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丨中国经济：什么该救，什么不该救？

点击：作者：孙锡良来源：“孙锡良”微信公号发布时间:2018-11-14 1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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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误判下的救助误操作有哪些？第一种误操作：盲目救助企业而不是救中低收入者。第二种误操作：不断往“特区”加码优先政策。第三种误操作：踩踏红线寻找经济刺激因素。第四种误操作：盲目投入科研经费。第五种误操作：城乡一体化建设缺少规划性。第六种误操作：过度强调中国经济质量好速度快。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数据非常好看，管理层强调共同点——经济质量和数量持续向好。

与上述观点非常对立的另一面是“大呼救命”的声音——救股市，救私营企业。

一方面声明双轮向好，一方面全方位大喊救命，这不符合任何经济学理论，也不符合任何国家的既有规律。

既然喊救的声音如此之大，绝不会是小范围问题，一定带有全局性。

股市，大家比较容易观察，熊途已经几年，它反映出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整体性前景的不看好。

私企的状况就比较难以判断，数量太庞大，又缺少专门的统计口径，资本的声音决定了公众的情绪。

不妨先看看两个数字：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仍达到6.5；前十个月，进出口增速仍超11.1。单看数字，没有任何理由讲中国经济不好，不但只是增，而且增速还相当不错。

这样的经济体天天喊救命，只能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数据不真实；二是增长质量很低，三是无病呻吟。数据是官方数据，真不真实，只能由官方认定，民间很难深究，即便是经济学家恐怕也难以洞悉底细。

增长质量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真实最突出短板。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但又要追求快速发展。这一对矛盾长期存在，就必须采取几种过激的促发展方式：一是央行的货币滥发；二是企业的透支经营；三是地方政府的疯狂举债。这三种模式都能带来GDP数量增长。在这三种模式主导下，只要经济转向疲软，决策就会出现误判和误操作，目前的“举国救私”就是最好的例证。

官方和民间到底出现了哪些误判？

第一种误判：只有中美贸易战，不是世界贸易战。

中国人都在骂美国，因为中美贸易战表现得更加突出。中国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战为什么没有那么显性？因为贸易失衡不突出，只要在某个方面中国对其产生了威胁，它们也会立即发出贸易战讯号。

中美打到这个份上，与双方的巨大不平衡密切相关。站在中国的角度讲，当然可以骂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

中方批驳美方被认为最有力的说法是中国出口顺差很大一部分源于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出口美国所致，其中包含大量美企。这条理由最好别讲或少讲，因为外资企业在华也贡献了GDP和就业，如果你觉得很冤，没问题，把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赶出去，你愿意么？

全世界到处都在小范围或大范围谈判新的贸易协议，显然是在着眼于构建新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再直白点讲，就是都在努力为未来制定更有利于自己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规则，WTO规则不再是所有国家都喜欢的规则了。

贸易规则，没有世界性的命运共同体，只要有某国家认为自己吃亏，它就会设置保护壳。炮火战通常是短期的灾难，而贸易战则是长期的旋律。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要应对美国贸易战，不如说应对世界贸易战。

第二种误判：私营企业的困难源于受歧视。

在谈私企的时候，不得不提到国企，讲私营企业受歧视，那对应的说法是国企被照顾。说实话，现在的国企已经很少了，中小国企可以认为已经接近死光，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规模以上企业，这些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产品竞争力也相对较强，尤其是经营规范性要明显好于私企，对职工的权益保护明显优越于私企。这些优势决定了其获得融资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做得好的私企同样具有国企一样的优越性，那些抗风险能力强的私企，根本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商业银行也是公司制经营，它要赚钱，自然不会把钱送给烂账的企业，烂多了，老百姓照样会骂银行，因为大家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性。

当前，全国大范围救私企的声音缺少了理性，并没有细分困难私企的困难原因所在。是技术创新问题？还是资金周转问题？抑或是市场供求问题？近期的全国性为私企助威，与其说是反歧视，还不如说是私企在集体为混改国企做准备。

第三种误判：中国的办事效率远高于西方国家。

什么现象让国人有这种错觉呢？一是修路，二是建房，三是大型活动，四是仿制新产品。前三个高效源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国民整体性服从成全了效率的提高。仿制的高效源于政府对经济低质化竞争地鼓励与支持，任何创新产品，只要在中国出现，你就能很快找到复制品，并可以通过网络叫卖。信息技术传播的高效性掩盖了中国产品创新能力的低效，公众把形式的高效性等价于创新实质能力的高效性。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很多改革都面临低效性瓶颈，所以有“不改革死路一条，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呼声。如果真的全面高效，何须喊出此悲壮的声音？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全国社会保障改革、社会治理改革、国企改革、私企改革、城乡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机构改革、法治改革等等，都在徘徊中，有些改革甚至是越改越乱，效率非常低下。

第四种误判：私企老板都没钱了。

部分私企老板可能是真缺钱了，尤其是那些努力并执着于做长期事业的老板。但这种情况占比高么？是不是国家铺天盖地要救助的私企老板都缺钱呢？我看未必。金融部门把救助私企的重点放在小微企业身上真的可能救错了，且不论此类企业的竞争力如何，在救助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应当向公众交待清楚：私企老板们手上有多少套房产？私企老板们的资产有多少转往国外？

