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中美之争愈演愈烈。尽管拜登上台后一度反复表态，称华盛顿与北京会趋于解冻，但中美贸易战并未随特朗普下台缓解。相反，中美很多领域的竞赛愈演愈烈。显然，中美关系高度复杂。在全球化过程中，双方既有合作又有严重分歧。那么，中美的深刻分歧究竟源于何处？

探讨分歧是复杂议题，本文聚焦海陆对立结构，解析中美关系。现代世界的起源非常复杂，但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一是英美代表的海权秩序，另一种则是俄中代表的陆权秩序。

近现代海权秩序的形成，是围绕漫长的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展开，通过海上强国控制贸易，形成庞大的经济联盟，从中获利。这种秩序，商业文化是典范，金融业高度发达，有利于资本主义模式。

陆权秩序的形成，则是围绕土地所有权展开。在大陆深处的权力博弈中，强调对土地的占有和控制，农牧和军事文化是代表。由于欧亚大陆的庞大和复杂形态，陆权国家普遍存在安全困境，为了巩固共同体利益，政治事务具有优先地位，商业是次要因素。

尤其到近现代阶段，上述海陆差异逐渐被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强化。当陆权国家在海权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发展资本主义就存在障碍。追溯历史，古典时代也存在海陆差异，但当时世界市场不发达，全球化滞后，陆权国家并未落后。进入现代世界后，虽然铁路技术是重要突破，但仍昙花一现、船舶技术突飞猛进，大陆深处的交通线始终难以同海上航线抗衡。

此后海权国家控制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海岸线和贸易节点，长期领先。当贸易扩展，全球化加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海权国家形成全面优势，催生出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这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构筑单极世界的经济基础。

与英美不同，近现代陆权国家的崛起，苏联是代表，它是通过计划经济提升生产力和科技优势。苏联作为陆权国家，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地广人稀，发展围绕农牧和军事，但交通等民用科技缺乏重大突破，未能充分激发自身具备的陆权潜能。面对西方遏制，苏联经济和人口规模有限，无法打破海权封锁，难以通过全球贸易获利。当右翼随和平演变崛起，苏共上层精英转向西方，终于从内部瓦解。

作为另一个典型，中国也是陆权主导的国家，但与苏联不同，人口规模巨大，具有陆海复合型地缘，存在漫长海岸线和众多重要港口。因此，中国并非单纯的陆权国家，相对于苏联，中国内部包含更多的海权成分。随着冷战的进行，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最终失败，无法像围堵苏联那样遏制中国。美国面临巨大压力，因此调整政策拉拢中国，意在联中抗苏，通过海权秩序推动和平演变，鼓励中国同西方接轨，驱使统治精英转向。这有利于美国控制中国，最终形成苏共垮台的局面。

但事实比理论家的预期更复杂：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围绕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形成了相当多的发达地区，跟欧美缔结贸易联盟。但与苏联不同，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远超苏联，具有更大的潜力，而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别于苏联模式，并非简单地以农牧和军事为导向。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基建能力远超苏联，最终也开始超越欧美。尤其以高铁为例，中国铁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前所未有的高铁时代就此来临。

高铁技术的突破，意味着以往由海权主导的世界航运体系出现重大变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高铁里程已超4.5万公里，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中国也在全世界推广高铁，建设新线。中国现有高铁时速达350公里，最新推出的CR450车组，时速超400公里。先进的科技突破大幅提升陆上交通便利。随着欧亚交通线扩展，客运货运成本下降，现代世界的陆权秩序出现重大转机。

在新冠疫情期间，海运成本大幅上涨，欧亚陆运成本却在下降，海运一度失去低成本优势，这是典型信号。疫情是短期干扰因素，但从长期看，海运技术非常成熟，很难突破，面临瓶颈。此时，中国高铁技术快速崛起，开启了现代世界的重要拐点，陆权重塑世界的时代来临。

除了高铁，中国也在研发多种先进磁浮车型，比如中低速磁浮，节能环保，而高速磁浮时速达600公里。未来，随着超导技术研发的突进，中国还有可能进一步创新，推出飞翼列车，大陆深处的交通和货运成本会进一步下降。这也是中国在全世界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强有力科技基础。

