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文钟泽云：特朗普贸易新政下中国双重应对策略探析

点击：作者：刘爱文钟泽云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9-11-07 12: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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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以极限施压为特征、以中国为主要指向的特朗普贸易新政，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思潮：全面投降，或是全面脱钩。投降论和脱钩论都是形而上的思维定势。本质上，在新型帝国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政治/领土逻辑的支配下，美国意欲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以获取新型帝国贡纳。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应对特朗普贸易新政根本原则，中国应坚持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增强国民经济的自主性、自足性和开放性。“内调结构、外塑市场”的双重应对策略蕴涵的体用不二思想能够体现上述原则，前者以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这种内在性对策旨在增强我国经济的体质；后者以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主要内容，它是内调结构对策的外化，旨在重塑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特朗普贸易新政及其指向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一直未能彻底走出经济危机泥潭，致使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美国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竞选纲领，并于2016年11月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上台伊始，特朗普大肆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努力践行其竞选承诺，由其掀起贸易大战一浪高过一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贸易制裁大棒针对中国的意味尤为浓厚，特朗普甚至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将在出任总统的第一天就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还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①尤其是2018年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呈井喷态势：“2018年2月1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倾销关税’。2018年2月2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铝箔产品厂商征收48.64%至106.09%的反倾销税，以及17.14%至80.97%的反补贴税’。……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2018年4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我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2018年5月29日，美国白宫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8月23日，美国在301调查项下对自中国进口的16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2019年5月10日，美方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②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示范带领下，美国盟友也纷纷对中国挥舞起贸易制裁大棒：“2018年1月14日，印度商工部对中国输印亚硝酸钠进行反补贴调查；2018年1月16日，印度财政部对中国输印纯碱发起特殊保障措施调查；2018年1月23日，印度宣布6个月内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2018年1月31日，欧盟宣布对中国出口紧固件5年内征80%反倾销税；2月7日，欧委会对中国输欧盘条反倾销案征收临时反倾销税；2018年2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宣布中国铝挤压材存在倾销及补贴；……2018年3月6日，欧盟宣布将对中国不锈钢无缝钢管的反倾销税延长5年，继续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48.3%至71.9%的高额关税。”③

这些近乎疯狂的、以中国为指向的、以极限施压为特征的贸易制裁举措，都是随着特朗普上台而凸显的，本文称之为“特朗普贸易新政”。面对来势汹汹的特朗普贸易新政，国内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他们或明或暗的投降论调在自媒体上快速传播，诸如“鸡鸣狗盗，挨了打，不反思自己违背契约，却痛心于自身不够强壮……备胎如果好用，何必等到破胎了再用？怕美国公司赚不到钱？……必须冷静认识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严重依赖美国核心技术和金融体系，人民币短期内不可能取代美元……当两国竞争加剧，合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解决之道只能是妥协……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④“不论是贸易战的发动方和应战方都一样，都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伤害对方。……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⑤“老大是自然形成的与世界公认的，要踏踏实实地再向美国学习几十年。”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⑦。

需要说明的是，投降论危害不小，但决不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对于特朗普贸易新政，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很清楚我国是受害方，因而主张坚决反击。为此，国内学者们进行了深度地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具体应对举措。然而，学者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理解不同，他们的应对举措大略可分为以下两个类别：一类是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一般性，本文称之为自由市场学派；另一类是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本文称之为社会主义学派。

自由市场学派学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与准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中美两国贸易政策异质性的对垒。”[1]这些学者认为根本应对之策就是彻底市场化，诸如，“中国必须谨记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不断扩大面向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2]应对冲突的短期选择就是，“我国可以建立自由贸易统一战线，通过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国内市场的策略，加大开放的力度和深度，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起更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3]长远来说，“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终极目标；以最优关税调整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推进手段；通过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战略目标。”[4]

社会主义派学者则强调，“我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愿景在广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某些差距，但在借鉴其有益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发展型网络国家’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高效的‘举国体制’，推动中国制造愿景取得更大的成就。”[5]“坚持和应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原理，突破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禁锢，深化改革开放，有效实施产业政策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发挥综合竞争优势，是我国成功处理贸易战问题并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举措。”[6]“中国底气足，除了站在道义高地上，有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坚实国力等显见因素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7]因此，“我国在制定应对方案时，既要在战术上重视，又要在战略上保持谨慎乐观与清醒态度。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用社会主义优势驾驭、引导、利用资本，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协调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关系，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以和平共赢方式参与国际合作，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未来世界历史转变。”[8]

