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贸易战，为何又怪毛泽东？

点击：  作者：孙锡良    来源：北京论坛  发布时间:2018-04-23 11:24:25

 

       昨天晚上，看到微信圈的一篇文章阅读量极大，主旨是讲中美贸易战。

该文开篇就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时代，说今天中美贸易战被动的根源是前三十年落后所致，然后，又猛吹了后四十年，说幸亏伟人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学春天”，再后面又讲了中国许多高科技企业对美国的高依赖度。

说实话，我在看文章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愤怒的，你想谈点贸易问题的真相并不是坏事，可为什么非得把今天的被动推给毛泽东呢？经作者一引导，顺者就很多，好象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祸因果真就在前几十年。

今天，我就想问那么几个小问题：

毛泽东时代，中国有那么怕美国吗？

美国打击中兴，可以说打到了很多人的痛点，并且还害怕美国扩大范围。也就是讲，美国真要把矛头对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中国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中国高科技的那个“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核心部件的流入，没有那个流入，我们的高就不那么高了，我们所看到的中式繁荣源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

如果把依赖性再扩展到发达国家集团，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物质繁荣，但对世界的依赖性却远高于毛泽东时代，对美国尤其明显。

毛泽东时代没有自主创新吗？毛泽东阻碍了后四十几年中国的创新思想吗？

我现在暂不提什么“两弹一星”，也不讲工业体系问题，就单拿现在大家非常痛心的芯片产业来说话，毛泽东时代的中外距离也小于改开之后的距离，下面摘取一点新中国科技发展史。

1956年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家制订了发展各门尖端科学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中国也要研究发展半导体科学，把半导体技术列为国家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为了落实发展半导体规划，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首先举行了半导体器件短期训练班。 国家决定由五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来，共同培养第一批半导体人才。最出名的教授有北京大学的黄昆、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和吉林大学的高鼎三。1957年就有一批毕业生，其中有现在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阳元（北京大学）、工程院院士的许居衍和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等人。之后，清华大学等一批工科大学也先后设置了半导体专业。

中国半导体材料从锗（Ge）开始。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机部十局第十一研究所开发锗晶体管。前者由王守武任半导体实验室主任，后者由武尔桢负责。

1957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开发，相继研制出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即晶体管）。中国科学院于1960年在北京建立了半导体研究所，同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建立了工业性专业研究所-第十三研究所。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半导体器件开始在工厂生产。此时，国内搞半导体器件的已有十几个厂点。当时北方以北京电子管厂为代表，生产了ＩＩ－6低频合金管和ＩＩ401高频合金扩散管；南方以上海元件五厂为代表。

 在锗之后，很快也研究出其他半导体材料。1959年天津拉制了硅（Ｓｉ）单晶。1962年又接制了砷化镓（ＧａＡｓ）单晶，后来也研究开发了其他种化合物半导体。硅器件开始搞的是合金管。1962年研究成外延工艺，并开始研究采用照相制版、光刻工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在1963３年搞出了硅平面型晶体管。1964年搞出了硅外延平面型晶体管。

另一方面，新品开发主要研究方向是硅高频大功率管，除了通讯放大管之外，之后也开发了开关管。中国科学院在半导体所之外建立了一所实验工厂，取名109厂（后改建为微电子中心）。它所生产的开关管，供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制成第二代计算机。随后在北京有线电厂等工厂批量生产了ＤＪＳ－１２１型锗晶体管计算机，速度达到1万次以上。后来还研制出速度更快的１０８机，以及速度达28万次、容量更大的ＤＪＳ－３２０型中型计算机，该机采用硅开关管。

总之，向科学进军的号如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在外界封锁的环境下，在海外回国的一批半导体学者带领下，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半导体行业。这一发展分立器件的阶段历时十年，与国外差距约为十年。

在有了硅平面工艺之后，中国半导体界也跟随世界半导体开始研究半导体集成电路，当时称为固体电路。1965年12月份召开的产品鉴定会上鉴定了一批半导体管，并在国内首先鉴定了ＤＴＬ型（二极管-晶体管逻辑）数字逻辑电路。工厂在生产平面管的基础上也开始研制集成电路。北方为北京电子管厂，也采用介质隔离研制成ＤＴＬ数字电路，南方为上海元件五厂，在华东计算机所的合作下，研制出采用Ｐ－Ｎ结隔离的ＴＴＬ型（晶体管-晶体管逻辑）数字电路，并在1966年底，在工厂范围内首家召开了产品鉴定会鉴定了TTL电路。

中国第一台第三代计算机是由位于北京的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采用ＤＴＬ型数字电路，与非门是由北京电子管厂生产，与非驱动器是由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生产，展出年代是1968年。

为了加速发展半导体集成电路，四机部决定筹建第一个专门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专业化工厂，由北京电子管厂抽一部分技术力量，在1968年建立了国营东光电工厂（代号：878厂），国家领导号召建设大三线，四机部新建工厂，采用“８”字头的都是在内地大三线，唯独878厂，为了加快建成专业化集成电路生产厂，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与此同时，上海仪表局也将上海元件五厂生产ＴＴＬ数字电路的五车间搬迁到近郊，建设了上海无线电十九厂，到1970年两厂均已建成投产。从此，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ＩＣ行业的“两霸”，南霸上无十九厂，北霸878厂。在国外实行对华封锁的年代里，集成电路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七十年代上半期，上无十九厂年产量才实破500万块，位居全国第一。

北大在1975年研制成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100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50机。中国科学院109厂研制了ＥＣＬ型(发射极藕合逻辑)电路，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1976年11月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