面对陆权秩序的上升，美国事实上难以阻止中国的新技术。美国作为海权秩序的核心国家，总体科技实力仍领先。但真正的问题却是源于美国内部，美国的先进科技企业，受限于整套私有化制度体系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导向，无意研发高铁这类公共交通新技术，也不会推动陆权体系的互联互通。

由于海权秩序长期锁定美国的内外政策，美国内部难以推动改革。研发推动陆权秩序的新技术，加速互联互通，会强化陆权削弱海权，这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必然遭到美国各大企业和华盛顿利益集团的冷遇和反对。因此，除非美国自身转向陆权秩序，有意同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否则无法赢得有利于陆权崛起的技术竞赛。然而，华盛顿的精英，跨国高科技巨头，华尔街，都不愿放弃眼前利益。

美国在高铁技术领域的停滞和落后，并不是个案，这只是颓势的开始。另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代表，虽然美国是发明者，一度具有压倒优势，但这些技术具有两重性，既推动个人主义价值观，加速社会的碎片化，同时又有利于各种现代信息快速传播流动，推动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化。

随着先进技术的加速扩散，由于美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远不如中国，虽然美国的理论家认为中国在碎片化，很快会随着和平演变从内部瓦解，但事实是中国并没有快速瓦解。由于中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具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和基建体系，随全球化和和平演变，反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现代化潜能。美国则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失去技术优势。

近期，美国国会针对TikTok的禁令和强制收购计划，足以证明美国的困境。即使在以往美国最具优势的技术领域，也显现出明显的颓势。

事实表明，在现代世界的新一轮陆海对抗中，美国开始落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受限于经济规模，美国只能搞技术封锁延缓中国的研发速度。但同时，海权秩序要求的开放性，使得拜登始终无法放弃全球化政策的主导地位，因而反复表态美国必须对华保持接触。与特朗普等人主张的脱钩论相反，拜登等人执意推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强调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国际主义政策，加速和平演变。以台湾问题为例，由于中国内部的复杂特性，美国试图利用海陆分歧挑动冲突，通过海权秩序颠覆陆权秩序，制造分裂。

无论如何，陆权秩序的崛起必然重塑海权秩序，加剧中美冲突。中美两国的深刻分歧，绝不只是表面上的政治分歧，而蕴含于现代世界海陆对立的基本结构。从大趋势看，随着高铁、磁浮技术及“一带一路”计划快速推进，只要内部不出现严重问题，中国必然会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但无论是采用新冷战版本的遏制政策，或推动和平演变，这次美国都难以再现以往对抗苏联时的成功局面，一旦引发战争，更是没有赢家。因此，面对陆权秩序的全面崛起，美国的最佳应对方案不应当是继续搞和平演变，也不应当是鼓吹脱钩论调，借此推卸责任，把美国内部的问题和决策失误都甩锅给对手。

美国真正有效的应对方案，只能是自我革命，加速推动自身内部的改革。要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回归陆权秩序，形成海陆平衡的世界秩序，摆脱资产阶级脱离群众日渐腐化渐渐无视社会实际问题的快速套利模式。只有深刻改造知识精英的身体和灵魂，为人民服务，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美国才能回归常识。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应当尽早破除华盛顿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和误导，放下高高在上的教师爷姿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深入群众，化敌为友，同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惠及第三世界国家，促进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和共赢。这种政策转向，虽然短期内需要美国的利益集团做出一些牺牲，不得不放弃眼前利益，但从长期来看，美国最终也会受益。

尽管华盛顿不愿接受海权秩序渐渐褪色的现实，但陆权秩序的崛起，北京源于“三个世界”理论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新共识，却是推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口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契机。事实是，中国的确在重塑世界秩序，但中国塑造的新秩序会更加均衡，这绝非美国宣称的普世噩梦，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福音和人类希望。无论是拜登的支持者，还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美国内部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美国需要尽早摆脱华盛顿利益集团的过时政策。

作者：王键，独立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