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说什么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有道是，无人不是瓜，没有不落地的瓜，烂瓜落地当肥料，明年处处是新瓜，化作春泥更护花。

香港房价是全球之最，财富不均现象是世界发达地区之最。七百万人的地方，却出产了十几个亚洲顶级富豪。李嘉诚摘的瓜，都运到英国了。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美国电视节目中表示，香港富商是乱港祸根，中央政府应该削弱香港富商手里的权力，治理香港房地产市场，才能缓解香港的紧张局势。

有观网读者在微博上说，国家可以在香港做一个“去地产化”的试验，看看拿掉地产支柱地位，引入其他产业的效果，效果好再在内地推广。

这件事眼下还做不到，最大的障碍是，香港一直以来充当内地引入外资的窗口，而如果按谢国忠说的办法，国际资本会视为一个不友善的信号，尽管中国市场足够大，也有足够的吸引力，但通过香港投资内地的国际资本的撤离，短期的代价需要谨慎评估。

眼下能做的，首先是再造个新自由港，贸易口岸、金融口岸、科技枢纽，把香港的实业、金融资本一部分虹吸到深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隔着深圳河打擂台赛。

国际资本借道香港不是没有原因的，如自由进出和低税率，如果眼下就对香港地产资本家动手，就要对这些资本的撤离投鼠忌器。但是如果内地吸引更多的科创资本，并且谁投资科创谁就获利，享受更大的政策红利，这样发展下去，将来再在香港进行改革就风险小得多。

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设法将资本吸收到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避免金融与地产业绑架香港的覆辙。

从2006年到2016年的10年间，香港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从8.8%下降到3.8%，房地产行业从业人数占比，从12.5%增加到14.3%。这种情况如何避免？

不久前的央视节目中，对上海临港的介绍，有网友就发现，特斯拉的超级工厂被定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动车”的生产地，是以“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的名义来介绍的。马深海同志，终于也为70周年献礼了。

上海临港的做法，确实是给了马深海同志不少实惠的，但这样做有长远的目光，可以算千金买马骨的举动，就是要让别的国际资本眼馋，就是要让先投资上海、投资中国制造业的一部分外资先富起来，先富吸引后富。

马深海是不是深海，中国人这样想，美国人也这样想。最近，纽约时报接连发文章讨论一件事，就是硅谷资本到底爱不爱国。

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批评谷歌在北京开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时取消一份五角大楼合同，说谷歌“逃避对国家利益的责任”。

蒂尔是Facebook的董事，那他就爱国吗？纽约时报指出，他在新西兰置业，成了新西兰公民，他在申请书里写道：“如果能让大家知道我是新西兰公民，是这个国家的热情支持者，我会感到非常自豪”。

而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更是出了名地讨好中国，他说中国接管全球科技行业将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这只是为了避免Facebook被监管拆解的说辞。

同样，亚马逊和苹果，虽然也表现出了一些爱国姿态，响应特朗普的一些要求，但他们这样做，更重要的动机是为了避免向美国财政部交税。

在纽约时报看来，应当避免将对Facebook、谷歌及其他科技企业有利的方面，与对国家有利的方面混为一谈。科技高管可能号称“我是个爱国扬基傻小子”，但实际上却只想让你别管他们。

特朗普的做法，让人忧心，数字柏林墙到底会不会建起来，价值观会不会嵌入技术平台，美国价值观和上海、深圳的价值观被隔离开。

其实我们只要想清楚了，就不会有疑虑。数字柏林墙是不可能建起来的，数字经济的版图中也是掀不起任何颜色革命的。爱国主义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转移批评的策略，比如Facebook通过树立中国的威胁，来为自己的垄断地位辩护，IBM和微软当年也是这样宣传日本的威胁来反对反垄断惩罚的。

但更多时候，爱国主义对于科技巨头来说只是宣传和说教。川皇说，谷歌CEO皮查伊“非常努力地解释他有多喜欢我”，你信吗？可能川皇就算不信也没办法，为了这些硅谷科技资本的利益，对华为禁令一再延期，根本下不了手。

“去地产化”是一定要做的，前提是先拆掉数字柏林墙，断掉这样的企图。只有让科技资本找到自己创新的归属，才能有更大的空间去限制地产资本。我们要建的不是另一个香港，任何一个不以创新为目标的城市早晚会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