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苏联解体时间的向后推移，以及俄罗斯和原苏联其他国家今天面临的严峻地缘政治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开始从思想深处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半途而废？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破坏之外，究竟还存在哪些主客观的阻碍因素？其中的主观因素又是什么？

2022年至2023年，曾于苏联解体前后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副议长）的尤里·沃罗宁（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оронин），依据他在诸多岗位工作的经历和长期思考的结果，结合中国改革的经验，在耄耋之年陆续撰写了《俄罗斯需要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更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俄罗斯就没有未来》等文章，对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所坚持的理论和所进行的实践作了简要回顾和剖析。他认为，苏联多位领导人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贸然进取”，将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简单化了，低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与较量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略了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影响和干扰条件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和摇摆性。沃罗宁据此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绝非一蹴而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因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漫长阶段的科学论断；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断总结，坚定信心，奋勇向前。

尤里·沃罗宁有着丰富的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1939年，他出生于喀山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苏联红军战士，在1945年苏军攻打柏林时牺牲。1962年，沃罗宁从喀山图波列夫航空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国防企业工作。1966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自1978年起，他在鞑靼（当时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所辖的自治共和国）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1990年3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议员）、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委员、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预算、计划、税收和价格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俄罗斯共产党”议员团。

1991年11月至1993年3月，沃罗宁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副议长）。1993年3月至10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同时成为俄联邦安全会议成员）。1995年12月，他又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这期间，他还担任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92年至1995年）、俄共中央委员（1997年至2000年）。自2000年7月起，担任俄联邦审计院审计员，俄罗斯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一直担任俄罗斯祖国联盟主席，主要负责联络俄裔外国人的工作。他还是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技术科学院院士。

二

沃罗宁在他的文章中首先援引了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写道，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把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低阶段”。马克思接着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沃罗宁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社会制度，而是即将退出的资本主义和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构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日益强大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因素逐渐变得越来越少，共产主义的制度性因素变得越来越多，最终形成后者对前者的全面覆盖。

沃罗宁进而分析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难证实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苏联最终被摧毁，毫无疑问同苏联领导人某些错误理论与相应的实践有重要的关联。

第一，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理论错误，是过早地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成。1936年12月5日，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从法律上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固定了下来。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宪法文本的起草工作。他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苏联新宪法还因此得到了“斯大林宪法”、“胜利社会主义宪法”等称呼。

1939年3月10日至21日，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也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基本建成，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完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沃罗宁认为，1936年苏联宪法和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的论断，显然是高估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水平，把在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简单化了。因为它仅考虑了其中一个标准，即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甚至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在全社会的覆盖程度，并且从法律上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进程固定下来。实践证明，这种对所有制采取的革命性的国有化措施，导致大量公民的经济活动受到压制，个人物质利益没有得到完全的保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明里暗里地受到抑制。

沃罗宁举了中国实践的例子。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改革领导者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经济改革进程，排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这些消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商品货币关系和多元结构经济的存在为基本前提。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战略性企业通常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同时允许中小私人企业甚至私人大企业进入市场，创新市场，这些企业在符合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方向、依法依规的条件下自由发展。几十年后，中国消除了贫困，其生产的粮食成功养活了14亿多人口，中国生产的商品遍布世界各地。

沃罗宁接着写道，1993年1月中旬，他作为俄罗斯议会访华团的团长，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鹏。李鹏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利弊。他介绍了中国十多年来的变化、取得的成果和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李鹏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依据的，同时纠正了苏联所犯的冒进错误，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管理经验。李鹏说，就社会主义的有效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国家财产的合法化和国有化，而是要把这种基本形式，也包括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用真正的经济内容填充起来，创造真正的条件，使社会主义生产在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发挥作用，造福人类，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看出了问题，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再认识。1953年3月初，斯大林在去世前夕打电话给新当选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哲学博士德·伊·切斯诺科夫教授：“……您得尽快处理进一步发展理论的各种问题。我们可能在经济方面搞砸了一些事情，但还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纠正。但如果我们搞砸了理论，那整个事情就都毁了。没有理论我们就是个死，死定了！”不幸的是，斯大林一去世，切斯诺科夫就被解除了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斯大林的担心和警告被抛之脑后。

第三，斯大林之后，在国家建设方面，苏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为地、接二连三地提升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人们都熟知赫鲁晓夫“我们这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豪言壮语。他承诺，“1980年之前苏联就将建立起共产主义”，“2000年之前将为全国每个家庭都提供一套独立的住宅”。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加速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面向人的社会主义”的那些年代，苏联领导人当时的认识是多么肤浅，所作的决定有多么荒谬，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在苏联高层又是多么盛行。显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完全束之高阁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论证社会主义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苏联教科书一本本传递到各级干部和群众手中，随后便“被铭刻在数百万人的意识中”。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领域发动正面进攻，还不遗余力地对苏联进行渗透、演变，力求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

第四，苏共第五任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头脑比较清醒，可惜他的执政时间太短。在1983年3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安德罗波夫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的长文，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基本的常识谈起，强调苏联社会无论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应首先从阶级问题入手，必须确定阶级是否存在，以及各阶级都在发挥什么作用。他列举了苏联社会主义运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包括理论与实践衔接不上的问题、物质利益如何落实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就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还为时过早，居民工资的增长不能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等。

