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把握“三个体现”，即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基本路径和主要着力点。如何坚持中国特色，避免简单套用欧美智库标准，是值得智库界深思的重要问题。在当前的“智库热”中，要清醒地看到欧美智库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大资本驱动下的智库异化现象，以此为鉴，警示中国智库的发展。

从独立走向异化：欧美智库发展的三次浪潮

西方智库一直以“独立性”标榜自己，表现为智库的非营利性导向、公益性宗旨以及研究观点的客观中立性。然而，智库的独立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旦条件丧失或者发展环境变化，智库异化现象便随之而来，可以说智库异化源于智库独立性的逐步丧失。观察欧美智库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夹攻下，智库正因逐渐丧失独立性而走向异化。

欧美智库的独立性产生于资本与权力的对峙。20世纪初，涌现出不少至今为人称道的智库典范，如布鲁金斯学会、查塔姆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这些智库在创建初期，多以超越权力和资本的公益理念作为发展宗旨。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视战争为文明世界最肮脏的污点，致力于阻止国际战争；布鲁金斯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深受美国当时的进步主义影响，认为必须通过客观、科学的研究制定合理的政策，使之有效地服务公众。这一阶段，智库的独立性首先体现为财务独立，布鲁金斯学会最初的运作资金来源于创始人罗伯特的慷慨解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首批运作资金是安德鲁投入的1000万美元，之后不断收到许多无附带条件的捐助，经费保障使得智库研究者能心无旁骛地开展科学研究，而不为其他政治和经济势力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布鲁金斯的进步主义理念，还是卡内基的世界和平理想，体现的都是逐步壮大的资产阶级希望强化自身在公共问题上的话语权，希望阻止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在资本与权力对峙过程中，智库独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其主张也反映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公众利益。

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使第二拨智库的发展开始偏离独立性。二战前后，无论是欧美政府还是企业，都意识到战争废墟掩映之下的巨大利益，资本与权力开始走向结合：权力需要资本为自身实现全球霸权服务，资本也乐意从服务权力中获取利益，两者一拍即合，在实现全球秩序重建过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这时成立的代表性智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等。当美国政府为实现全球霸权进行布局时，企业研究所和兰德公司都把研究领域聚焦在国家安全上，并在研究中把自身利益与政府全球扩张计划高度结合，兰德公司的成立直接源于美国空军委托给道格拉斯公司的一个研究项目——兰德项目。与第一拨老牌智库相比，第二拨智库在财务运作上更多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直至2016年，兰德公司从政府获得的委托研究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87.1%，其中来自美国空军、陆军和国防部等的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52%。这一时期智库开始偏离独立性，研究方法上的客观科学成为其独立性的主要标签，如兰德公司以其量化的研究方法极大改进了公共政策效果，但是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和财务运作的独立性已被搁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大资本驱动下的欧美智库正在逐步走向异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冷战的僵持阶段，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困境，欧美国家笼罩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大企业大资本急切地希望用西方传统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主张影响政府决策，要求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关注它们的利益，资本试图以新的工具影响乃至支配权力，第三拨智库由此应运而生。与第一拨智库比较，第三拨智库远没有那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公益理想；与第二拨智库比较，第三拨智库也没有那种科学客观的研究态度和专业方法，而更热衷于强化和传播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运作方法看，这一时期的智库善于公关和营销，热衷于在短期内迅速炮制各类智库产品和短期议题，它们通过媒体影响选民，会把观点浓缩后向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兜售。它们还会把自己的前雇员或实习生安置在政府部门或国会的职位上，以便当这些人获得政治权力后，更易于施加自己的影响。它们通过直邮筹款的方式，扩大资金来源，不会因为顾忌智库的非营利性质而讳言对资金的渴望。西方学者把这一类智库称为营销型智库，在它们身上，已难以找到智库和利益集团的区别。如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用炮制的经济自由指数给世界各国打分，以统一的标准打量世界各国，并乐于对其说三道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智库的异化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如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收受日本驻英使馆捐款，渲染“中国威胁论”，为迎合西方国家中东战略，吸引资金宣扬“反伊斯兰”观念，这类事件比比皆是。一些智库甚至直接充当政治利益交换的工具，帮助别国政府结交本国官员，以此收受好处。早在2014年9月，《纽约时报》就曾发表过调查报告，从大量数据和谈话记录中发现，有28家美国智库参与了国际利益输送，涉及金额高达92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以“独立性”自诩的布鲁金斯学会等顶级智库。这在当今西方国家并非个案。诸多号称不受制于权力与金钱，公正、客观、独立的西方智库，已发生变化，在强大的生存竞争法则下，许多智库已把自身的发展壮大，嫁接到为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境外利益集团提供专业服务上来，在权力博弈中不遗余力地为其抢夺话语制高点，这些黑幕无疑彻底颠覆了对智库独立性的传统理解。

