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

    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

     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包括当时的医生李志绥和护士长吴旭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解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动。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是3月14日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等同志。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