1983年6月15日，安德罗波夫在专门讨论制定苏共新党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总结了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明确指出，“坦率地讲，写入党纲的某些论点，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有些内容脱离现实，超越了时代的发展……这一切要求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认识，并且应当在制定党在对内对外政策领域的长期战略时予以考虑”。又说：“我们至今还未对我们生活和劳动的这个社会做过应有的研究，还未将这个社会所固有的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充分地揭示出来。因此，我们有时不得不凭所谓经验和以非常不合理的方法行事，边尝试边犯错误”。

三

根据上述四点分析，沃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教训作了以下反思。

1. 实践表明，试图在不考虑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水平是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就跳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经的各个发展阶段，人为加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超前实施本应在未来某个时期实行的那些过高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跳跃式发展”使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发生多方面的变形，把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推向了不确定的未来。

2. 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复杂得多的社会。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单是改变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形式，也不单是将经济管理和发展集中到国家手中，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3. 苏联有过社会主义吗？当然有过，只是它不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的，不是“取得胜利，基本建成了”。它只是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几个初期阶段，而且这几个阶段都带有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的问题。

4. 苏联领导层思想僵化，主观造成的错误和失误，使得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最终无法承受同西方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竞争。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的依据。在苏联，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些理论错误导致的具体实践形式。

5. 需要辩证地看待苏联。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取得过胜利；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摆向了社会公正，迫使资本家集团与自己的人民分享资本。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们不得不让渡他们榨取工人的一小部分剩余价值，客观上增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对社会主义、首先是苏联的百倍仇恨。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不单是苏联社会主义被摧毁，世界公平公正也大步后退。

6. 从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处方对俄罗斯经济进行所谓“改革”的第一年（1991年）起，俄罗斯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这期间共发生了四次全面的经济危机。还不算那些“黑色”星期二和星期五、卢布的双倍贬值、养老金缩水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经济类的爆炸性事件。3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整个工业生产，还是大多数类别的经济活动，俄罗斯直到现在也未能达到1990年时的水平。而且危机，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经济部门的窘境，一直在持续着。如今，俄罗斯几乎在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的所有领域都没有了位置，而此前它在这些领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果说1991年俄罗斯在38个机床生产国中位居世界第二或第三位的话，那么俄罗斯今天的排名是倒数第三，在世界机床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不足0.3%。如果说1991年俄罗斯飞机约占世界民航机队的40%，那么今天，这一比例还不到2%。目前，俄罗斯高科技（空间技术、核设备）的产品出口只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0.13%，这与欧盟国家中最落后的葡萄牙的出口额相同。就实际工资而言，俄罗斯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根据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俄罗斯现在还处在1960年的水平，已经落后了60多年。

只有一点是没有变的，即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一些资源欠缺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国。

7.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集体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既表现在军事领域，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孤立、制裁、打压将成为常态。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俄罗斯都正处在一个要对未来的国家政治经济走向作出选择的十字路口。

要么俄罗斯继续奉行基于经济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甘愿金融受控的路线。但这样的话，俄罗斯就必须收起雄心，向“集体西方”低头，并接受他们对俄罗斯的奴役。那么俄罗斯将继续沦落，甚至再次被肢解。

要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借鉴中国、越南的成功经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自己。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容易接受的，就是建立在国家计划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确立了一种将具有战略意义的集中计划同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政府允许并鼓励私营企业按照国家需要的领域从事生产和经营，并严格禁止投机性并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项目上马。中国在货币流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针对性的信贷发行被广泛用作战略规划的工具，并且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

不过我们看到，俄罗斯中央媒体和政府官员都积极宣传中国经验，比如如何创造“经济奇迹”、如何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如何建立一种将苏联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调节与自由市场优势相结合的制度，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路线，用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方针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种状况令人震惊。如今，对于俄罗斯媒体和官员们来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似乎成了一个“骂人”的词，大家都避而不谈，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这样的心态必须扭转。

四

沃罗宁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撰写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呼吁俄罗斯当局和社会精英能够真正汲取苏联被摧毁的教训，以及30多年来俄罗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训，借鉴中国等国家的改革经验，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俄罗斯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沃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所作的上述反思，具有相当的深度。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那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组成因素同时存在、同时共生，因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从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道德和精神等因素在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部分地也是不可避免地被接受下来，并且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以公有制为主体，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种消极因素作限制性的使用，同时积极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劳动人民提供当家作主的机会，以便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更多更好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共产主义。

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现在，人类开始摒弃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过10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就如何建立一个更好更公平更体现人民大众利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体系，如何加快提高社会生产力并调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何处理好本国生产的商品能持续平稳地进入世界市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寻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关系等等，一直在探索，在调整，在认识，在改变。毫无疑问，这将贯穿于人类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全过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和联系观，应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采取的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举措，都是暂时的、需要不断完善的。探索，认识，纠偏，调整，变革，永远在路上，永远处于进行时。

这里，有必要重温毛主席、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这对于我们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败，对于我们不忘初心，坚定自信，砥砺前行，对于我们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6年3月23日，毛主席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1956年9月，毛主席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

1956年12月23日至24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问题。毛主席说：“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

1959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中有一段话：“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毛主席针对这段话说道：“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

毛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设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毛主席总是强调一个“长”字。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也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又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时也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我讲过，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性证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成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这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逻辑起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为人民服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统一起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统一起来，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脚踏实地，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修订发布，原刊于《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