显而易见，我国学者对于如何应对特朗普贸易新政的各执一端，观点殊异，根源既在于学者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出现偏差，致使他们的对策体系难以逻辑自洽；也在于他们未能察觉中美贸易战事关我国的经济主权问题。事实上，在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国家经济主权的完整和统一，不断增强国民经济的自主性、自足性和开放性。因此，我国应该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按照“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的思想，采用“内调结构、外塑市场”的一体性对策，不断夯实我国经济的内体及其外用，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品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

二、中国战略之体：内调结构

作为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性对策，内调结构以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作为其支撑的操作性对策则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信用结构调整和收入结构调整等。所有这些对策目的都在于增强我国经济的体质，提高我国经济结构的自足性和自主性，从根本上夯实我国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基础。

（一）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体质的根基，这里的产业结构不仅指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针对所有制经济结构。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本质属性，公有制经济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提供了我国经济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进而能够有效防范和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公有制经济增量保质。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确保关系国计民生领域中公有制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藉此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一般性。然而，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销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目的就是维护国际金融寡头利益，而公有制是以全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的，它就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天敌，因此，诋毁、抹黑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思潮在当下甚为流行。事实上，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在不断冲击着中国社会，以至于学术界有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抢夺我国经济改革的阐释权，极力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思路进行改革开放。例如，他们在阐释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时，只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在阐释政府与市场关系时，他们又一味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听任这种去政府管制的、泛市场化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私有化浪潮，必将冲击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最终必将撕裂和消解社会。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出台文件强调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特别是做大做强国有经济，这对于当前情势下我国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意义尤为深远。

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而言，我国应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三大产业之间结构。首先，我们需要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即使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也在不断给予农业各种补贴。其次，我们需要强化工业的主导性地位，尤其需要国防工业发展先行。国防军工既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安全保证，也是一国前沿尖端科技的创新高地，因而能够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潮流；为此需要加强军工转民用的研究，带动整个工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我们需要有区别对待服务业发展。对于与工业化关系密切或者引领未来经济潮流的ICT产业⑧，我国应该快速推进；而对于股市、房地产等所谓的FIRE部门⑨，主政部门需要节制其过度发展。三大产业结构调整目的在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夯实经济自主性的物质基础，最终祛除产业空心化引致的经济虚化弊端。

事实上，虚拟经济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创新的迟滞。由于中心地区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全球产业投资缺乏热点，大量资本转向FIRE领域，不断上升的失业压力强化了民粹主义，因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创新迟滞不无关系。就我国而言，以FIRE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虚火旺盛，也多半与我国技术创新、特别是带动面广的基础领域科技创新缺乏亮点有关系。因此，我国要破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合理地限制虚拟经济发展只是治标，更基础工作在于：我国应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变，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经济素质，加快技术创新及应用步伐，狠抓落实注重成效，并使技术创新成果惠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二）区域结构调整

随着南欧、东欧等外围国家的加入，欧盟区域内部经济的异质性日益增强。然而，欧盟层面上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欧洲内部统一市场难以最终完成，因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各国经济影响甚巨。与此相对照，美国早在1776年宣布独立，此后，随着美国的疆域不断扩张，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差异极大，美国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及1869年全国统一技术标准的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贯通，美国才由一个形式上统一国家变成实质上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内部统一市场才最终实现。这个规模空前的内部市场具有极强的自足性，这为美国后来常对他国贸易制裁提供了前提基础。

