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时韩非子在《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说：“畏其卒，怖其始，故箕子见象箸而知天下之祸。”

　　译：害怕亡国的结果，总是对当下充满危机意识，所以，箕子（纣王的叔父）看到纣王用象牙筷子，就预知亡国之祸就要到来。

　　评：如果一个君王追求象牙筷子就预兆着亡国之祸，那全国的“精英”都追求象牙筷子；都追求犀牛角杯子、金碗、玉盏；都追求古董、文物、奇石、珍稀动植物等“难得之货”；都追求不劳而获、追求当老板、追求当人上人；都玩命追求着各自心中的“欲望”又预兆着什么呢？

　　二、《六韬·发启第十三》中姜太公说： “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 暴虐残贼。败法乱刑, 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

　　译：现在的商朝，上上下下相互欺骗、相互算计；一切杂乱无章（如人们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不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人们都沉迷淫乱（放纵欲望、追求吃喝玩乐、追求奢侈排场）而无止境。这就是亡国的征兆。我看那里的田地，杂草比谷物长得还茂盛；我观察其国家的百姓，坑、蒙、拐、骗、的邪恶之人总可以无所顾忌的欺压正直、善良、老实的人；我看其国家的官吏，甚至比盗贼还要暴虐；法纪败坏（只讲“法”，不讲“道”，不讲“理”），刑罚混乱，全国上下竟然不知（还自以为是太平盛世）。这正是亡国的时候。

　　三、《六韬·举贤第十》中姜太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译：君王（主流社会）以为世俗所称赞的人（如被资本、网站、外国势力所推崇、抄作、包装出来的人；又如会恶搞、会忽悠、会吹牛的人）就是“贤才”，以为世俗所诋毁（如被资本、网站、外国势力所打压、封杀、污蔑）的就是不肖之徒，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得以进用（掌握政权、财权、话语权），正派、无私、没有朋党的人就会被排挤、打压。这样，奸恶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人，忠臣无罪而被处死，奸臣则以虚名取得爵位。因此，世道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走向危亡。

　　四、明朝的方孝懦在《杂著·娄敬》中说：“将兴之主，唯恐人之无言；将亡之主，唯恐人之有言。”

　　译：将要兴旺发达的人和国家，最怕人们不进言、不献策；那些不许别人议论、不许别人争论、不许别人妄议的人和国家则不免走向腐败、走向灭亡。

　　唐朝的吴兢在《贞观政要·刑法》中说：“忽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忽谓我智而拒谏矜已。”

　　译：不要以为自己地位很高，就蔑视贤德之人，侮辱群众；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就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忠言。那些高喊“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人实际上是害怕真理的，也是幼稚可笑的。

　　五、黄石公在《三略·下略》中说：“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

　　译：如果制定的政策为了一个人有好处，损害了一百人的利益，那民众就会逃离城邑；如果制定的政策为了一个人有好处，损害了一万人的利益（如人们制定政策“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而让大多数人先穷下去），那全国人就会想着逃离国家，那国家也是必然解体——亡国了。

　　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说：“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

　　译：难以违抗一个官员的私情（如为维护一个杀人的警察，电视台公然为其掩盖真相、专政机关公然为其打压受害者亲属，逼其接受“私”了），对亿万人来说就是大的弊端，这实在是亡国的行为啊！

　　六、林则徐在大清亡国前七十多年就预计到：“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评论：今天玩电脑游戏、玩手机、搞笑“文化”……其流毒百倍于鸦片，那中华大地数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七、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如今那些擅长“文章”“学术”的“砖家”“叫兽”“精蝇”，能说会道——能以点代面、以偏盖全、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别人都听不懂、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们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无需艰苦奋斗）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忽悠”、“拍脑袋”、“投机”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投机”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八、管子在《牧民》中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译：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就会怠惰；君主挥霍无度，则人们就会胡作妄为；不禁止奢侈、排场、奇技、淫巧，则百姓就会失去节制而放纵淫荡；不堵塞、杜绝妄为和文巧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而刑罚日趋繁琐（到时就不得不到处设置安检、配保安、设警务室、装防撬们、防盗网、人人配律师……）。不明白什么是要追求的神（理想、信念)，什么是要批判、打击的鬼（人类的腐朽、堕落倾向），人民就不能觉悟；不敬畏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百姓就会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礼、义、廉、耻四维得不到张扬，国家就会灭亡。

