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党的集中领导下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和方法，坚持自觉、长期、大规模和制度化地实行军队内部民主，使我军成为革命的大熔炉、大学校，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不但使官兵一致的政治工作原则落到实处，有力地保证了我军的高度团结统一，成为削弱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并且在激发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既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我军必须不断发扬光大的政治优势。

 

2014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把“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总结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我军能够不断成长壮大，始终坚持军队内部民主是一个根本性原因。实行军队内部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决定的，它遵循了唯物史观，体现了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的伟大创造，也是我军彻底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显著标志。军队内部民主肇始于三湾改编，成型于古田会议。1948年，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系统论述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的目的，把党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确定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人民军队的内部民主，在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的漫长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使无数官兵在革命熔炉中淬炼成长，使我军保持了团结友爱纯洁和谐的内部关系，结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成为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在军队体制编制改革走向深入之际，充分认识军队内部民主的历史作用，对于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动摇，确保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行军队内部民主使我军成为革命的大熔炉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旧军队，都是剥削阶级的暴力工具，等级森严、待遇悬殊是普遍现象，实行“愚兵”政策是通行信条，无不制定严苛法规、运用残酷手段维护反动统治，士兵大多在政治上受压迫欺骗、经济上受盘剥，军事上受驱使，中高级军官与下层官兵存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根本不可能实行民主平等，也就做不到“上下同欲”。在国民党新旧军阀的部队里，逃亡、内讧、溃散、哗变甚至叛乱也都司空见惯，其内部凝聚力和基层官兵的自组织能力非常低下。

 

无产阶级党性和创造新型人民军队的客观需要，使我军自觉地选择了民主的建军治军模式。我军初创时期，官兵来源多样，出身成分、社会经历极为复杂。弱小的红军脱胎于旧军队，主要成分是文化水平很低的贫苦农民，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比例很低，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革命化改造，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实行军队内部民主，使大家亲身感受到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建立起无产阶级身份认同。

 

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军人，也不会天然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1927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里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因此，“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1]。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把消灭阶级对立和雇佣制度、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改造作为建军方向，把启发官兵民主自觉、实现官兵平等，作为处理内部关系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最佳选择。

 

 

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在强化“党指挥枪”的同时率先建立了军队内部民主组织和制度，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发端。工农革命军中废除雇佣制度，实行“革命自愿”原则，反对军阀作风，不准官长打骂士兵，废除刑罚和繁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同时，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士兵管理伙食，这些办法受到士兵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指出：“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2] 这一对军内部民主强大同化作用的形象说明，正是我军被称为革命熔炉的渊源。

 

经过改编的工农革命军（以及后来井冈山的红军部队）在团、营、连三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这就是后来的“列宁室”“革命军人委员会”，也是今天的军人委员会的前身。士兵委员会的委员由民主选举产生，主席由有威信的士兵担任，军官参加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3。罗荣桓回忆道：“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3]561 尽管初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所代表的民主主义建军治军方式，奠定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实现了阶级团结，也使士兵大众第一次有了军队主人翁的体验。

 

 

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要“把红军建设成为团结一致的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朱毛红军中发扬民主的一整套原则制度最终确立并向各地红军推广开来。我军首创的民主平等的内部关系准则，是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也就成为新旧军队的根本性区别和标志。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军官与士兵属于同一个阶级，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认同了阶级属性、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无保留地接受了“打仗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教育，又反过来使军队内部民主有了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

 

随着军队内部民主一系列原则制度和方法的健全成熟，我军作为革命熔炉的效能也大大增强，能够不断吸收和凝聚进步力量，纯洁队伍，剔除毒瘤，始终保持我军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翻身农民，大量国民党军俘虏，甚至一些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僚家庭出身的子女等，都在熔炉中百炼成钢，成为合格的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战士。

 

二、实行军队内部民主确保了我军官兵一致并有效瓦解敌军

 