就我国现实国情来说，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差异很大，且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的一个国家。这里，按照城乡差距的维度和东西部差距的维度，我国就可被粗略地划分为东部城市、东部农村、西部城市和西部农村等四个世界，地区经济的巨大差异使得我国内部统一市场远未完成。当前，我国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很大原因也是由于我国生态地貎差异极大，我国西域、南疆与东南沿海交通不畅、行政壁垒森严，内部市场分割造成了我国内部需求不彰，不得不以外部需求取代内部需求。然而，这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发展到现在，对于一个世界第二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其弊端或负作用越来越明显。这种模式使得我国经济完全暴露在外部经济周期下，经济主权日益遭到侵蚀。这种模式放大了外部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特别是放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市场影响，这种区域经济的异质性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果前面所说的都是我国区域结构进行调整的必要性，那么，当前区域结构调整的可能性也具备了。首先，我国不存在欧盟各自为政的情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够从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通过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通盘规划考虑。根据区域特点，东部转型、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计划、长三角、珠三角、中三角、环渤海湾、海西经济区等区域建设一浪高过一浪。通过区域结构调整也可以加强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实现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其次，我国现在的工程技术能力世界一流，完全能够实现穿山入海化通衢。当前，我国桥梁铁路建设、工程隧道建设，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辉煌，已经形成了我国特有的高铁经济模式。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实现区域外部差异内部化以及贯通整个国内市场的作用。考虑到边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的特色产业十分必要。我国应借助交通技术革命，增强地区人员的全国流动性，舒缓生态脆弱区域生存压力，以此实现全国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实现本国需求取代外部需求，藉此增强的经济自主性也就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信用结构调整

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黄金非货币化致使关键储备货币的发行保证变化，资产货币转化为债务货币，国际经济交往活动的债权主导原则被债务主导原则所取代，黄金非货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货币化，货币发行保证的虚化最大程度地扩张了关键储备货币发行政府权能，形成一种操纵性国际货币制度。以美元为首的多元国际储备改变了全球财富度量权，美元依靠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帮助，窃取了国际价值基准地位，又通过对少数关键资源和核心技术的掌控，美元又取得全球财富的度量权，最终，依靠美国金融霸权，美元在国际投资和贸易中充当主要结算货币，事实上已成为各国货币发行和信用被动扩张的基础。由此，美国财政信用窃取了国际信用的地位，占据全球信用体系的顶端。随着财政赤字缺口越来越大，美国财政纪律日益松弛，在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借助量化宽松政策开动印钞机，致使全球美元泛滥。然而，由于掌握了国际价值基准，美国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大量美元定价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也是外围地区进入西方市场的通行证，因此，广大外围发展中国家都积极鼓励出口，从而获取进入西方市场的通行证；反过来，这些美元外汇储备又成为外围国家信用被迫扩张基础。因此，美国财政信用主宰的国际信用极大地增加了外围地区经济的依附性以及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形成了一种被国际信用体系遮蔽的国际剥削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国内市场更不发达，因此，我国决定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借助外部信用来发展民族经济。几十年来，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引领下，通过外部信用招商引资，我国经济迅速实现了腾飞，经济体量雄居世界第二，客观地讲，外部信用为我国经济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贸顺差规模越来越大，特别随着新重商主义思潮的强化，我国出口规模日益扩张，我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反过来，这些外汇储备又通过外汇占款形式，成为我国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因此，外部信用也就成为我国内部信用被动扩张的基础。时至今日，以美元为主体的巨额外贸顺差破坏了我国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是因为，在美国财政纪律日益松弛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致使全球美元泛滥，外部信用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却要求我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强行保持一致，而罔顾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形。这就容易扭曲我国产业结构，破坏我国经济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强化我国经济对西方经济的依附性，进而招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致命攻击。

“国家信贷实际上是主权国家的一种特权，任何国家都可以创造国家信贷。当一国生产的基本要素如劳动力、技术和资源都具备时，可以印发更多的本国货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扩大就业，支付给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这并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而是会产生就业扩张、收入增加和国内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9]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但是如何发展或者发展途径的选择则是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欧美量化宽松政策的频繁实施，巨额的外汇储备让我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进退失据。至此，这种外部信用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能够充分行使国家经济主权，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性，终止大规模招商引资和大借外债的外部信用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抑制非银行金融部门的膨胀，代之以各种可垄断的自然资源或公共服务作为本国财政信用扩张的经济基础，通过这种国内信用置换外部信用的信用结构政策调整，实现本国信用的自给自足。国家主权信贷能够增强我国经济稳健性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夯实国民经济基础，进而夯实我国抵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信用基础。

（四）收入结构调整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对于抵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意义重大。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归因于美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从现象层面确实如此。但我们可以追问，美国消费需求为什么会出现不足呢？这就要追溯到美国的劳资报酬变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到2010年期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情况，发现美国国民收入中“扩大的不平等大部分来自‘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约20%……增加了11个百分点。”[10]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这段时间美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这就要联系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美国普罗大众由于产业空心化，实际工资不断下滑。相反，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了巨额利润，这就加剧了美国收入分配差距，处于塔尖的1%的精英收入膨胀。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弄民粹，寄望通过特朗普贸易新政，从外围地区获取高额的新型帝国贡纳。

