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方策略的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强了政治诱降，以谋求从内部瓦解中方的抵抗。历史有时也表现出了某种惊人的相似。当美方的极限施压没有取得其期待的效果，当中方展现出具备有效回应的能力时，一些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错误认知在网络上悄然浮现。”

 

 

 

中美经贸摩擦正日趋明显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美方凭借所谓“极限施压”，通过在谈判中不断加码、出尔反尔等卑劣伎俩实施的战术冒险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美方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前发布的关税惩罚升级威胁，不仅对谈判制造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而且迫使中方以极为正式和明确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反制。

 

这一轮中方的反制，不仅导致第二天美股24小时内蒸发8.5万亿人民币的市值，而且从5月14日美国时间凌晨5时35分之后至5月18日美国时间20时37分，美方最高决策者的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相关议题一直保持着“缄默”的状态。

 

此外，美方原先打算复制打压“中兴”事件的构想，也遭遇了较为显著的挫败：美国政府高调宣布相关领域供应链安全受威胁而进入紧急状态，以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华为以及70家相关企业列入“实体名单”的举措，没有能够重现2018年对中兴“一击致命”的场景，反而让华为展示了自己的“备胎”计划。

 

高调威胁之后24小时，美国商务部又发布消息，紧急临时延长部分美国客户从华为采购设备的时间窗口，更变相折射了美方强硬背后的脆弱，以及各种极限施压“色厉内荏”的本质。

 

种种迹象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随心所欲发动主动攻击的阶段正在过去；伴随着关税压力传导机制的梯次生效，中美经贸摩擦进入“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相持阶段，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大概率事件了。

 

在此阶段，坚定的意志，一致的认识，对道路曲折的充分思想准备，对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斗争需要承受代价的充分心理准备，是影响态势发展的关键因素。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方策略的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强了政治诱降，以谋求从内部瓦解中方的抵抗。

 

历史有时也表现出了某种惊人的相似。当美方的极限施压没有取得其期待的效果，当中方展现出具备有效回应的能力时，一些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错误认知在网络上悄然浮现：

 

第一，美国势力大，中国必败，晚认输不如早认输。

 

这种论调在2018年就有浮现，其大致的观点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刚过1000亿美元，大家对等加税，中国的筹码远小于美国；高新技术领域，美国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受制于人；中国打不过，打不起，承认这一点虽然是羞辱，“但是没有办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相关讲话还在叙述了中国的劣势之后，告诉主要是青年大学生，这事儿跟你们没啥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了。

 

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主张和日本媾和的人，放在第一位的理由就是“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仔细想想，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

 

第二，在贸易战中输给美国有利于推进中国内部的良性变革。

 

这种论调偏好的良性变革，就是中国应该复制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全面自废武功的做法，希望美方能够通过极限施压，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体系，摧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长期以来的某种理想和目标。

 

个别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特殊情感偏好的人也持这种观点，并尝试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解释2018年5月《华尔街日报》披露的美方底线要价，认为美方的要价在逻辑上是严谨的，在目标上是合理的，在道义上是正确的。

 

用建构主义的视角看，持这类言论以及同意这类言论的行为体，其政治认同对当前的中国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认知，对当前的美国则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认知，相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斯蒂夫·班农的看法中找到影子。

 

第三，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必须由认同美方标准的“专业人员”来解决，普通中国人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个问题。

 

持这一观点的行为体，其基本前提假设是“爱国是需要资格的”，且“这个国家轮不到普通大众来爱”，因此只有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先天认同美国超过认同中国的专业精英，才有资格关注和讨论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才有资格提交相关的方案。

 

这些观点的形成不是一夜之间的。从国际层面来看，这是20世纪40年代至今，美国在冷战以及冷战后的时间里，长期推动美式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的结果，是美国软实力对部分中国人群产生深刻作用的外部反应。

 

从中国自身层面来看，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和碰撞，让部分人产生了迷茫乃至错误的认识。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斗争。顶住美方贸易霸凌主义，妥善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是伟大斗争；克服上述错误认知，正确认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同样是伟大斗争。

 

要克服上述错误认知，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全面、辩证地看待中美两国的整体实力，深刻、准确地把握中美经贸摩擦的核心与本质。

 

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分工，这是一个客观的前提。

 

那种机械地用进出口数额多少进行胜负推算的观点，是基于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实践，其与当下存在本质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

 

那种抽象地用对技术先进性的讨论取代对实际贸易情况的讨论的分析，意味着将具体的生产过程简化成技术体系中的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抽象地谈论哪一方具有创新优势，不提及具体的产业能力和制造体系，得出的结论因此形成了巨大的扭曲。

 

那种简单地将所谓“韬光养晦”等同于对美方无条件、无底线、无边界让步的认识，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第二，自觉以中国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标准，来认识和理解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是一个在心理上已经接近实质性衰退期的超级大国，其追求的自我中心的绝对安全，以及本届美国政府所偏好的所谓理想化的经济秩序，本质上与这个时代的要求存在巨大的鸿沟。

 

相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国提出的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战略，更加符合全球发展的方向。

 

所以，应该自觉以中国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判定和选择分析框架的标准，构建正确的利益认知，从而能够在中美经贸摩擦进入僵持阶段时看准立场，站稳脚跟。

 

第三，确立正确的义利观，避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精致利己主义。

 

作为一个典型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的义利观。

 

在当今世界，尽管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在捍卫不同国家的全球利益分配的过程中，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仍然是主权国家；而此次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维护自身压倒性利益分配优势地位的霸权国家，面临本质上由其内生创新动力不足诱发的霸权衰落，采取寻找外部假想敌的方式进行转移。

 

对中国来说，如果人人坚持贸易战与己无关，只与“受过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等本质上错误且过时的理念，那么我们最后只可能是输掉这场战略博弈，并深刻体会“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古语。

 

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美经贸摩擦就是这场伟大斗争中最具代表性的阶段之一。我们需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克服错误认知，朝着最终赢得中美经贸摩擦的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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