在发展双极型电路之后，不久也开始研究ＭＯＳ电路。 1968年研究出ＰＭＯＳ电路，这是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搞成的。到七十年代初期，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ＮＭＯＳ电路。之后，又研制成ＣＭＯＳ电路。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    集成电路一经出现，随着设备和工艺的不断发展，集成度迅速提高。从小规模集成（ＳＳＩ），经过中规模集成（ＭＳＬ），很快发展到大规模集成（ＬＳＩ）。这在美国用８年时间。而中国在初始发展阶段中出仅用７年时间走完这段路，与国外差距还不是很大。

后来呢？开放了！春天来了！合资开始了！引进开始了！整体购买开始了！

结果呢？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信息产业几乎全军覆没，人下岗，厂破产。

再后来，中国危机感来了，又提出要规划自己的信息产业。

再看看今天的芯片产业。

几句话可以回答：如果不是近十年大量引进生产线，中国曾经一度几乎没有成规模的芯片产业，或者说差距是无穷大，几乎不能用时间来度量。即使在有重大投入的情况下，中国的芯片仍然是九成以上依赖进口，自己生产的芯片也是以中低端为主。2017年的芯片进口额约为2300亿美元，是石油进口额的两倍。

不对比就不知道，一对比，就应该清楚到底是哪几十年耽误了信息产业，你还有理由骂毛泽东吗？骂毛泽东的人就是一群完全昧着良心的混蛋。

如果不计毛泽东时代的27年，科学的春天会落后吗？

韩国，大家知道它的芯片产业很厉害。但是，它是从何时开始重视这个产业的呢？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它们只用了二十多年就取得了芯片业的赶超。

大家如果承认改开迎来了中国科技的春天，那好，我也跟着承认一下。至今有多长时间了？40年了。四十年，你都没有干出点成绩，四十年的春天，你都赶不上韩国，你有什么资格吹牛你遇到了春天？即使咱就把新中国成立定在1976年，十几亿人的中国也该不依赖美国了吧？怎么反倒是比过去被封锁的年代还更依赖美国呢？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靠骂毛泽东解决还是靠吹牛解决？

这已经是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需要十三亿多人共同回答的问题。把今日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推给毛泽东能不能解决问题？用事实来否定毛泽东还是用黑心来否定毛泽东？

如果不是这次闹大了，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还活在“自大与骄傲”中，媒体天天曝光中国的黑科技，天天让世界“颤抖了”、“震惊了”、“恐惧了”，天天喊这又“第一”了，那又“领先”了，一斗到狠处，一帮子人就软了，吹牛不管用了，中兴的利润也上不去了，还有许多产业都开始发慌了，大嘴专家们又开始暴喊“我们要倒逼自己了，我们不能再依赖美国了”。我非常想问那些吹牛惯了的人：让你们用嘴把美国吹走，成不成？

最后的几句话：

1、有点良心的中国人，不要再骂毛泽东了，没有它，别说芯片，安全都还没着落呢！没有毛泽东，你离叙利亚恐怕距离不是很远。

2、有点觉悟的中国人，不要再盲目跟风了，黑科技不是天天有的，天天有的黑科技，可能是黑心人造的假科技。

3、贸易战不是打嘴战，也不是表面上的商品战争，多看少说吧！说多了，几年之后，你会承认自己当年就是个傻AC之间。

（资料来源：孙锡良）

延伸阅读：

40年，我们怎么弄丢了毛泽东的芯片？

作者：评论部老徐 

　　我在四川长虹听到一个故事：

　　1972年，电子工业部拿来两个产品请长虹任选一个。当然那个时候四川绵阳的这家军工企业还不叫长虹，有一个数字代号的工厂。这两个产品：一个是彩电，一个是计算机。

　　长虹选了彩电。因为长虹在1958年建厂的时候，曾经组装过黑白电视机，样机还在仓库里。长虹还认为，彩电是一个广阔市场的娱乐产品，全中国人都会看电视买电视，而计算机的市场普及没有彩电快。

　　在电子产品当中，彩电是中国国产化最成功在国际市场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故事是听芯片业的人讲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希望中国协助美国从越战中退出。中国就提出美国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建交，美国解除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引进英特尔三条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如果引进成功，中国芯片制造就与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也许是尼克松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计算机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更没想到中国产业的竞争。又有求于中国，因此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

　　按照一般的引进规律，两年即可完成这三条生产线的引进。但毛泽东年事已高，难以直接催促，1976年毛泽东逝世，因此这三条生产线在8年后，也就是1980年才引进中国。

　　1972年，韩国和台湾在芯片业还是空白，新加坡也是刚刚起步。然而他们却早于中国四五年引进了美国的芯片生产线，因此当中国引进三条生产线时，已经落后于韩国和台湾，更与美国拉开了十年以上差距。

　　中国的计算机业的严冬

　　1984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达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的中国民间，还出现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长期居于主流的学说遭到了全民声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濒临死亡的计算机业出现了一丝转机。

　　2002年8月10日，我国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此后龙芯二号问世，龙芯三号也正在紧张的研制中。

　　此时的国际CPU市场，除了美国、日本一些高端机型的专用CPU，以及苹果公司的PC专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国的Intel和AMD两家公司垄断，两家的市场份额约占98%。第三家是我国台湾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连续收购了美国两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后，才进军处理器市场的，因此尽管威盛公司也打着“中国芯”的牌子，但严格地说仍属于美国芯。龙芯的诞生，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中国近二十年无“芯”的历史。

　　龙芯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和和指引下实现的。“龙芯”系列CPU的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他还把“龙芯2号”芯片命名为“毛泽东110”。他说：“我们年青一代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对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计算所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课时组。”

(以上内容引自2018年2月4日《经济学家周报》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取得巨大发展，后来为什么嘎然而止?》一文)

来源：时事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