前些年，大量私企老板不安心做实业，疯狂参与到炒房中，即便企业搞不下去，也不愿意丢掉手中的房子，银行把钱贷给他们能起什么作用？大量私企老板把资产转向国外，子女送到国外，亲人移居国外，你把钱贷给他们，最后的金融风险将由谁来承担？CDS方式真的符合民意吗？央行要求把一半贷款给私企，真的科学安全吗？不管国企还是私企，安全性应该放第一吧？很烂的国企，也应该关门，也不能放贷。

误判下的救助误操作有哪些？

第一种误操作：盲目救助企业而不是救中低收入者。

任何经济下行的趋势都表现为消费不足，没有一个消费旺盛的国家会出现全国性企业衰退。也就是讲，解决经济问题的前提是要解决消费问题，解决消费问题的前提是要准确找到消费不足的原因所在。

中国并不是一个整体消费不足的国家，盲目刺激消费可能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支撑作用，大约有10%左右的人，他们的财富已经处于饱和消费状态，你让他们更富有，只能改变他们的资产帐户数字，不会在消费品上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大约有一半的人口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他们始终难以得到刺激性帮助，银行不帮助他们，减税也跟他们无关，唯有经济衰退跟他们息息相关。

不进行科学地消费细分，救助老板，能救活经济吗？

中国的中小私企多数是生产消费品的小企业，当前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外部贸易环境恶化，一方面是因为内部消费市场补充不足。外部问题，很难短期解决，给企业再多钱，它们未必敢生产，生产也是亏本。内部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消费群体结构上的改变，半数以上国民不能补充市场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的新产品也只会变成库存。在这样的两难情况下，银行给了私企贷款，它们也会感到很头痛，所以有业内人士抱怨大量新增贷款又回流到银行系统，构成了一个无效循环。

2009年，为了对抗危机，投4万亿搞十大产业振兴，后面又加了七大产业，想搞十七大产业振兴。结果呢？谁看到十七大产业振兴了？你直接发给穷人4万亿，可能效果还更好些，至少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的浪费。

政府一定要搞清楚，到底应该先救富人还是先救穷人？你把下面7亿人的消费激活了，还怕小微企业的产品没市场？反过来想，这些人消费能力不足，你让私企的扩张性生产如何找市场？先救富人，是制造过剩；先救穷人，是激活市场。

第二种误操作：不断往“特区”加码优先政策。

我这里所讲的“特区”不是过去的那个特区，是指国内的发达地区，尤其指广东、上海和北京。无论什么好政策，都是优先往那里投放，并且是不断地投放，无论是什么大项目，也都是优先往那里投放，重大金融和经济改革项目，也是不停地往那里加码。为什么要这样搞？无非是想把改革开放的成功亮点打造得更亮。

东北和西北正在被东南部拉开更大的距离，有人认为是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不好造成的，有人认为是气候条件不好造成的。我看都不是。解放后的几十年，东北人民不是跟东南部人民一样努力奋斗吗？经济不照样搞得风风火火吗？现在的东北怎么就恶化了呢？有人说东北太冷了，不象上海那样有发展空间。这纯属胡说。东北是全世界最冷的地方吗？照这么讲，比东北冷的地区就只得穷了？那北欧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我认为国内所有的差距都是政策差距，政策差距决定了人才流动趋势和资金流动趋势，政策越呈现两极化，经济环境就会出现两极化。各地区人的心理变化不是无缘无故，而是由经济收成决定，收成越好，越容易往好的方面引导，收成越差，各种负面因素的作用越显性。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布局进行了大范围调整，尤其是三线建设又再一次改变了格局，让各地表现为相对平衡，虽仍然有差距，但不会造成全局性失衡。

当前，国人对发展速度较慢地区的批评是不客观的，因果关系搞反了，不取消一边倒做强“特区”的政策定式，国家重心会越来越集中于局部小块。和平时期，相安无事，一有风吹草动，危险性就非常大了。

第三种误操作：踩踏红线寻找经济刺激因素。

最近，郭树清提了支持私企的三类特殊处理办法：一是对污染、安全和质量出现突然风险的企业要积极帮助改进；二是对信用违约的企业不搞一刀切处理；三是对涉嫌违法的企业，要千方百计保生产保就业。归纳一下，三类企业本是一类企业——违法企业。表面看，“不一刀切”好像很人性，但把“依法治国”推向了哪里？会给整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思想影响？会给好些合法做实业的企业主们什么导向？“只要搞经济，违法无所谓”的讯号导向？

与此相配套的动作还有最高院和最高检的松绑决定，最高法院打算出台司法解释，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合同诈骗等犯罪之外，最高检察院出台通知，在办案中收紧对民营企业资金冻结的审批，对民营企业家一般不得采取强制措施，非要采取的也应适用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原罪不究”已经上升到全面与法律相抵触的程度了，这让法律情何以堪？