历代兵家倡导爱兵如子、“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等思想，在处理官兵关系上留下了优良传统。但将领为士兵吸吮脓疮、把赏赐分给部下等做法，在旧军队中不但是罕见的而且是功利性的，“视之如婴儿”是手段，“用之如草芥”才是目的。把个别爱兵行为被放大，就掩盖了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混淆了极少数得利士兵与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关系。事实上，当士兵诉求与统治阶级利益相冲突时，得到的就不再是脉脉温情而是残酷镇压。

 

我军内部的民主不但是明智的制度安排，也是用意深远的政治设计，这一伟大创造，使全体官兵如钢铁般团结起来。毛泽东总结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2] 由于民主制度的深入推行，军阀作风和雇佣残余渐无藏身之处，我军官兵之间、兵兵之间，形成了“同志加兄弟”式的团结，使官兵一致的原则落到实处。我军士兵不但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讨论部队各项事务，对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甚至参与战斗决策筹划；而旧军队军官高高在上，士兵没有讲话的权力，得到的每一点关照都是自上而下的恩赐，根本谈不上民主和平等，两厢对比，哪支队伍更值得追随爱戴就不言而喻了。

 

列宁说，“民主意味着平等”[4]。真正的团结一致只能是内部凝聚力的反映，而不是外力强行捏合的结果，建立在共同阶级属性、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这些也正是民主与平等的基础。老一辈革命家把民主平等直接演绎为与士兵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罗荣桓元帅回忆道:三湾改编以后，“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3]562。我军上至总司令，下到“伙头兵”，过着同甘共苦的生活，则是真正民主、真正平等的证明，也是致使全军团结一致的重要原因。朱德、毛泽东下山挑粮运盐，周恩来、任弼时亲自纺线，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有创造精神”的劳动英雄，这些事例被官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广为流传，对于实现官兵一致发挥了独特的感召作用。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干部把宝贵的给养留给战士，自己却忍受饥寒、劳累致病，诸如长征途中“冻死的军需处长”、上甘岭坑道里“吃不完的一个苹果”等故事脍炙人口。20世纪60年代的班长王杰、80年代的参谋长苏宁，他们把战士的生命看得比自己还贵重，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成为舍身救战友的英雄。翻开军史，我军的英模绝大多数是士兵和基层干部，国民党军队则把高中级将领作为表彰的绝对主体，而死伤枕藉的基层官兵则绝少授勋。这足以见证，我军同心同德是顺理成章，国民党军队离心离德也是咎由自取。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显著差别，是无法比拟、不可效仿的政治优势。

 

 

在军队内部实施民主，既是实现我军内部团结的灵丹，也是瓦解敌军的妙药，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使旧军队成为人民军队兵员的重要来源与补充。

 

经过民主思想和阶级意识教育的我军官兵，都认识到敌军士兵也是被雇佣或强征的工农分子，把俘虏看作尚未觉悟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同样实行平等尊重、关心爱护的政策，让他们了解红军的主张和生活状况，特别是医治伤兵和释放俘虏，打破了“共匪见人就杀”的反动欺骗，并将民主平等的见闻和思想带回到敌军中去，从而促使对方军心的动摇。国民党军士兵中多次“主动”被俘缴枪、被俘获释后鼓动其他士兵一起投诚的事例屡见不鲜。某些“聪明的敌人”也仿效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的做法，但经过教育和实践的我军官兵，能够认清人民军队与军阀军队的本质不同的缘故，一有机会便拖枪归队。而“敌人军队一开来打我们，往往受我们的政治影响而革命，瓦解，叛变过来。因为这样，国民党军队越来打我们，我们的势力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越发加大”[5]。

 

三、实行军队内部民主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创造精神

 

旧军队中奉行“上智下愚”，既看不起却又时刻提防着士兵大众，不敢也不愿发动他们的力量，多是依靠欺骗、威胁和利诱等手段让士兵听令行事。旧军队中的大多数基层军官和士兵群众，处于被雇佣或被强迫的地位，他们与中高层军官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就是强迫奴役关系，前者还可能在重金刺激下出现短暂狂热，后者则完全没有主动性、创造性可言。

 

