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武德指出，欧洲史学史上发生过“三大危机”。当今，人类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史学领域的各种新理论和新观念层出不穷，第四次史学史危机或史学研究的重大转折正呼之欲出。可能发生的第四次史学史危机将以“去他者中心”、“去自我中心”、“去学科中心”、“去人类中心”为目标。

上述四个目标是第四次史学革命的任务。属于史学王国的，也应属于史学史。人类都是平等的，让一种新型的史学史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需和必要。只有“弱他者中心”、“弱自我中心”，不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往、互鉴、互融，学术才能真正繁荣。因为“人类用来记录过去的模式，远比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史更为多样；在这几个世纪中，与外来历史思想和历史表现形式的相遇，有时会对双方都造成重大的改变，同时也会造成另一种情况下的文化孤独的持续存在。随着18世纪的结束，在19世纪中叶伟大的历史‘学科化’前夕，亚洲、欧洲和美洲丰富多样的历史学形式之间的差异才刚刚开始通过文化间接触的过程而逐渐缩小”。

人类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的认知，进而对世界及其产物的认知，都是与他人共同建构的。不仅需要打破“他者中心”、“自我中心”的史学史研究，也需要打破以某学科为中心的史学史研究——当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对跨学科研究的颂扬，往往隐含着对传统学科的不信任。当然，学科史必须结合制度史、思想史、知识史、社会史才有希望和前途。

所谓“历史已死”，指的是作为解释的历史学“死掉”了，人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恰是因为不需要叙述历史，人们之所以阅读历史，也不再是为了完善自我。历史系不教人叙事，而是培养学问家、知识家的地方。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史学史”，使历史在新世界中重生：它不再被细化的学科、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决定，也不再被市场决定。我们需要“去人类中心”的史学史研究，大历史、环境史、生态史、动物史等领域的兴起，就是对作为世界制造者（经常是破坏者）的回答，这个世界并不完全属于人类，我们需要对人类中心的观念进行探讨、梳理和批判，尊重“自然”的权利，构建绿色人文与生态史学。不仅要致力于研究所谓的西方“主流”文化，也要研究“异国情调”文化。“异国”意味着非中心、非焦点，自有其观照价值。如果一味寻求“知识霸权”、独占“世界舞台”，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文明交流互鉴就难以真正促成。

（摘自《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作者：陈恒，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