对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经济而言，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同样存在，它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谓“新重商主义”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外贸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加，时至今日已经位居世界前列。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随，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滑。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透露，“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2012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474、0.473、0.469、0.462。……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⑩。基尼系数下降趋势源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整改，即使这样，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还是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失衡，资本所得远远超过劳动报酬，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消费需求。为了降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危害，根本出路在于改善我国的经济体质，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则是重要举措，它对于拉动国内需求、进而消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对资本所得征税，实施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对遗产征税等。

三、中国战略之用：外塑市场

“即体即用”，作为外显性对策的外塑市场是内调结构对策的外化，它以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为主要内容。作为其支撑，操作性对策主要涵盖搭建互利共赢的对外经济交往平台、奉行量入为出的经常项目对策、奉行内外有别的资本项目对策等。所有这些对策目的都是为国内经济发展维护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重塑对外开放新格局，自觉实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共享性、包容性增长。

（一）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内化为新型帝国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政治/领土逻辑之间的交错运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正是新型帝国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强化的表现。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维护新型帝国为主的中心地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新型帝国事实上成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宿主。新型帝国权力借助于美元霸权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得以维护，它通过对全球范围内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的控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断破坏外围地区经济的独立性，迫使外围地区经济臣服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由此，新型帝国为代表的中心地区主要进行虚拟资本的积累，外围地区则不得不进行产业资本积累。异化的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使得外围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中心地区的消费需求，而外围地区依附性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心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新型帝国，能够将它们市场准入作为勒索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手段。

很明显，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畸形的、不合理且不公正的，它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基础上，赋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不对称的特权，藉此中心地区能够大肆剥削和掠夺外围地区。基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中心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垄断了国际经济活动的话语权，从而使外围地区各国深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之苦，这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改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发展中国家整体受侵害现状，中国应该加强与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坚决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有形或无形的贸易制裁手段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切行为，有理、有利、有节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管理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中最关键就是建立受约束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制定权，中国和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才能免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之害。

（二）互利共赢的对外平台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突破国家的界线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过程，是减少乃至消除国家间的各种壁垒，使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生产经营网络形成、区域经济集团化向纵深发展及世界各国在有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与联系日益加强等众多方面。”[11]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任何国家或经济体都不可能超脱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然而，纵观整个经济全球化历史，自诞生迄今，从来就是一出被世界霸权国操控且服务于霸权国利益的历史。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栖息地的美国华尔街主导，具体体现就是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在这种异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兴风作浪，借助每天24小时不断线的全球金融信息网络，巨额的金融资本能够从从地球两端瞬间转移以逐利。即使是最顽固的民族国家金融主权，也容易在这种疾风暴雨式的金融攻击面前遭到摧毁。在一轮轮的金融资本冲击和洗劫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转型国家，最终都将臣服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即使是欧盟也不例外，它们试图通过区域合作来抵消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欧盟却面临解体威胁。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欧盟这种自我封闭的区域格局必定承受不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轮番攻击，这都源于欧盟存在经济主权不完全的痼疾。

事实上，改革开放迄今，我国非常重视外向型经济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将出口导向作为我国的主要发展战略。与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进程相伴随，国内外市场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开始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齐驱，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然而，随着美国特朗普贸易新政的实施，我国的外部市场空间遭到空前挤压，至此，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恐难维系，构筑自主的对外经济交往平台势在必行。为此，我国以复兴古丝绸之路为主旨，前瞻性地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优先”对外发展战略的遏制和排斥特征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为主要特征。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确保我国的经济主权、自主利用国内外资源、开拓国内外市场、抵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进而最大限度地规避经济风险。

（三）量入为出的经常项目

在搭好自主性的对外经济平台后，我们就可以在自主平台上具体展开经济交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关键就在于牢牢把握作为国家经济主权体现的“自主”二字。自主的对外经济平台支撑以拓展市场为主要内涵的经常项目活动和以获取生产要素为主要内涵的资本市场活动，这里首先探讨一下经常项目的自主原则。