　　管子在《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译：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再也没机会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就会相互尊敬、合作；有义，就不会随意掠夺、索取、侵犯别人；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保护坏人。人们都不超越出应守的规范，国家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九、《商君书·慎法》中：“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译：那些会瞎编“文章”“学术”、敢胡说、能吹牛的“砖家”“叫兽”“精蝇”成势，愚昧和智慧的人就都会一齐向他学习，人们学习、崇拜、谜信这些歪理、斜说的人，就会放弃实际工作，而去诵读空虚的言论（如谈论“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谈论东施效颦“效”得如何精彩、谈论邯郸学步是如何的必要、研究如何才能长生不老、研究游戏能过多少关、算计如何才能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已的口袋……）。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则国家的实力减少，而非难、批判的就增多。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用这样的臣民去战争，必定损兵折将；用这样的臣民去守卫，必定出卖城邑。

　　十、庄子在《胠箧》中说：“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

　　译：统治者（精英）一心追求智、巧，而背离“道”，那么天下必定会大乱啊！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弓弩、鸟网、弋箭、机关之类的智巧多了，那么鸟儿就只会在空中扰飞；钩饵、渔网、鱼笼之类的智巧多了，那么鱼儿就只会在水里乱游；木栅、兽栏、兽网之类的智巧多了，那么野兽就只会在草泽里乱窜；社会上诡伪、欺诈、忽悠、奸黠、狡猾、诡曲、自以为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等“理论”学说盛行，那么世俗的人就会被这些诡辩所迷惑，人们就没有了准则。

　　十一 、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译：现在，背离了“道”（背离了初心——理想、信念），天下成为家（公权力变成为私人——利益集团）所有，人们各自以自已的亲人为亲人，各自只爱自已的子女；看到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只知索取；气力则唯恐出于己身——逃避奉献。权力、财富、公共资源私有化，时兴父传于子，而且天经地义地受法律保护。城郭以建设高高的城墙、宽深的护城河（如到处设置安检、配保安、设警务室、装防撬们、防盗网、人人配律师……）来做为自以为最高明的保障设施。把礼法做为社会的唯一准则（法不禁止即可为），用礼法来规范君臣关系，用礼法来“保证”父子关系亲密，用礼法来使兄弟和睦，用礼法来使夫妇和谐，用礼法来设立制度，用礼法来确立田地和住宅；好人还是坏人、勇敢还是懦夫、真理还是谬论只能靠“法”来判断——也就是说全社会的人没有价值观、没有信仰、无法判断是非、前进没有方向；用礼法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诡伪、欺诈、忽悠、奸黠、狡猾、诡曲、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发生，战争（天下大乱）因此而起。

　　十二、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法律滋彰，盗贼多有。”

　　译：当社会丢失“道”——没有了理想、信念、迷失了前进方向、忘记了初心的时候，就需要用第一道防线——“德”来防止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堕落；当德失去作用时，就需要第二道防线——“仁”（提倡慈善、爱心）来防止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堕落；当社会爱心也失去了时，那就需要第三道防线——“信义”来防止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堕落；当连“信义”也失去了，只好靠礼法来维持社会的运行了。而法律则是缺乏忠心和信义时所不得已的办法，是造成社会混乱的祸根。

　　当社会只能衣靠法律来维持运行（法不禁止即可为），法律越复杂、条文越多，人民就越迷茫；欺压人民、压迫人民的“盗贼”也就越多，社会就越乱。

　　十三、《吕氏春秋·本生》中说：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译：水本来是清澈的，因为有泥土才使它浑浊。人本是健康、长寿的，欲望折磨着他、影响着他，所以精神萎靡、变态，因而不能长寿。外物是用来供养生命、为人服务的，人不是为欲望活着。如今的人，受迷惑的人大多了，他们用生命、用一切来追求钱物——欲望，为欲望寻死觅活的，不知道哪件事是重要的，哪件事是次要的。不知道轻重，那么就会把重的当成轻的，把轻的看作重的。如果像这样，那么每次做的事没有不失败的。用这样的方法治国，是谬误的；这样当大臣，一定是昏乱的；这样子为人，则肯定是狂妄的。这三样中有一样，国家就必然走向歧途，一定会亡国。

　　十四、《吕氏春秋·当务》中说：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

　　译：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但根本上是却是歪理（如“让一部份人先当老爷，先当上老爷帮助没当上老爷的人，最后大家共同当老爷”；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等）的斜说盛行；有信仰，但是不合理（如信仰金钱；信仰分数；信仰考试名次；信仰求神、拜佛）；勇敢、拚搏但追求的不符合道义（帝国主义战争；飙车、斗很）；有法律，但法律精神不符合人们的认知、不符合情理、不能惩恶扬善，那就会像迷惑的人骑着骏马（因没有方向而到处乱闯），疯狂的人手里却拿着宝剑（机枪、炸蛋）胡乱挥舞，使天下大乱的就是这四种情况。我们看重理论辨析，是沿着真理、公论的说法而做的；我们看重信仰，是希望能正确引导人们走在合理的人生轨道上；我们看重勇敢，是因为要推行正义；我们看重法治，是要为社会，为人民的自由、和谐、幸福生活服务的。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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