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制度经济学

点击：  作者：记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11-21 13:49:20

 

 

编者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 罗宾逊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构建了新的制度分析框架，并运用严谨的实证方法识别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对拓展制度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他们有关最优制度研究的结论和方法论基础也存在缺陷，并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因此，本期特邀不同研究领域学者，对此展开学术批评与讨论。

 

目录

 

01制度与经济发展：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

02增长理论中的制度与制度经济学

03“新制度经济学”究竟错在哪里

04制度、经济增长和西方中心主义

05探究经济繁荣的制度根源

 

制度与经济发展：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

李增刚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方面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制度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二是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也是因为对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对于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诺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新古典主义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美国、欧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形成了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理论。他在对美国经济成长的研究中，构建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并解释了美国建国之后各行业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快速增长的过程，这就是他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观点。接着，他于1973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将研究对象从美国转向西欧，采用同样的框架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通过对美国和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以及成为发达国家历史的研究，他得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且制度总是有效的理论判断。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1981年，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仍然坚持制度是重要的这个判断，但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的观点。为了解释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会存在，诺思在1991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引入了意识形态、认知和不完全理性等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诺思虽然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他很少采用计量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讲故事”、阐述历史事实和简单数字统计的方式，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

 

阿西莫格鲁等并没有局限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理论判断，而是发展了诺思的理论判断，打开了“制度”黑箱，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因果识别。

 

第一，阿西莫格鲁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划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此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为此，阿西莫格鲁等人区分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该国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市场是高度竞争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最适合自己个人才能的职业，并能够根据对社会财富的贡献获得回报。这种社会能够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经济活动参与者都能够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在攫取性制度下情况则相反，由于市场是垄断的，资源错配带来效率的损失。同时，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可以尽可能攫取对方的剩余，包括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于是创新或采用新技术等的动力就会大幅下降。因此，他们认为，包容性经济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有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攫取性经济制度下，虽然也可能会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阿西莫格鲁等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催生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则导致攫取性经济制度。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经济制度通常就成为精英群体攫取其他群体剩余的手段。相反，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民众与精英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制衡，经济制度就会呈现出包容性。阿西莫格鲁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是对诺思“制度至关重要”命题的重大发展。他们不仅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而且论证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类型，打开了“制度”黑箱。

 

第二，阿西莫格鲁等在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了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差异的经济根源。既然攫取性制度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增长，为什么这种制度还会建立并长期存在呢？诺思等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考察。他得出的判断是，无效率的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种制度虽对整个社会无效率，但对精英群体却有效率。阿西莫格鲁等将诺思的这一分析模型化。对于精英群体来说，在攫取性制度下，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极力维护这种制度。对于被攫取者来说，虽然也会有“抗争”意识，但每个个体能够从“抗争”中获得的收益可能弥补不了为此承担的成本，加上个体的“搭便车”、机会主义等倾向，被攫取者往往不会形成集体行动来推翻这种制度。可见，阿西莫格鲁等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经济根源的分析，完全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又比诺思等的分析更加深入。

 

第三，阿西莫格鲁等采用相对严格、科学的计量实证进行了因果识别，检验了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诺思提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判断之后，许多学者对诺思的判断和研究提出质疑。一个质疑是，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另一个质疑是，诺思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欧国家和美国，是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似，也可能是好的地理位置演化出了好的制度，好的制度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就回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假说。而阿西莫格鲁等通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运用多个富有创新性的工具变量，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非结果。阿西莫格鲁等采用严格的计量实证识别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于诺思等“讲故事”式的探讨分析，规避了“举例”论证的弊端，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发展。这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比如2020年克拉克奖得主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

 

此外，阿西莫格鲁等还进一步对制度进行解构，深入考察了不同经济制度对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差异化影响。他们认为，财产权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最为重要，强有力的产权保护能够有效地激励投资和创新，促进经济繁荣的实现；而契约执行制度则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复杂交易更为关键，因为金融活动是契约密集型的，契约执行的效率直接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总之，制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阿西莫格鲁等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发展了制度决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并解释了不同国家制度存在差异的根源，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增长理论中的制度与制度经济学