实事求是地说，先前的出口导向战略对于我国经济快速崛起功不可没。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我国外贸实现连续多年顺差。截止到2018年6月份，中国外汇储备达31121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中占比高达27%，稳居世界第一。⑪然而，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规模膨胀却是利弊两端，它使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增加了我国外贸依存度。在美元发行基础债务化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顺差而顺差的“新重商主义”已失去意义，其负面效应将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迫切需要的美国高新技术和尖端装备等，美国坚决不卖，由此可见，这些美元外汇并不真正具有世界货币功能；由此说明，外贸逆差并不是特朗普贸易新政的原因，美国也并非真正想减少这些逆差。第二，当我们用这些外汇储备从其他国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时，美国又会从中作梗，百般阻挠，甚至坐地起价。第三，美国是不反对我们购买它们的普通商品，但是，我们发现许多进口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只是贴了一个美国logo，出口转内销，但价格较出口时大幅增加。第四，美国极力怂恿我们用外汇储备去购买它们发行的国债，从而为美国超前消费进行融资；反过来，我国特定行业或部门有时遭遇发展资金不足，从而需要向美国金融机构举借外债，却遭遇美国索要高额贷款利息，这种借贷利息差相当于被美国二次剥削。[12]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省吃俭用、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一堆永远不可兑现的欠条。美国却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开动印钞机，致使全球美元泛滥。我国为了不使巨额外汇储备资产缩水贬值，又必须不断地吸纳过剩美元。这样做的后果，要么在我国国内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要么就是吹起我国资产泡沫，结果都一样，即我国经济发展被美国食利经济模式所劫持。巨额的外贸顺差已经严重地扭曲了我国产业结构，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也会破坏我国经济结构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相应地侵蚀了我国抵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曾经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⑫，这种无赖作派正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的典型写照。

如何摆脱我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这正是我国重新建构自己的对外经济交往平台的目的所在。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我国国内经济结构冲突容易被放大，因此，我国应该早日跳出新重商主义窠臼，不再刻意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应以量入为出作为经常项目原则：按照经济平衡有序发展需要，我国应以所需进口额来限定出口额，保持经常项目大致平衡，使我国经济自主性得到增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的背景下，为顺利实施量入为出的经常项目原则，我们要坚决杜绝国内外贸企业为扩大出口而恶性压价的无序竞争。为此，本文拟提出以下具体思考：第一，政府应扩大自愿配额范围，控制外贸企业出口额度，确保它们符合国家的整体战略。第二，整体利益导向的国有经济能更好地贯彻国家战略和意图，因此，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政府应扩大国有经济占比。第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人民币计价范围应逐步扩大，可以缓解国际价格波动向国内传导，同时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里的关键在于，我国出口商品中凝结高科技的拳头产品比例要不断增加。

（四）内外有别的资本项目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探讨了在自主的对外经济平台上以拓展国际市场为主要内涵的经常项目活动，现在我们就可以探讨以获取生产要素为主要内涵的资本市场活动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流入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鉴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的现实，资本流入除了提供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急需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外；还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以及增加税收；更为重要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发展，以此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而改善它们的经济增长品质。

然而，作为阶级社会的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必定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过程。”[13]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策源地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因此，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具有双刃剑作用，它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也会冲击本国的经济安全。例如，资本的跨境流动“推动了经济的自由化，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跨国公司建立的全球性经济网络也日益突破国界的限制，把资源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力图左右民族国家的国内政策以满足资本增值，制约和削弱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14]正如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所揭示，新型帝国权力的资本逻辑优先于其政治/领土逻辑，必然解除外围经济的政府保护，这种经济去管制化就意味着外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被消解。[15]

反转的新型帝国权力逻辑逆转了全球化进程，给外围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然而，对于严格控制资本项目的国家而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所造成负面影响并不会太大。原因就在于，那些受新自由主义蛊惑，把发展经济希望寄托于国外资本身上的外围国家，过早地放开了资本项目，实行了金融自由化，因而其经济结构甚为扭曲，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相当于掐住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事实上，几乎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中国情形则比较特殊。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没有草率地完全放开资本项目，以此隔绝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我国经济的深度渗透。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下，我国藉此避免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迅速流出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必须立足于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外经济交往只能作为补充。尽管我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但依然有许多国际投机资本为牟取暴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而连续多年的外贸顺差也导致我国目前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些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形成了较大的掣肘。事实上，在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前提下，我国根本不需要积累这么多外汇储备，因为巨额外汇储备要以国内需求萎缩和降低货币政策独立性为代价。

