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萌芽于近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锻造于开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发展于热情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模式。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人逐渐丧失理想信念，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错误路线，导致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最终走向终结。反思苏联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教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原则；立足于中华民族自信，传承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红色基因；坚持实事求是，开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或“精神制度”，特定的理想信念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并通过教育手段普及化、社会化，进而广泛地指导人们的能动性实践；而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推动现有的“精神制度”及其教育模式朝着人们意愿的方向发生变革。这就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动态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成败，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萌芽于近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锻造于开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发展于热情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模式。

（一）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萌芽

19世纪上半期，当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启工业革命时，俄国仍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与沙皇的高压统治下。1875年，俄国第一个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成立，其宗旨是“宣传工人从资本及特权阶级压迫下解放的思想”。1883年，普列汉诺夫创办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劳动解放社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列宁高度重视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895年，列宁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方面开展群众性的政治鼓动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并领导罢工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尝试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但因沙皇政府的阻挠而遭遇挫折。列宁于1900年在境外创刊《火星报》，他认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

在这一时期，俄国存在着多种思想流派，尚未形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尽管如此，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家不畏困难，与各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研究，还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开展群众的思想教育，为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准备了思想基础与实践条件。

（二）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确立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主体，而政党的组织建设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开启的标志。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按照列宁提出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建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此，“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在理论上，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本质，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党小组或党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着党联系群众并开展鼓动、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作用。“如果说，党小组是一种政党在初创时的自觉实践，那么建立党支部就应该是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

列宁号召要在实践上重视思想教育宣传，要求“在各地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关心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工人的所谓地方经济据点，即由党员开设的饭馆、茶馆、酒馆、图书馆、阅览室、蒂尔等等”，“社会主义思想正通过或者将要通过往往是我们无法探索到的道路来影响无产阶级群众”。通过积极的组织动员和思想动员，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建立党小组，向他们提供秘密书刊，军队里党组织的活动为后来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做了组织准备，而列宁将党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结合起来，为党在军队和地方保存了实力。列宁思想指引着俄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四月提纲》指出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国家与革命》提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式，《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明确武装起义的紧迫性，《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拟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和措施。列宁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列宁领导下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列宁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奠定了政治基础。列宁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列宁的建议下，俄共(布)中央大规模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建立了中央直辖党校与各级地方党校。他指出，“我们要培养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列宁注重思想教育与实践的结合，指出“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对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

1918年，根据列宁的倡议，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其任务是制订教学大纲，撰写社会科学各门课程的讲稿，准备对社会科学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等。1920年，苏俄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930年改称为群众工作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它领导，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扫除文盲、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1921年，列宁签署法令《关于筹建红色教授学院机构》，以此来培养苏维埃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俄共（布）逐步建立起以共产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政治教育体系，奠定了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基础。

（三）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巩固

列宁逝世后，面对党内思想纷争，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强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面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怀疑论，他指出，“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谁还愿意去建设呢？所以，没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削弱无产阶级从事这种建设的意志”。他坚定地宣称，“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赋予他们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胜信念，进而把这种信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极富吸引力的发展目标激励人民，使人们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竞赛”，自愿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榜样。在斯大林思想的鼓舞下，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

在学术领域，斯大林确立共产主义科学院（原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为苏联的科研工作计划中心，负责协调全国范围的教育科研工作，并由中央宣传鼓动部负责具体调配，确保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威。在文学艺术上，解散“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及其他文艺团体，成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艺术协会。在组织管理上，把中央文化宣传部扩大为五个部门，领导思想文化教育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掌握报刊、学校、科学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领导权。在教育体系上，建立完备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体系，联共（布）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马列主义基本课程；基础教育大力开展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等；各级宣传机构在社会范围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斯大林强调，“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政治学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这也是一种机关，党依靠它们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让他们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会主义的种子，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从而把党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联系起来……党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条战线上加紧努力，加紧培养和训练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

