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目标范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
这次四年来的首次降息,具有非同寻常的指示性意义:美国这个金融帝国,其金融霸权已经走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指出,美国通过让他人接受毫无价值的纸币,换取他国的资源与工厂,这恰好体现了“美元潮汐”的本质:通过金融手段大肆掠夺他国财富。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停滞、亚洲金融危机,均是美国金融洗劫的杰作。今天的美国,自身产业早已空心化,越来越依赖通过货币潮汐进行巧取豪夺的把戏。
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做,那是因为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11个航母编队,超过其他国家总和的庞大军费。
金融与军工复合体,原本就是一体两面。军事力量是金融吸血的基础,金融掠夺的天量财富则是供养强大军队的保证。
不过这一切都有个前提:帝国处于扩张中,且有足够体量的外部财富可供掠夺。以上前提,在二十年前还是满足的,但如今已经都成为明日黄花。游戏已经结束了,game is over!
一旦帝国扩张到极限,打劫外部财富受阻,金融和军队这两头嗜血的凶兽不可能自动克制其无尽的欲望,它们将会互相撕咬,用对方的血肉填补自身空虚的欲壑。
于是,美国国内表现为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政治主张越来越对立,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甚至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
美国的未来将会走向何方?将会以何种方式崩溃?这一切都可以从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走向,获得相应的启示。
罗马帝国标志,SPQR代表“元老院和人民”
本文接上文为了圆谎,必须血祭整个犹太民族!
前文中,我们一直关注边远的犹地亚地区,分析了基督教的诞生过程。接下来我们将视线回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怎样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为什么这些斗争会走向白热化。
就在基督教诞生的公元一世纪,罗马正在经历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过程,这一转变带有强烈的现实基础。
当时的罗马成为包括地中海地区在内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对其强盛状况的最好写照。
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分布着拥有不同语言、宗教、生活习惯和信仰的诸多民族。其中既有文明程度较低的西部人,如高卢人和伊比利亚人,也有文明程度较高的东部人,如埃及人、希腊人和犹太人。这些民族虽然表面上被征服了,但是以西班牙行省北部和西北部的民族为代表反抗罗马帝国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与罗马共和时期比较起来,罗马帝国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整个帝国的政治统一。
自从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保民官和人民大会名存实亡,罗马贵族阶层的权力失去有效制衡,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罗马中产阶级普遍迅速沦为赤贫,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凯撒屋大维的崛起,本质上是罗马平民用脚投票选出的本阶层利益代言人,他们通过对外军事征服获取外部利益和民心,对内削减贵族利益来维护整体平衡,创造了罗马帝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
皇帝只是一个个体,如何对抗整个贵族阶层?更何况并不是每一个罗马皇帝,都有能力有机会像凯撒那样通过辉煌的对外战功来俘获民望,因此通过对皇帝加以神化来加强君权,以对抗贵族元老院的权力,是维持罗马帝国国内政治平衡的需求。元老院贵族自然也不甘心被压制,更不愿成为出头鸟被肉体消灭,针锋相对扶植本方的神权代理人——基督教。
于是,皇帝和元老院之间的政治斗争,就逐渐演变为罗马多神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斗争。
基督教诞生和早期传播的这个时期,对应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王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在公元前27年由屋大维开创,历经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到末代皇帝尼禄,尼禄在公元68年自杀身亡,历时95年,还不到一个世纪。
罗马帝国的政局,实际上比中华帝国要短暂、混乱得多。欧洲最辉煌的时代尚且如此,更何况之后黑暗的中世纪。因此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什么周期律呢?这就好像在问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很少得癌症一样,如果周期律相当于人类社会的衰老和死亡期,那么西方社会往往在中年之前就挂了,根本来不及衰老。
