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部近期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老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是讲述在处理瘟疫时的两种态度下的冲突。电影故事里虽然设计了能传播的致命病毒最后是可以治愈的，但还是设计了被感染了的一列车人被隔离后，有些人反抗隔离而自救了，而另些人则被谋杀于卡桑德拉大桥。假如病毒不可治愈，那么电影里自救出来的人的故事一定不会完，结局是不难想象的。

这还是电影里的故事。现实中，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SASI病毒，当时的隔离是多么地严格，只要是北京人或从北京出来的人，在全国各地无一不被视为危险而被隔离，不管你有无感染。如果不严格隔离，不知还有多少不幸的人会死去。

虽然看电影的人看到用毁灭列车来防止瘟疫传播的做法会认为不人性，痛恨国际警察局残忍，并且为自救出来的人感到高兴，但现实中，如果他自己将受到瘟疫传染，则一定是唯恐避之不及的，有可能他会比国际警察局还要“残忍”没人性。电影只讲述了一个可以自愈的病毒，假如病毒不可治愈呢？不成现实的恐惧，是看不到真实人性的。电影只是电影，所以看电影的人为电影里的自救成功而欢呼了。

对可怕的不能控制的瘟疫的传播，古今中外，都是采取隔离措施。隔离是最人性的措施，而一切的放任传播，看似对患瘟疫的人很人性，实则是对未患瘟疫的人的最不人性。舍小保大的隔离虽然有点残酷，但它却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普遍的价值选择。

以上是人类对瘟疫的态度。

下边说说基因编辑技术和基因编辑婴儿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危险性。

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的出生，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它对人类未来潜在的危险。它不同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间基因的自然组合，它是人为对基因做出的改变，不论增添还是减除，都是人造“人”，由此人由世界的主体变成了某些人手下的客体，"人"成为人的被造物，把现在的“机器人”变成了活的“人”，而将来"人"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是不确定的。

假如造"人"的基因编辑技术是绝对安全的，假如人的基因是不经上帝允许可以修改组合的，还需假设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家是正义良善的，被造的"人"是按某些设计的优势出世的，有谁能绝对保证仅仅是对某些难以治疗的疾病而造“人”呢？基因编辑成抗某种疾病的，某种疾病就会消失吗？人的技术能前进，病毒生物也会跟着与时俱进，作物的病虫害的抗药性让农药不断失效，即是明证，除非人与疾病俱亡。人不打击疾病却改造自己，类似于“饿虎饲己”一样的愚蠢。也许基因编辑会让有什么三头六臂的超能超智的“人”出现，而人类比之于将会成为弱势，也会是一种愚蠢吧。

假如科学家中的不善者将造“人”商业化，将会凭对某些优势基因的需求和造“人”费用的多少，来决定造怎样的“人”，那么这个未来社会，必定是一个凭基因决定“人”生的社会，用基因定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那样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而且是不能改变的不公平平等的社会，那将是与正常人类追求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相违背的社会。如果出现的话，今天人们的追求与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将来凭“你的基因是怎样编辑的？”“你编辑了××基因了吗？”“把你的基因编辑证明拿来”来定对“人”的使用和取舍，而自然人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效，但自然人是否甘于自生自灭，未来人与“人”的冲突会有怎样的惨烈呢？

人性的贪婪和复杂，让现在的人类中也常有魔鬼，也让科学家中有魔鬼，魔鬼的科学家再制造比魔鬼更魔鬼的“魔鬼人”，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或给你编辑上嗜杀基因的，贪婪毒品基因的，偷盗成性基因的，依赖某种销售药品基因的，或者编辑出希特勒二世，或者基因编辑技术出现错误，它将打乱自然人体的基因组合与稳定，一旦基因变异或紊乱，造出的是人还是鬼，“人”是人还是“人”异变为魔，“人”是善还是恶，人对“人”能控还是不能控，都对人类未来造成极端不确定的危险性。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无底线不知制造了多少灾难。基因编辑技术婴儿之所以出现在中国，就是在中国人的恶念环境里催生出来的，其他国家之所以还不敢为天下先，是他们还顾及这项技术对人类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的危险，有人性道德约束着他们不敢疯狂。但以贺建奎这类丧失了人性道德约束的“科学家”们，是疯狂的国人里的更疯狂者。

这些“科学家”的疯狂，很可能会将中国送向绝境——世界各国科学家会如何看待中国科学家？是否将中国科学家视为一群魔鬼呢？世界人民将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是否将中国视为危险国家?都是有可能的。他们可能在毁坏中国人的形象，在毁灭中国国家的形象。——也许世界会视已经出世的基因编辑婴儿为可以进行基因传染的“瘟疫”，视中国人为“瘟疫”携带者，视中国为“瘟疫”地。

基因编辑婴儿将来会怎样，现在无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它的不确定性就是危险性。而视危险性而恐惧，不能说是不人性的，不能言之不人权，人有免于恐惧的权力。而人为制造恐惧，是对他人权利的严重侵犯。

将来两个婴儿成人后，假如这种危险性将来变成现实的话，她们体内已经改变的基因，也将通过她们的婚姻进入人类的基因池扩散出来，周围人类的基因被感染后，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出现变异，“人”还是人的话，这首先是人类的短期幸运，但短期幸运掩盖的，则一定是对人类基因感染的必将扩大，加剧的是对人类长远的危险，“人”毕竟不同于人了。如果“人”短期非人了，一则“人”会将怎样，二则一传三三传五地传染，大量的“人”出现，对正常人也是一种恐惧。如果没有监控跟踪，这种恐惧还要放大到不知多少倍的程度。

中国即使受到基因编辑影响的“人”是极极少数，但存在的不确定的危险性，即使有检测跟踪，但也势必将整个中国人群体和整个国家给世人造成恐惧，不仅国内人人而自危，国外也将对中国人和中国唯恐避之不及，很可能会被隔离孤立起来，一切的交往和开放，都将被阻断，那样的中国，将会是中国人的噩梦，中国将陷入某种绝境。

现在我们为自己开放的思想而自豪，基因编辑人的存在，也许将来我们会被国际孤立，一直以开放思想自傲的中国人，也许开放将成为一种最大的奢望。

所以，技术开放，一定有其利也一定有其弊。世上绝无只取其利不得其弊的美事，必须利弊相衡之后再做有利的选择。虽然利弊可以衡量选择，但其中的弊是无法舍去的，它一定在某个时候显现出来，所以需要敬畏和固守的，一定不能开放，一旦开放，则如同放出贺建奎这样的人一样，必将受到惩罚。

现在如果不重视基因编辑技术和婴儿的问题，将来一定会受其祸，在这个问题上将体现辩证法规律的无情。

最可怕的是，也许这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过几天就被人遗忘了，而潜在的危险性是不会随着遗忘而消失得干干净净。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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