汤吉军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将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到“聚光灯”下。作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制度的形成、变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三位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强调了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直接原因。虽然他们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的很多具体观点和结论存在重大问题，可能造成严重误导，但他们的研究对于改进比较经济分析，拓展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推动制度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进步依然有独到的贡献。

 

改进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

 

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此时的制度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仅仅被视为满足帕累托最优所需的“替代方式”。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只要满足生产和资源配置最优条件，就可以使所有国民的处境变得更好，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中性的。然而，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而使用它的分析工具——约束的最大化方法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作为追求普遍性理论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处理制度、文化或历史特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经济学需要摆脱新古典理论——零交易成本、完全信息和超级理性等极度抽象假设，寻找分析制度形成问题的理论切入口。科斯对企业和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将交易成本与产权引入经济学研究，为与制度有关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概念。显然，制度经济学是对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进行的修正或拓展，通过强调交易成本、机会主义和委托代理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运用理性选择方法研究制度的形成逻辑。

 

从本质上讲，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就是在交易成本约束下，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博弈论纳入经济理论中，强调理性选择在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新比较经济学和比较制度（政治）经济学，改进了传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他们的研究借助理性选择框架，对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制度进行交易成本分析，探究了制度如何形成，突出了制度选择的理性逻辑，说明了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如何推动了历史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他们还运用实证性、历史性的研究方法，比较各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优劣。他们的研究表明，基于交易成本和理性选择，经济学可以解释制度是如何发生变迁的，以及制度又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拓展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为什么有富国和穷国？为什么有些穷国变富裕了？为什么有些富国变贫穷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富国与穷国的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将趋于收敛或趋同。然而，事实却是富国与穷国的差距日益变大或“大分化”。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一国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而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自然资源只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综合分析历史与现代数据，验证了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包容性制度能促进经济奇迹和繁荣，而掠夺性制度则导致经济悲剧和贫困的结论，突出强调了“好的”制度和激励结构是增长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变革是可能的，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和契约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包容性发展。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认为，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等制度中的交易成本差异引起了经济行为的不同，并通过理性选择影响经济效率，进而导致世界各国繁荣程度的差异，突出了制度非中性，延续了诺思等人创立的新经济史学。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个体在决策时会权衡成本与收益，而制度框架内的激励机制对个体行为有重要影响。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更好地进行盈亏经济计算。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非人格化交易的扩展；明确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减少寻租行为，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鼓励更多的投资和创新。可见，他们不仅关注资源配置，更关注制度背景，尤其关注那些影响个人相对报酬以及努力程度的重要制度，由此拓展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超越了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往往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当一种制度的交易成本过高，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从而解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不断提高生产率的制度环境。

 

推动经济治理“标本兼治”

 

20世纪是完美市场理论与市场失灵理论此起彼伏的时代，两者都将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参照系，忽略了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沉淀投资）等诸多现实因素，致使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狭义的完全理性选择行为研究。在此背景下，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开展更广义的理性选择行为研究，寻求更加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不仅如此，未来的经济学研究还需要更加注重与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交叉，整合新经济史、新发展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可能将提供更加重要和新颖的见识。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正是融合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政治学的政治制度分析、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解以及基于历史的时间序列分析。应当说，他们的研究从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合作角度，展现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局限的研究方向。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分析，同样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一直重视制度建设与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制度改革作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约束会像枷锁一样束缚生产力的手脚。因此，我国改革与发展始终聚焦于破除这些阻碍因素，以实现生产力的充分解放和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固然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短期刺激只是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真正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的是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就是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并非孤立的行动，它与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短期刺激政策可以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为制度改革争取到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制度改革着眼于长远，通过优化体制机制，为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提升经济的内在活力和竞争力，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经济治理的“标本兼治”，更好地理解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未来，我国也可借鉴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成果，关注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等制度因素对个人选择行为的预期影响和约束，以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各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积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新制度经济学”究竟错在哪里

文一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认为，历史上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采纳包容性政治制度（比如大众参与的民主选举制度），而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采纳了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君主专制）。具体说来，他们认为只有在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才能建立并保障包容性经济制度（比如私有产权保护），而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导致经济繁荣。这个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也称不上标新立异，但是它既不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不符合二战以后被美西方强加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实践，不符合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不符合拉美国家在引进“华盛顿共识”以后的去工业化现象，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工业化历史与当下状况。