屋大维接的是凯撒被刺后留下的烂摊子,经过数十年励精图治,罗马帝国欣欣向荣,几乎要把地中海变成内海。但是到他去世前夕,遭遇了条顿森林战役的重大挫折,年老的奥古斯都郁郁而终。此后在整个克劳狄王朝存续时期,罗马帝国分别遭遇波斯方向的帕提亚帝国和的中欧方向的日耳曼部落的强劲挑战,在这些方向勉强维持守势。罗马军团只能在不列颠岛,北非的毛里塔尼亚欺负当地的土著,然而这些地方都是穷得叮当响,侵略征服所得远远无法覆盖军事行动的成本,帝国财政日趋窘迫,国内矛盾此起彼伏。
作为一个内部政治斗争极为尖锐的帝国,外部扩张的停滞,也就意味着内斗抬头,社会撕裂日益加剧。
从罗马共和国到凯撒时期的罗马扩张过程
从屋大维逝世(公元14年)到图拉真时期(公元117年)罗马帝国疆域
尼禄死后的公元69年,罗马立即陷入分裂和内战,同时有四个实权人物自称皇帝,史称“四帝之年”。
这五个罗马皇帝中,只有前两个寿终正寝,后面三个都是死于非命,可以说是动荡不堪,风雨飘摇了。
朱里亚·克劳狄王朝
这种政局的剧烈动荡,首先是源于政治制度的缺陷。
与东方盛行嫡长子继承制不同,罗马人盛行养子继承。皇帝间并不一定有直接血缘相关,例如屋大维与其继承者提比略就无血缘,之所以会被认定为同一王朝,乃是因为其姻亲关系与收养养子,形成同一家族,并且新皇帝是通过正常的继位过程上台,因此被认定为同一王朝。
按照这种判定标准,曹丕篡汉,那就不能算是朝代更替,而是同一个王朝的延续,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宽松的标准。罗马行省的总督,基本上是跟唐朝节度使类似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军政长官,“令不出亚平宁”、“令不出罗马”那是常有的事。
即使在这么宽松的标准之下,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建立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五百年间经历了十二个不同的王朝(阶段),其中还包括三世纪危机这样皇帝如同走马灯轮换时期。
这就相当于,罗马帝国基本上一直处于“五代十国”。
“养子继承”制相对于中国的“家天下”,更接近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似乎应该更进步一些才对。好的一面是可以更加有利于从外界发掘具有实际政治经验的“贤人”,而中国那些养在深宫中的皇帝长於妇人之手,接触的都是宫女太监,往往脱离社会现实,很容易被忽悠,难以掌控国家的权柄。
但这种机制的致命缺点是稳定性太差。上一代皇帝不可能充分掌握所有候选人的信息,这些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相对于直系子孙内部的王位竞争,范围更广泛,过程更残酷。中国清朝康熙年间“九子夺嫡”都能整出那么多幺蛾子,这些血缘关系淡漠,背景迥异的候选人之间,搞点阴谋诡计实在是家常便饭。如果一旦某代皇帝生前没有指定好继承人,马上就会有多人出来争夺帝位,国家立即陷入内乱之中。神圣罗马帝国搞出奇葩的“选帝侯”制度,从七个强大的诸侯中选出下一任“罗马人的皇帝”,那更是要人头打出狗脑子。
今天美国采用的选举人制选举总统,无论是优点和缺点都在罗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以往被各种法学家、政治学家所讲述的美国选举种种美好故事蒙蔽了双眼,但实际上那都是建立在扩张的背景下,各方有巨大利益空间可供交换和妥协。
当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利益勾兑空间不复存在,就会越来越接近非洲拉美那些国家所谓的“竞选”,一言不合就掀桌子开干。况且类似的先例,在美国自己的历史上早已发生过,那就是因选举无法妥协导致的内战。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美国人自己也觉得下一场内战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在东方,皇帝和贵族集团之间也会进行长期斗争,为什么没有像罗马那样演化为长期持续的宗教斗争呢?因为与长期坚持生产立国的东大不同,罗马帝国早早就走上了脱实向虚,依靠金融和武力立国之路。
罗马、希腊、迦太基、埃及、两河地区彼此相距不远,且大部分都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天然适合发展贸易,且附近存在丰富的金银贵金属矿藏,这既是上天的慷慨馈赠,又是一种资源的诅咒。因为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地修建基础设施,老老实实发展生产,远远不如发展军事控制金银矿藏和贸易通路,后者来钱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因此,无论是迦太基、希腊、波斯、还是罗马,在强盛起来之后,都很快走上了军事掠夺+金融贸易之路,因此也必然走向金融财团+军工复合体的政治架构。
当经济基础脱离了实际生产,那么唯物主义就不那么重要,玩概念、讲故事更加简单粗暴且有效。完全通过概念和虚构故事来凝聚共识的宗教,就成为最好的斗争武器。金融本质上也是一种虚构的共识,和宗教也是大同小异。
马克思断言,欧洲的(基督)教会是一个经济体系,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借贷体系,当然也是个战争体系,更直接地说,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金融借贷体系。
换句话说,基督教确实是“三位一体“,不过是军事、金融和宗教的三位一体。
马克思:是的,我确实说过
罗马也有很发达的技术和文化,但是要么服务于兵器或军械制造,要么服务于建筑和雕塑(与宗教相关),用在发展生产方面少得可怜,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同期的汉朝无法相提并论,因为罗马人的信条就是:
邻居屯粮我屯枪,邻居就是我粮仓!
