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漫谈历代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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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漫谈历代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 ——看人类文明进化的轨迹

点击：作者：钱昌明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1-20 09: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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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世界文明古国。从史前时期到文明时期，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是现存唯一未曾中断、堪称发展最为完整的人类文明。尼克松为此发出过感叹：

“历史上的许多大国，都匆匆而过”，“唯独中国却能与世长存”（《真正的战争》）。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野蛮走向文明，由感性走向理性，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对研究人类文明进化的轨迹，从而自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

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是古代文明，中华古代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是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得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斗争史。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以完成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能有如此规模、如此长期持续不断的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这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是未曾有过的。

常言道，“窥一斑而知全豹”。研究中国农民起义，必须研究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因为它浓缩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目的与要求。一部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史，实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不断进步的足迹。

中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就其口号中反映的追求而言，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的三个层次：秦汉时期反“天命”；唐宋时期求“平等”；明清时期变“制度”。三个时期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恰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由野蛮到文明、由感性到理性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野蛮到文明：反“天命”

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

正是这次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发扬了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打碎思想禁锢，解放被奴役人们的反抗意识，他们当时呼出的口号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到了东汉末、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英雄们，又喊出：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什么意思？就是要打破统治阶级禁锢人们反抗意识的“天命”论。前者，明确提出：不相信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后者，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阶级为了让奴隶阶级“认命”，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利用人们对大自然的无知与畏惧，炮制了“天命”论，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说成是“天命”使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中，就留下有奴隶主阶级统治“受命于天”字样。

其后，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大圣人”的孔子，更是大力宣扬“天命”观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目的就是愚弄被压迫阶级，通过说教，让他们老老实实畏惧“天命”，顺从统治阶级一切残暴统治而不能反抗。

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鼓吹“天命”，奴隶和农民阶级接受剥削、压迫和奴役。一边是野蛮；另一边是愚昧。但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野蛮和愚昧总是要被文明、进步取代的。

早在奴隶制时代，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诗经》中，就记录了奴隶们对残酷现实的质疑与觉醒：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译成白话：砍伐檀树声坎坎，把它放置河旁边。河水清清泛细浪。不种田来不收割，何有庄稼三百顷？不捕兽来不围猎，为何庭中有野獾？那些君子啊，不能白吃饭啊！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

译成白话：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三年始终喂养你，你却从未将我顾。我已决心离开你，去找那块安乐地。安乐地呀安乐地，哪是我的安身之所？

从先秦时期奴隶们的逐渐觉醒，到秦汉时期农民英雄们的公然反“天命”，这无疑是人类从野蛮、愚昧，走向文明的演进。

感性到理性：追求“平等”

从秦末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到唐宋时期的农民战争，中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历经了近12个世纪。期间，几乎每个朝代都发生过农民起义。然而，就其口号、诉求而言，却一直停留在感性阶段。即起义者局限于当时遭遇的情况、矛盾，提出当时的诉求。大多都因饥荒、战争直接引发的饥民起义与反抗斗争。如西晋的李特流民起义，为了生存斗争；东晋的孙恩起义，为了反抗世家豪族的斗争；隋末农民起义开始是为了“反战”（反对对高丽的战争），义军领袖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揭开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到了唐宋时期，农民起义开始由感性转向理性的诉求。这已不仅仅是为眼前生存而斗争，更是为了要追求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