 

虽然阿西莫格鲁在一系列文章与著作中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他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也从未理清国家能力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进而推动工业化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阿西莫格鲁并未对“包容性”这个基本概念进行清楚的定义，而是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来倒推其制度是包容还是攫取。因此，他用“放大镜”去认识那些经济上成功的国家以搜寻“包容性”元素，刻意忽视这些国家制度中存在的“攫取性”元素，又从那些经济上失败的国家挖掘“攫取性”制度元素，有意回避他们的“包容性”制度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射箭再画靶”行为。

 

阿西莫格鲁难道能否认“男女平等”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可是，男女平等却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提出来并予以普遍实施的。难道阿西莫格鲁能否认“高税收”是攫取性制度的一大特征？但英国在工业化期间的税率曾长期高达20%，而中国清代在相当一段时期的平均税率不过4%。难道阿西莫格鲁会否认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是攫取性制度的一个重大特征？但有哪个被阿西莫格鲁视为包容性制度与产权保护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当年不是通过殖民掠夺才开启经济繁荣之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高校经济学院系主要用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家，很少甚至从来不将资本主义历史尤其是工业化历史当成经济学博士生的必修课（也不是选修课）。这就造成一种有趣的现象：历史学家（包括经济史学家）几乎都反对和批评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对历史的歪曲性解释，而他的著作和文章却在只强调数学不强调历史的经济学界受到普遍的热捧，甚至被授予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阿西莫格鲁等人撰文加以论述的案例中，他们的理论难以与事实相洽。在2001年的著名文章中，他们用几百年前的美洲殖民史来佐证他们的理论，宣称南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在目前比不上北美国家，是因为当年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南美洲时容易患疟疾，因而只是掠夺而不是长期定居下来，从而没有在南美洲建立起模仿自己母国的“优秀”制度，由此导致今天的普遍贫困；而北美洲的情况却相反，欧洲的“优良”制度成功扎根，使今天的北美比南美更加繁荣。这种理论解释，暴露了他们对于殖民史的“无知”。今天，南美洲的大多数人口是混血，而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更几乎完全灭绝。这正是因为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愿意在南美洲与土著人通婚，而北美殖民者却将土著民族屠戮殆尽。那么，请问阿西莫格鲁，西方殖民者是在南美洲更加包容，还是在北美洲更加包容呢？

 

更进一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解释同样不适用于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发展状况。包括秘鲁、巴西、突尼斯、菲律宾、印度等一大批拉美、非洲、东南亚与南亚国家在内的被殖民国家，模仿或被西方国家强加了民主制度并保留了符合统治者利益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但这些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实现良好发展。当年因反抗西方资本主义而短暂采纳计划经济的许多国家，也没有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采纳民主选举制度与市场化改革而实现经济腾飞。事实上，真正实现“东亚奇迹”的“四小龙”也并不是在“西式民主”下实现经济起飞的，而是在经济起飞后才逐渐采纳“西式民主”制度。今天，美国不同州和城市采纳的都是同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私有产权保护都一样，但收入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却大不相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人均收入都有天壤之别。这难道是因为不同街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法律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迥乎不同吗？

 

事实上，历史学家提供的大量史料已经揭示了西方国家在近代工业化史上的大量“攫取性”制度元素，以及这些国家当年在“包容性”制度元素方面的严重缺乏。历史警醒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成功的秘诀，辨明阿西莫格鲁及其新制度经济学的严重理论缺陷。

 

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7—19世纪就纷纷通过“军事—财政”性的国家建设和军事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开启了经济繁荣与工业化，而他们当时的政治制度都是专制王权统治下的君主制度。甚至美国自己的国父们当年在建国时就公开反对在美国建立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而选择建立非民主的精英共和制度。这些国家采纳普选民主制的时间是在完成工业化多年之后的20世纪。比如，英国在1928年，法国在1946年，德国在1946年，意大利在1946年，日本在1952年，美国在1965年。而且，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及更早之前，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不少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与经济史学家张夏准指出，“对经济发展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无差别地保护所有产权，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保护哪种产权”。事实上，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在如今的发达国家，要么根本不存在经济法律规则（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税法、土地法、知识产权法、金融审计与披露法等），即使有也很不完善。法律的实施同样是个大问题，对其中很多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早期第二次工业革命趋于完成时，这一系列法律仍未完全得到贯彻。历史学家贝克尔特曾精辟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奉行干涉政策、高税收、债台高筑、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完全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著名经济史学家默克尔也指出，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