实行民主出觉悟、出勇敢、出智慧，是人民军队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军人的服役态度，和其对自身与上级、同级和下级关系的认知息息相关。我军创造性地实行军队内部民主，领导干部的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使基层官兵感受到真诚的尊重，从而产生高度的主人翁精神， “战友加阶级兄弟”的深厚感情更强化了团结献身精神，焕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达到“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

 

我军在战争年代开展的“团结互助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以及和平时期开展的“大练兵”活动等，无不是军队内部民主的有效载体。毛泽东断言：“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6]422

 

实行政治民主，官兵可以讨论上至中央重大方针政策、下到基层支部决议，甚至对班组成员的工作生活，提出政治工作的种种意见和建议，包括推选干部骨干，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等。实行经济民主，官兵能够强化本单位经济管理和监督，为改善生产生活和工作条件出谋划策，提出各种合理诉求，其中，都有着不少创造的火花。但我军官兵的创造精神，还是更集中、更夺目地体现于军事民主领域，无数成功、无数传奇，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所谓军事民主，就是在训练中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开展评教评学、民主练兵；作战时，战前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战术技术难点；战后开展战评活动，总结战斗经验。实行军事民主，直接目的是在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

 

 

从井冈山时期起，在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各个历史时期，畅所欲言的讲评会，集思广益的战前“诸葛亮会”，你追我赶的杀敌立功竞赛等军事民主活动，极大地弥补了我军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以及指挥员指挥水平的不足。我军许多辉煌的胜利，都与基层官兵积极开展军事民主、大胆创造战术战法密不可分。

 

1946年10月，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9团第4连针对涟水战役中茭菱战斗伤亡较大的情况，首先开始了“评定伤亡”活动，发动干部战士研究战斗过程中哪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哪些伤亡是可以避免的。4连首创的“战评”在全团推广后，9团在随后的盐城保卫战中，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400余人的战绩。延安《解放日报》发文指出：这是个创造，“是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将大大提高干部、战士在作战中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1947年5月，西北野战军攻打蟠龙磨盘山阵地受挫后，发动干部战士发扬军事民主。该团五连干部带领班、排长到前沿侦察敌情地形，然后召开军事民主会，讨论如何攻打敌人的梅花堡。大家提出，改变集团冲锋受挫后就地紧迫作业并准备再次冲锋的战术，变正面强攻为两侧迂回穿插，深夜潜入敌阵地附近，用手榴弹消灭碉堡内的敌人，粉碎敌堑壕交叉的火力网，同时还提出了克服地雷、铁丝网、鹿寨等障碍物的对策办法。攻击开始后，仅用三个多小时就全歼守敌。同年的石家庄战役中，朱德总司令亲自召开旅、团、连、排、班各级干部和战士座谈会，研究战术动作的技术难点，在官兵集思广益之下，仅6天就攻克石家庄，首开我军在平原地区坚固设防城市打攻坚战的先河[7]。

 

 

据此，毛泽东认为，这两场战役证明了军事民主“只有好处，毫无害处”[6]381，要求全军必须在练兵时和作战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民主。一位美国作家在谈到军事民主思想时，则以西方的语言习惯这样写道:过去的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而没有利用过他们的头脑，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第一次这样做了。

 

优良的民主传统，使官兵们把履行使命当作事业来干，杀敌立功勇气倍增、智谋百出，用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制胜敌人的坦克，用汽油桶发射炸药包消灭敌人的重炮，用改装木船打败敌人的军舰，用步枪、机关枪打掉敌人的飞机，抗美援朝战争里地下的坑道网、天上的 “一域多层四四制”等等，一个个战史奇观就这样被创造出来。应该说，这是我军创造性地贯彻群众路线的巨大胜利。坚持实行军队内部民主，首先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一切旧军队根本做不到的。

 

总之，自觉实行军队内部民主，是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体现，是我军建设最鲜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当代官兵民主意识、民主素养、民主要求空前提高的情况下，要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就必须坚持好这一优良传统，并适应形势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努力完善民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健全民主生活，确保这一关键性政治优势不削弱、不动摇，并不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11.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

［3］罗荣桓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4］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5］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27.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7］裘克人，等.老一辈革命创造的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65-67.

（作者单位：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工作系；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知与行”，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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