被打劫对象不服反抗怎么办?可以用宗教洗脑,让他丧失反抗意志!中国历史上,商朝的神权统治方式与此最为接近。但这招对外好使,对内可没那么好忽悠,毕竟罗马搞共和国体制这么多年,平等思想已深入人心。那就只能靠赤裸裸的利益收买。
格拉古改革失败之后,罗马国内已经没有真正为平民阶层代言的政治家了。马略、凯撒、屋大维这样的军事强人,之所以号称是平民党,是因为军队需要源源不断地来自平民的新鲜血液,因此有向平民让渡利益的现实需求,看上去更能代表平民的利益。实际上他们都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代言人。
罗马皇帝和元老院的政治斗争,本质上和如今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的斗争没有本质区别,可以看做是军工复合体和金融贵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刘彻之命出使西域,无意间打通了丝绸之路。东西方的跨国贸易,进一步加速了罗马内部矛盾的激化。
公元前53年,罗马与帕提亚(安息)帝国爆发了卡莱战役。这场战役不仅导致了克拉苏战死,前三头同盟瓦解,而且就是在这场战役的战场上,罗马人第一次看见了一种令人着迷的神秘织物——中国丝绸。丝绸制作的旗帜,飘扬在帕提亚军队阵前,闪瞎了罗马人的双眼,也俘获了他们的心。此后不久,丝绸开始流入罗马市场,成为罗马贵族追捧的奢侈品,销量一路走高。
卡莱战役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
在汉武帝时代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贸易以前,可能已经有贸易商人将少量的中国丝绸贩运到西方,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疯狂追逐,由于数量极少价格极其昂贵,他们甚至为了夺取丝绸彼此杀戮。希腊神话中,关于伊阿宋获取金羊毛的故事,可能就是由商人寻找丝绸的故事演绎而来。中国桑农和纺织工匠如果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丝绸,在西方成为无数人打得头破血流所要争抢的“神物”,不知会做何感想。
德拉波画作《金羊毛》
张骞的贡献,是使得贩卖到西方的丝绸数量大增,自然价格不再像以往那么夸张,但是仍然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再加上贸易总量直线上升,使得罗马在国际贸易中出于长期逆差状态,对罗马经济造成了摧毁性的影响。
老普林尼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去年度预算的10%以上。
薄薄的丝绸成为来自遥远东方的“吸血利刃”,插在罗马的躯体之上,源源不绝地抽取罗马的金融血液。
当然,罗马贵族感兴趣的奢侈品可不仅仅是丝绸,来自红海的珊瑚和黄玉、来自阿拉伯乳香精油、来自印度的香料和宝石。罗马长期处于贸易不平衡的逆差状态,罗马金币年复一年地流向东方。
罗马本身就缺乏造血能力,其经济还在不断失血,那么就更加依靠军工复合体和金融来获取财富。无论是金融汲取还是战争掠夺,财富都是大量流入社会上层,最终的后果是资产(土地)不断集中,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自耕农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为帝国时期的少量富豪与大量贫民和奴隶组成金字塔结构。
与今天的美国一样,罗马也出现了少数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精英阶层,他们依靠外来奴隶劳动(相当于现在的移民),以及大量从全球化中受损,逐渐沦为赤贫的前中产阶级。
罗马的奴隶庄园
奴隶庄园主的经营思路非常国际化,因为他们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经营奴隶庄园的目标,是为了生产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不是沉重又廉价的粮食。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罗马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居然不能自给,需要从埃及行省大量输入粮食。
一旦粮食产量出现波动,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骚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
吵得倒是很热闹,但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切照旧。
另一些豪强大户则依靠炒作城市房地产发家致富,他们靠出租房屋、店铺、仓库等享受着奢侈的生活。比如克拉苏就是首都罗马的首富、大地产商,控制着罗马的大批地产。
克拉苏还拥有一支收费的消防队,一旦罗马某处起火,他就可以派出消防队前去灭火。如果失火的房子属于富人,那么可以通过灭火挣钱;如果属于穷人,那么往往等火烧差不多了才姗姗来迟,接下来再修建房屋高价出售,还省了拆迁的费用。赚钱算盘打得真精啊!
帝国时代,罗马城核心地段的房子也是吓死人的贵
2023年的夏威夷大火,可以说是精准复刻了这一幕。大火如同“长了眼睛”,只烧穷人的房屋不烧富人的豪宅。数万军队和警卫队面对近在咫尺的火灾不动如山,任由民众在火场中呼号。
遇难的民众
被烧成白地的平民街区
一墙之隔的富人街区连草坪都还是绿的
少数人积累了大量货币之后,催生了发达的金融业。古罗马广场汇集了银行家和交易商,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商人存贷款的需求催生了钱商这一职业,信用的积累又让钱商开始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只预留少量资金应对提款而将大部分资金贷出,类似于今天的银行。公元前91年,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沉睡在远古时代之时,罗马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时,面临的便是这样的局面:税负苛重,商业萎靡,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债务和流动性危机频现。为了打破通缩循环,复苏经济,屋大维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税制改革:废除包税制,取而代之的是财产税和销售税,建立自由贸易区;货币增发:发掘金矿和银矿铸币;财政补贴:向民众发放小额贷款和消费券等。
在金融和军工复合体贪婪的胃口面前,在国际贸易结构性逆差面前,这一切都是浮云。提比略接任皇帝时,发现国库已经所剩无几。此后历代罗马皇帝面临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
在国际贸易失衡、对外扩张乏力,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如何在应对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的同时,抚平军队、金融权贵和平民各方的欲望和怒火?
(未完待续)
来源:北山浮生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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