 

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治，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实现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和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但这绝非历史真相。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在缺乏国家和政府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在缺乏重商主义甚至军国主义式的国家竞争和全球武装贸易与市场争夺的情况下，成功开启了自身的工业革命。从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7世纪初到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都未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在巨大的过剩产能导致的巨大经济危机背景下推出的全球贸易战略，而之前采纳的国家发展战略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同样地，美国在整个19世纪为了赶超欧洲，采取了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战略，通过对欧洲工业制成品实施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只是在战胜欧洲诸国并取得制造业统治地位以后，由于巨大的产能过剩才开始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长期战争与对殖民地的争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当时的落后国家在面对西方的巨大工业产能时，必须在以下三条路中作出选择。一是沦为殖民地。二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采纳军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模式强行崛起。三是走一条不依赖殖民掠夺和奴隶贩卖、坚持公平与正义的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通过举国体制实现工业化，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总之，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与历史和现实并不相符，由此遭到了一大批历史学家的批判，却奇迹般地受到一大批不了解西方工业化史的黑板经济学家的热烈追捧。这是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巨大讽刺。阿西莫格鲁获诺奖的理论是在象牙塔里的黑板上用数据和精致的数理经济学工具所构造出来的，而不是基于真实的世界工业化史。最后，不妨引用美国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对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辛辣评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往小了说，阿西莫格鲁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的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则是整个（理论）都是谬误。”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制度、经济增长和西方中心主义

汪毅霖

 

因为“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三位长期合作的学术伙伴共同获得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三人组”在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贡献实在是量大质优，近年来阿西莫格鲁等人多次出现在该奖的预测名单上，此回终于“既闻楼梯响，又见人下来”。

 

在经济学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粉丝”众多，笔者也是其中之一，故在宣布“三人组”获奖当天也颇为激动。“三人组”多年来持续“涨粉”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卓著的学术贡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盛赞：三人的工作解释了为什么“利用坏的法律和制度剥削大众的社会没有经济增长，也无法变得更好”。亚当·斯密相信，富国裕民的深层原因，是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正确而充分的激励。而阿西莫格鲁等人紧扣制度变迁及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无疑反映了这一经济学分支的悠久传统。

 

在讨论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三人组”使用的概念框架本质上非常简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政治制度随着名义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进而带动经济制度发生或好或坏的变迁。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建构或演化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体系，将迎来经济繁荣；相反，在“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攫取性的经济制度”体系下，精英寻租与整个社会陷入贫困在所难免。自2012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出版以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基本理念未变，只是逐渐增加了诸如人工智能下的数据垄断可能导致坏的经济和政治结果等新视角、新观点。

 

作为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老粉”，笔者还是想对“三人组”的工作进行一点冷静省思。这并不是在质疑他们的研究是否拓展了经济学的知识边界，而是这些研究毕竟是基于西方世界语境开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化或者说“欧洲经验”的特殊规律。一旦将西方特殊规律“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则语境转换后的“南橘北枳”并非没有可能。西方世界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中国也有本土化时代化的特殊规律，这正是为什么在认识论上，马克思将特殊规律置于比普遍规律更高的位阶。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审视，阿西莫格鲁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于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描述，都是一类心智建构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他们在运用此方法时所犯的错误，正是马克斯·韦伯最为担心的——理论家们有时会错误地把理论和历史这两种不同要素交织在一起甚至发生混淆，以至于为了证明建立在所谓客观历史基础上的理论是对的，而对历史做削足适履的巧饰。

 