斯大林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时，斯大林要求共青团积极分子要“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们的理论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些自觉性的共产主义工作……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能够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以及其他的社会机构中，党支部、工会、共青团、少年先锋队等党团组织始终从事着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例如，工会组织专门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和优秀生产者陈列橱，展示优秀人物的相片及其成就；共青团开展以追忆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事迹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少年先锋队积极参加以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和文艺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宣传活动等。这种党团活动机制形成于列宁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得到发展并兴盛起来，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对共产党自我完善历史逻辑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逻辑的遵照。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苏联业已巩固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历经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及由此掀开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最终走向终结。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不但未能推动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发展与完善，反而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决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目标是迈向共产主义。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打起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宣称苏共已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否认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可以说，“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经历了从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终背离的过程”。然而，赫鲁晓夫的错误理论却成为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政策依据和思想指导。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哲学界围绕代表大会提出的新思路、新观点，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层面进行阐释，并把研究成果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之中。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虽然对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但在关于斯大林评价等关键问题上仍延续赫鲁晓夫时期的论调，并强调继承苏共二十大确立的理论方针，甚至把“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理论写入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无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实际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日益发展成为封闭、僵化的教条，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成为时常挂在口头的空话套话，这助长了整个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风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进一步强化了人道主义思想。1988年，苏共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强力推动“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的多元化”，这标志着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已发生根本转变。与此相应，戈尔巴乔夫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改革。例如，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其条例草案，调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把《苏共党史》改为《二十世纪社会政治史》，把《科学共产主义》改为《现代社会主义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改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改为《伦理学和美学原理》，淡化这些课程的意识形态色彩。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彻底颠覆了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二）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应当是厘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坚持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传承，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自信。而苏联共产党历届政权更迭的非常态化、苏共党内派系争斗的惯习化、苏共领导人理论素养的严重缺失，都是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历史逻辑的表现。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上掀起大规模的反斯大林运动。苏共二十二大再次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和理想信念的动摇。以此为突破口，赫鲁晓夫放松意识形态监管，借助文学艺术领域的“解冻思潮”，全盘否定斯大林，企图建立对他的新崇拜。然而，否定斯大林，不仅否定了苏联取得的历史成就，严重损害了苏共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冲击了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导致出现了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开启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经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盛行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了一场以揭露“历史黑暗面”为主题的历史反思运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乃至学术会议、课堂、教研室活动，都被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所充斥。1988年，苏联教育部门要求销毁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并取消历史科目考试。1990年，《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出台，取消审查制度，推行媒体自由化。到苏联解体前，在办过登记手续的报刊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苏共彻底失去了理想信念教育的舆论阵地和话语权。社会上出现的大量非正式组织，大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煽动民众情绪，操纵着各种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运动以及民族冲突等。当时苏联出现2000-3000个政党，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形形色色的党派活动，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整个社会弥漫着历史虚无主义气氛。苏共领导人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列宁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三）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社会主义实践沿着科学发展轨道前进，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均陷入“超前”判断的悖论，忽视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把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成为脱离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赫鲁晓夫在1959年宣称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又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称“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社会上已不再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集团逐渐靠近，克服它们之间的差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巩固，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单一的社会’”。此后，苏联各级党校在重点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上，要求学员着重掌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70年代，苏联社会所有阶级和社会集团互相接近的过程继续下来了。这是一个客观的、而绝不是自发的过程。党和国家的社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们不分阶级的社会”。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一理论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应有的思想武器。相反，这种超前发展的理念误导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造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认知，严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风气，导致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并不能深入民心，人们对理想信念产生怀疑甚至抵制情绪。20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普遍存在“言行不一”的“双面人”现象与日益增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为制度崩溃提供了社会基础、“思想源泉”与“人才储备”。当戈尔巴乔夫采取一系列动摇社会主义根基的措施时，在党内外几乎未遭遇太大阻力。可见，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超越实际的判断，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相距甚远，以这种判断为依据制定的理想信念教育措施，缺乏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实践基础，严重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演变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深刻反思的。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局部矛盾冲突不断，其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国家博弈与意识形态较量。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理想信念教育防线，因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原则

强基固本，守正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 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理论逻辑的教训表明，共产党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根据国内外变化了的情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科学构筑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体系，不断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机制，多措并举地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创新，彰显出非凡的理论修养、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及纵览全局的治国理政智慧。“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成功经验。

（二）立足于中华民族自信，传承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红色基因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外掀起一股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宁，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政治思潮。戈尔巴乔夫甚至认为，“俄国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当社会出现问题时，苏共领导层不寻求解决问题，反而转向历史问责、自我戕害，并对西方价值观顶礼膜拜。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c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坚定中华民族自信，在血雨腥风的革命锤炼中完成了制度化选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始终坚持制度化方向，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制度化学习，引导全党全社会“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赓续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开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国道路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斯大林去世后的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演变违背实践逻辑，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社会发展现实。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力于破解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于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扎根于中华大地，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的正确道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力、号召力与执行力，进一步奠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基础。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21VSZ1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韩梦洁，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