溟虽然一贯主张坚决抗战，但当时也有些迷茫。在交谈中，毛泽东对梁漱溟阐述了他的持久战理论，对抗战的前途做了详细分析，令梁感到十分振奋。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作过详尽分析。当然，毛泽东对农村的认识与分析和他对中国革命战略的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毛泽东在这次长谈中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

　　两人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和贫农、中农，但并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最终解决问题也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而毛泽东作为在中国革命中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进行过土地革命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本身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梁两人的这次谈话之所以最后大吵一通，不欢而散，根本性的分歧就在于是不是讲政治，是不是讲革命，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最后为两人的分歧作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盛情邀请梁漱溟在即将成立的人民政府担任职务，但梁漱溟以民主人士自居，婉拒了毛泽东的邀请，而在政协工作。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本来的意思应该是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但梁漱溟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进行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相当普遍。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们也无动于衷，乃至地主本身也是儒家信徒，更是宗法社会网络中的核心。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不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更是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而执法的人就是他们。而他们在拥有这些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么，那些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来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利益，可是一到革命发生，地主们一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

　　这当然不是说梁漱溟本身就是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是至少也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覆地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只是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了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自然是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也正因此，几年后，梁漱溟又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为农民仗义执言，从而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成为现代中国史上的一桩公案。毛泽东当时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表示不同意，他并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真理并不在毛泽东一边。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目的是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而要成为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其它产业占比很低的情况下，选择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来进行工业积累，这恰恰是为了完成工业化的目标。因为，在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真正出路并不在农村，也不是在土地上想办法，而是要通过工业来解决，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再来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

　　因此，对农民暂时的剥夺，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但梁漱溟却以短期利益的损失为理由，来反对剥夺农民。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毛泽东和共产党接受梁漱溟的批评，就意味着要减少对农民的剥夺，从而放慢工业化建设的速度和步伐，结果自然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任务完成时间要推迟。而当时对总路线的规定，是有时间要求的，是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十五年。当时国家并没有工业建设的经验，共产党也没有领导工业建设的经验，因此对这个任务的估计是时间比较紧迫的，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也就是说，无论梁漱溟自己是否承认，客观上他的批评都是在反对总路线。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也是中国曾经走过的路，只是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历史就已经拐了弯，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不过，梁漱溟仍然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就在1980年代妖魔化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已经成为时代风尚的情况下，当有人撺掇梁漱溟也像那些伤痕文学作者一样，站出来以被毛泽东批判的受害者的身份，来批评毛泽东的时候，他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可笑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无视梁漱溟自己对这场争论的总结，仍然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这场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前途命运的争论，来持续不断底抹黑毛泽东。如果梁漱溟看到这些言论，恐怕也会嗤之以鼻。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前者更重视儒家在乡村建设中的功能，后者更重视乡村建设的一面。但无论哪种，都陷入了与1930年代的梁漱溟相同的困境。一方面，个人或者个别组织机构的努力始终很难收到实效，而国家在政策层面却对这种努力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反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资本来重组乡村生产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这些努力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自身活动的政治性，尽量将自己的行动去政治化。即使如此，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也已经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因为，他们在实践中会很容易就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适中无法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也无法真正的发挥组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