由此可见，我国没有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固然可以暂时屏蔽外部资本冲击，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上裹足不前也非长久之计。因此，我国在防范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冲击我国经济主权的同时，也需要以积极姿态参与资本全球化过程。在对外贸易中，我国应该在追求外贸平衡的基础上，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异动的监控，特别关注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向。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我国金融的安全以及我国金融政策的自主性，以主权信贷取代当前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举借外债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

为此，在资本项目上，我国应奉行内外有别原则。即我们须以扬长抑短准则对待外币定值的资本运动：支持外币定值长期资本（诸如FDI）流入，严格监管跨境流动的外币定值的短期资本，特别要戒备外币定值短期资本向非生产性且易致泡沫的股市、楼市等部门渗透，如此方符合我国长远发展战略。与此相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应该获得与自己国力相称的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为此，我国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通过对外投资活动积极推进人民币定值资本的跨境流动。具体而言，这种人民币定值资本的跨境流动在时间安排上，初期以人民币定值资本的输出为主，后期形成人民币资本的国际环流。而在投资主体结构上，我们应该贯彻公有经济统领民营经济的原则，即以国有资本输出为主，以民营资本输出为辅的原则。如此安排能够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权，有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有效地维护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就是中国资本项目自主化的一个很好尝试，它潜在地推动了我国富余资本的输出，从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抵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四、结语

贸易保护主义一直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特朗普贸易新政则表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生产资料集中趋势则进一步加剧，以生产资料控制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处于全球顶层的极少数人手中，这表明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趋反动、扭曲。事实上，这种秩序的寄生性、食利性又集中体现在新型帝国权力的资本逻辑与政治/领土逻辑的两阶段矛盾运动上：第一阶段是新型帝国权力的资本逻辑支配其政治/领土逻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推动全球化之名倡导门户开放，通过消解外围地区经济主权，从而增加后者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依赖性；第二阶段就是新型帝国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反控其资本逻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贸易保护之名获取新型帝国溢价，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新型帝国市场准入权相要胁，籍此向外围地区索取新型贡纳。特朗普贸易新政正是在外围地区经济主权不断被侵蚀的前提下，为了迎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剥夺性积累需要，不断强化新型帝国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进而以其内部市场向外围地区索取新型帝国溢价，甚至不惜以外围地区经济危机为代价。

日益社会化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赋予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首要任务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主动打开门户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处于当今世界体系的外围区域，而全球分工体系存在诸多陷阱，应对不当就容易陷入依附性增长的窠臼之中。因此，作为世界经济体系外围成员，我国将经济增长的立足点置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我国须始终坚持国家经济主权独立和完整，完善国民经济结构，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就是我国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战略基点。事实上，本文提出的“内调结构、外塑市场”的战略安排可在保证我国经济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自主性和开放性；更确切地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思考。

很明显，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这些战略安排仅仅是民族国家的权宜之计，它还不是解决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方案。值得庆幸的是，基于中国思维方式，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给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⑬较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以邻为壑的“美国优先”对外战略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两者格局和眼界高下立判。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根本解决之道：不公正不合理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根源，世界各国应共同致力于打破这个国际经济旧秩序，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体来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⑭

注释：

①-⑦,⑪,⑬,⑭资料来源于人民网、察网、和讯网等权威、专业媒体的相关报道,限于篇幅就不详注。

⑧ICT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

⑨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

⑩王建帆.2016中国GDP增速重返世界第一，基尼系数有所扩大[EB/OL].http://www.qianhuaweb.com/2017/0122/3662148.shtml.

⑫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风雨飘摇，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体系终结；随后，时任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在十国集团会议上对那些试图商量对策的与会代表们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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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继勇,杨旭丹.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贸易战[J].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71-78+192.

[3]沈伟.“修昔底德”逻辑和规则遏制与反遏制——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深层次动因[J].北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01):40-59.

[4]华民.新“里昂惕夫之谜”:贸易失衡的超边际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与演变趋势[J].上海:探索与争鸣,2018,No.344(06):6-14+29+143.

[5]贾根良,楚珊珊.中国制造愿景与美国制造业创新中的政府干预[J].北京: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8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