纵观欧美智库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与权力从对峙走向结合，进而紧密合作，许多欧美智库背离公益理念，丧失财务运营上的非营利性，背弃了研究的客观公正，走向偏离独立性的异化轨道。

智库发展目标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三大矛盾

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智库要对事关人类命运的发展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和回答。因此，欧美智库的产生和发展要求其有超越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但客观上欧美智库的发展目标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三大矛盾。

资本主导的西方社会运行机制与智库的非营利性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有赖于资本推动，依靠资本推动的智库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利益集团工具，为逐利行为服务。尽管西方慈善活动表面上无私地资助了早期智库发展，但其本质是资本家意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主导政府保障资本家利益。尽管一些老牌智库试图通过财务制度建设，杜绝资本对研究的干预，但在资本泛滥的时代，这似乎是螳臂当车。如查塔姆学会尽量避免财政运作影响其研究活动，卡内基基金会把基金运作与研究部门分割开，避免资本对智库的不良影响。然而，由于不附带条件的慈善捐助减少，一些智库也需为稻粱而谋。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财政状况恶化后，为了争夺捐款，由持温和保守立场的智库转型成更加激进的新保守主义智库。甚至连布鲁金斯学会也闹出因收取中东某国政府高额资助，杜绝在研究报告中对该国进行批评的事情。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化与智库公益性发展宗旨存在矛盾。智库要为公共利益服务，既要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又要为人类全球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在两者形成冲突时，应该理性地寻找平衡点，推动协商包容地解决问题。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优越感使欧美国家在讨论国际议题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这种把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解决之道与智库的公益性诉求相违背。欧美智库很难一边服务于处处泛政治化的西方政府，一边坚持自己的公益主张，最后只能改变自己的理想化诉求，成为为西方价值观服务的工具。

西方政治机制民主化与智库专业化研究能力存在矛盾。在西方民主机制中，选民在面对公共政策议题时，既缺乏对具体信息的全面了解，又难以应用科学方法做出专业判断，这为通过操弄民意影响决策提供了机会。营销型智库的代表——传统基金会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充分利用这一机制缺陷，在短期内充分扩大自身影响力，这让专注于专业研究的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黯然失色。追求政策影响力的短期效果必然导致智库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使长期性、严谨性、专业性研究退出思想市场。

欧美智库异化现象对我国智库发展的警示

欧美智库从独立走向异化现象的背后，不仅反映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内在问题，也隐含着智库自身发展中的运作体制机制缺失。为此，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思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保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角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必须充分发挥智库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角色”，杜绝权力与资本对智库的侵蚀，既不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仅仅跟在政策后面作诠释与附和，更不能成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资本追逐利益的工具。智库必须站在时代最前沿，以其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充分利用系统化的专业优势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与建议。目前有些智库基于生存发展需要，为更多筹措资金而放弃原则，最后沦为资本附庸。为此，智库建设必须重视客观公正，探索通过社会化筹措资金方法推动智库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话语体系。我国智库有着与欧美智库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体现中国国情、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切忌简单套用欧美智库标准，把欧美顶级智库假想成中国智库发展的“彼岸”。要立足国情，从我国历史文化、改革开放实践中发现新问题，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的大局中把握规律，研究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中国独特的智库话语体系，特别要防止在嫁接西方智库理念和运作方式的同时，成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策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好引导与规范作用。

关注和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自身素质建设。智库要坚守公益宗旨，关注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问题，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必须与商业利益割裂开来，否则会被资本绑架，失去科学性、公正性。要提高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财务透明度，目前我国智库建设中，财务信息是智库信息中最不透明的部分，而在财务透明度中，社会智库的财务透明度处于较低水平，低于高校智库和事业单位智库。从理论上讲，由于社会智库资金来源渠道较多，其财务透明度理应更高些。此外，要提高智库研究水平，形成专业品牌优势，严防智库研究标签化、娱乐化、趋利化。当前确实存在一些不具备咨政能力或者以营利为主的企业或机构，以智库为名获取社会资源。建议智库界成立联盟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加强相互监督，自觉抵制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