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革命以来，货币金融取代了实体经济居于“太阳”的位置，经济体系从围绕实体经济运行切换到围绕货币金融运转。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提醒人们对此保持警惕，经济体如果是虚弱的，一旦沾惹了金融与科技，便极易成瘾，而且需要“终身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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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张杰教授发表演讲指出，利用货币金融的手段来刺激经济，最终都要走向“寅吃卯粮”。

张杰表示，“要为中国央行点个赞，它提出了中性原则。这应该是全球达成共识的一个原则。”

古典经济学实体经济为王，金融只是中介

经济学古典传统讲究低调增长，要留有余地而不急忙寻求刺激。张杰形象地说，古典传统就是实体经济为王，经济运行倡导的是“日心说”，也就是其他天体都是围绕着太阳转。在经济运行体系，“太阳”就是实体经济。

在古典传统下的货币金融学中，货币和金融体系都是中介，只提供金融服务不提供金融刺激，这也就是“金融中介说”。张杰说，但这种状况随着一个人的一本书而彻底改变，“他就是伟大的凯恩斯先生”。

凯恩斯革命框架推出的背景是，在当时经济危机条件下，全球都在寻求经济振兴，凯恩斯发现货币经济是刺激手段，强调政策最终都要通过货币金融的手段来实现。

张杰说，货币金融作为刺激手段一旦确立，就开始自立门户，追求回报。所以，自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看到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五彩缤纷的金融工具呈现出来，这就是教科书上经常讲的“信用创造说”。

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外在刺激实现或者拯救，货币金融就是最方便的刺激手段。“凯恩斯先生了不起，他打开了货币金融的潘多拉盒子。”张杰指出，经济运行整个景象从“日心说”转化为“地心说”，货币金融取代了实体经济居于“太阳”的位置，而其他经济因素，都是围绕着货币金融在运转：“哥白尼革命的反革命”。

“最有意思的是货币金融因素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原来服务于实体经济做“仆从”，现在变成“主子”了，这个转变带有革命性。金融家当然也包括金融学家，从此迎来一个狂欢的舞台和饕餮的盛宴。我作为研究银行研究货币的当然也在其中，好事还是坏事呢，到目前为止说不清楚。”张杰对此并未感到乐观。

凯恩斯革命后，实体经济这一面也坐不住了。现代市场经济走出古典经济以后，崇尚充分竞争，因为竞争出效率，最后导致规模迅速扩张。

“大家都不会计较自己到底有多少本了。没有本怎么办？有些因素正好等着，货币金融给你。最后几乎所有的企业，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难以抵御绚烂多姿的金融工具的诱惑，我也可以高杠杆生产，来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随着货币金融角色的转换，实体经济部门开始从有本经营向无本经营迅速发展，内援融资为主开始向外援融资为主发展。金融机构原来是实体经济的随从，现在变成实体经济的拐杖。” 张杰指出，金融化成为一种时尚，全社会各个角落都在追求金融回报，这是金融化的后果。

宽松货币政策终极结果是新一轮金融危机

经济需要外部的刺激，但货币金融毕竟还要有现实资源来动员，现实资源肯定不够，怎么办？跨时配置！

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刺激经济，最终都要走向“寅吃卯粮”。“教科书上美其名曰跨时配置，多么华丽的词汇，说得不好听就是当代人借用后代人的钱为我们当代人谋福利，这就是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签订相应的合约，来让渡资源使用权和配置权，它的不平等暂且不表，与其说是跨时配置，倒不如说是跨时攫取。”张杰直指，金融学是一门研究跨时攫取的学问

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进一步：什么最能刺激人们获利的欲望？有两个。一是金融，一是科技。

在他看来，金融与科技共同的特质就是，把资源的收益和回报榨干挤尽。金融和科技的确是好东西，但是经济体如果是虚弱的，一旦沾惹了金融与科技，极易成瘾，而且需要“终身服药”。现在很多企业就靠这两个维持，跟吸毒是一样的。历史上的泡沫和危机都与科技和金融有关，我们不能不痛定思痛。

金融与科技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怎么发挥，有条件，这取决于人们能否禁得住过度诱惑。“适度吸一点可以，但据说吸一点就能成瘾。”张杰言辞犀利地反问：为什么全球都在追逐宽松的货币政策，说得不好听就是竭泽而渔的全球游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特朗普一直在抱怨降息，总是问为什么降得那么少。”

当代人利用货币金融手段来获取下一代人的资源，这个合同是没有约束的。“约束你的那些人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代人可以尽情和挥霍下一代人的资源。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遏制，终极结果只能是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他提醒。

为什么是进退两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进是跨时攫取，总有边界，目前各种手段已经接近极限，开始歇斯底里了。退怎么退？退不了！为什么？“因为宽松过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大家都持宽松货币政策，谁都没有动力先退出宽松：大家一起死，紧缩不得人心。所以人类借助货币金融手段将自己逼入进退两难的境界。实际上最难的是人的道德拷问。表面看这是货币金融政策的转向问题，实际上是要道德转向，意味着从跨时攫取转到跨时关怀。”

有何良策？张杰提出，一是树立有限增长理念。虽然主流经济学都没有说有限增长理念，但我们不要追求高速度、效率优先，而是过犹不及，道法自然。二是回归有限竞争原则。主流强调竞争越激烈越好，优胜劣汰，成王败寇，但我们强调有限竞争原则。

“要秉持货币政策中性原则。要为中国央行点个赞，它提出了中性原则。情况如何另当别论，但这个原则在这儿摆着。这应该是全球达成共识的一个原则。还要恢复货币金融的中介本色，你只要有效地把储蓄转化成投资就可以了，不要想办法再刺激。”他建议。

此外，实体经济要坚持做有本生意。但货币金融花枝招展诱惑着它，所以实体经济本身要培养定力，禁得起诱惑，守住人类的理性底线。否则，短期贪婪必定会造成长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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