遗憾的是，由于坚持方法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三人组”的理念中，无论是政治维度还是经济维度，“好”制度都只能唯一收敛于西方模式。即使仅从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上述基于西方经验而推演出的好制度“神话”，也显然无法经受住经济史的证伪检验。对于东西方的大分流来说，到底是产权重要，还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重要，几乎不可能得到判决性检验，因为历史没有控制组。而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很多亚非拉国家长期模仿西方却陷入低收入陷阱则证明，西方制度模式既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为了证明理论命题的经验正确性，阿西莫格鲁等人曾开展过产权、民主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但计量模型所检验出的结果并不稳健，阿西莫格鲁在得奖当天接受采访时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且解释变量的选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者的意识形态倾向。

 

真理越辩越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杰出学术贡献毋庸置疑，但对他们的理论建构和政策建议还应当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学术中心的转换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在统计上高度相关，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恰逢其时。西方经济学先进的建模技术和实证方法固然要认真学习，但在思想上对其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则大可不必。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3月的讲话中曾指出：“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当实践超越了外来的经典论述时，就会出现创造新的本土化时代化经典的冲动和潜力。这不仅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在新时代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家包括“三人组”的学术贡献时也同样适用。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探究经济繁荣的制度根源

孙景宇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这三位学者在国内早已闻名，他们著述颇丰且保持着较高的引用率，《现代经济增长导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国创新简史》等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所使用的自然实验、工具变量等因果推断方法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学习借鉴。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与发展、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与不平等、网络经济学等多个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他们在关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方面的贡献。这确实是他们的研究中最具思想性的部分，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旨归，并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对话。

 

关注重点是制度的形成

 

从哪里能全面而系统地了解阿西莫格鲁等人关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方面的思想？可能有人会想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部专著。而事实上，三位学者撰写的文章《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视为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总结和综述。相比之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可以看作《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的具体化和通俗化论述，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印证。

 

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富裕而有的国家（或地区）贫穷？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驳斥了“地理因素说”“文化因素说”等替代性观点，指出制度因素才是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的攫取性经济制度，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对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取决于不同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尽管一套经济制度可能在效率上要优于另一套经济制度，但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因而如何选择取决于谁掌握政治权力。一旦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攫取性经济制度，并试图建立起攫取性政治制度来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力。但攫取性经济制度会导致激励不足，使增长不可持续，进而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导致某一没有被政治制度授予合法的政治权力的群体拥有实际政治权力。而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群体则可能会通过或暴力或和平的手段，改变原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甚至使社会从攫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

 

在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中，只有掌握实际政治权力进而改变权力的分配状况，才有可能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实际政治权力来自哪里呢？他们认为，一个来源是利益集团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但他们同时指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因而，他们更侧重于另一个来源，也就是利益集团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不但决定了该集团使用现有政治制度的能力，还决定了该集团运用武力反对异己集团的能力。这暴露了该理论的一个缺陷，按照这个逻辑，更为富有的利益集团才更有可能改变现有制度，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此外，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能够带来繁荣的好的经济制度应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产权保护，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冲突论之上的，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只会选择使自己租金最大化的制度，意味着有利益冲突的不同集团难以就一套使总体增长最大化的经济制度达成一致。因此，他们只能把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的原因解释为偶然因素。只有当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基础相对宽泛的集团手中，且该集团包括拥有最重要投资机会的人时，才有可能形成保护大多数人产权的经济制度。可见，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成就主要在于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而难以阐明国家怎样才能“成功”。

 

本质区别在于两种制度观

 

在西方学术界，研究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影响的论著并不鲜见，但大多关注的都是政治对经济的单向影响。与之相比，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试图构建起政治与经济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体现了一定的理论特色，但也暴露出理论逻辑的短板，就是未能对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理论中，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的来源是资源分配。虽然资源分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但经济制度却是由政治制度选择的。因而，政治与经济间的双向互动，表现为“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恩格斯指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首先，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不同集团、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获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其次，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任何阶级斗争都是在阶级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进行的。正如列宁所说，“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研究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制度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只在功能上存在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则是建立在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构成上层建筑。因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更准确的表述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辩证关系。同时，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也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约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得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科学技术等因素成为可能，因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虽然生产关系还存在不完善的方面，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得到解决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才能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家富强。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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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