可以肯定地讲，如此着急地为私企解套，既不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更不会带来社会性好处，连短期刺激作用都甚微，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是起改善作用，是起恶化作用，它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而深远的。老师给不学习或作弊的学生以高分，表面看，学生可能是喜欢了老师，但其内心未必会尊重这样的老师。“支持私企”不能演变成“讨好私企”。该救的必须救，不该救的决不能救。

第四种误操作：盲目投入科研经费。由于美国对中国开始收紧政策，逼中国下决心独立自主地搞原始创新，自上至下的科研热情骤然提高。这本是好事，国家投入巨额科研经费是展示决心的最好体现。然而，盲目的科研大跃进可能不会取得预想的结果，科研经费可能变成科研浪费。

中国科研经费投入的盲目性主要表现为：

一是面积太大，目标不明确。“国自”和“国青”一年支持几万个项目，没有集中解决重大需求的战略指向，没有集中财力和人力搞重点突破，大量没有科研能力的投机分子拿到了科研经费，这类投入，经费到账的那一刻便是浪费的开始；

二是主次颠倒，诉求反向。国家投入巨资的目的是获得原始创新成果，而科研人员，尤其是高校科研人员的第一追求是论文。教授们都会讲，有好的成果，才能有好的论文，有好的论文，必有好的成果。道理是有道理，实际是不是这样呢？空下结论不行，请大家关注一个对比，中国是世界第二论文大国，但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排第几？这些年，中国搞了哪一样足以影响全世界的原始创新？回答好这个问题，大家就能理解论文的水有多深。高校科研人员始终活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为荣”的梦幻中，至于这个论文是否对国家有用并不重要，即所谓的“科研非功利化”。

三是科研经费的工具性和自私性。现在，各类大学排名搞得大学无所适从，而排名中的科研影响因子占比很大，所以，单就高校管理者而言，他的第一重点是抢经费，不是经费到账后的科研行为，不管你是否有科研能力，拼着命地写报告，报告造得越好，圈子走得越通，项目中标就越多。为了让大家拼命抢，有什么办法？评职称与项目挂钩，学者称号与项目挂钩。有了项目，就有了职称，并不是有了成果才有职称。按人的正常能力分析，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兴趣的人并不算多，你要求所有人都来搞科研，本身就违背了客观规律。过去，经费有限，搞科研都是以团队为主。现在，钱多了，人自私了，不讲团队，讲个人主义，生怕别人抢饭碗、抢成果，最后，大家都一事无成，除了名和利。

第五种误操作：城乡一体化建设缺少规划性。

十年前，我们的口号是城镇化，现在的口号是乡村振兴，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城乡人民逐步实现相对平衡的改革成果。目标是正确的，但过程是值得商榷的。乡村振兴，到底要振兴成什么样？是想让大部分农民工最后都返回农村？还是想让农村逐步缩小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如果是前一目标，那就不要再提城市化，因为把农村建那么好，城里又建那么多房，资源浪费就太大了。如果是后一目标，那对农村的支持方式就不能搞普遍性扩大建设。现在的政策，对很多真正的农民产生了正面效益，但也积累了相当负面效果：农村积累了一大批“麻将大军”；农村积累了一大批“漂亮空房”；农村积累了一大批“闲人病”，闲人废话多，闲人破事多。

网友们有一个共性误区，老认为农民工如果在城里没事干，乡里必须留几亩田。真的需要吗？不需要。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靠乡里留田做余生保障吗？不是。有哪个国家先城市化又逆城市化了？也没有。

我请求政府算一笔帐，如果乡村振兴所花的钱足以保证给每个60岁以上农民每月发500元以上退休金（逐年调整），那就完全可以通过改变商品房政策，让足够多的农民能进城或进小镇，这比在乡村搞重复建设要好很多。尽快把有限的耕地交给集体并由少数真农民负责耕种，要尽快让人多杂乱的大村庄变成人少、宽敞、整洁的村庄。

第六大误操作：过度强调中国经济质量好速度快。

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总是习惯于只讲好的，不讲坏的，违者即负能量。为什么都这样看？因为都认定好的信息能鼓舞信心，能战胜困难，一讲负面东西，会吓跑投资者，会触发富人逃离。这样真的好吗？未必。

2008年，美国的“两房债”崩盘，触发了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没有掩盖，高调向世界承认自己陷入危机。这么大的负面事件，之后的美国获得了什么？是逃跑的多还是进入的多？中国不是还救过美国吗？

有人会讲，只有美国能做到，别的国家不行。不一定。欧洲接着不是也有很多国家陷入危机吗？后来呢？不是也都度过难关了吗？

讲实话比讲虚话要好，把自己讲得太好，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更大，如果实际没有那么好，外面看很光鲜，内面却很难过。中国这么大市场，有稳定的预期，不存在恐慌性逃离，真想走的，你喊得再好，它们也会走。

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危机，但经济下行的趋势是明显的，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极端困难的，各类企业的复杂性是空前的，显性和隐性债务负担是沉重的。不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危机终究会到来。

从宏观上看，有三大主基调不可缺少：合法性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任何时候不能动摇；平衡性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最优方法，失衡过度必有大危机；农业是中国的根本，农民是可以越来越少的，并且应该越来越少。

（来源：“孙锡良”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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