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排调》《晋书·孙楚传》都记载：孙楚（字子荆）年轻时想做个隐士，他本来要对王武子说“要枕石漱流”（头枕着石头，用山泉洗漱），却因为口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说：“流水可以枕，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枕流水是想要洗干净自己的耳朵，漱石头是想要磨练自己的牙齿。”

孙子荆因受到嘲笑而即兴反击，却将“枕石漱流”的普通隐居生活升华到了更奇崛的状态。

务虚会上，一位同志发言时口误，说“有动力才有压力”，引得大家哄笑。然仔细一想，“有动力才有压力”，也并非没有道理。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则是新生。较诸因“压力”而生“动力”，因“动力”而生“压力”焕发的干劲更为积极持久。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其“勇”并非冲着事业，而只是冲着物质功利，终属“匹夫之勇”。粟裕曾回忆当年在苏区与地方反动民团交战的经历：别看那些民团兵嗷嗷叫地往前冲，只要用竹叉摁住其脖颈，浸入稻田的冷水里，他们立马跪地求饶。原来他们冲锋前服用了朱砂，嗷嗷叫的腾腾杀气，不是战斗豪情，而只是动物式的生理本能。物质激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使命和责任感牵引的动力才是持久的、不断强化的。一支队伍，如果到了靠现大洋、大烟土甚至朱砂激励士气的地步，基本上就已山穷水尽，丧失了战斗力。

如果说“要我做”属于“有压力才有动力”，那么“我要做”则是因为“有动力才有压力”。解放战争中，许多解放军战士奋勇前进，为的是保卫家乡的土改果实；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是因为他们明白，经过20多年浴血奋战，刚刚拼出光明的新中国，决不能容忍“天下再变了”。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穷人的队伍”从来都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这样的高度革命自觉，不是迫于“弟兄们，给我冲！”的外在压力，而是“同志们，跟我上！”召唤出的内生动力。

鲁相公孙仪因爱食鱼而拒鱼，虽也不失其廉，但毕竟还是功利算计，其境界远低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曾有“算账式”廉政教育，说贪官如果老实工作，每年工资、奖金几何……这种逻辑的“廉政教育”，终没有绕过“当官只为稻粱谋”的赵恒式圈圈。吴佩孚与北伐军交战后感叹：“都说我的士兵不怕死，哪知北伐军竟然‘不知死’。”“畏法度者最快活”终还囿于“不敢腐”的层次，距离“不能腐”“不想腐”“不知腐”还差得远。某种意义上而言，“出淤泥而不染”难，“濯清涟而不妖”更难。“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是因为有外在的凶险压力存焉。而“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正是因为外在压力消失而致自我放逐。“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垫底，环境稍有放松，贪念还会随时复燃。“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虽也能催生出“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但其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焕发出的动力，相比何啻云泥。

孔子解释“素以为绚兮”，说绘画先有白底，然后再用色彩绘画。子夏于是认为“礼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深得孔子赞赏。有仁德之心的原动力，才会有“克己复礼”的自我加压。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2010年10月，一位学者写下这样的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一个人如果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自然会迸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平常时刻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靠的正是保家卫国、献身建设的高度使命自觉。

或许有人以为，说出“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话语的志愿军战士，也是迫于美国人要让中国人吃雪、要让中国人蹲防空洞的压力才焕发的动力。其实，真正有理想信念的革命者，即使没有美国人要让中国人吃雪、让中国人蹲防空洞的压力，也自然会一心想着为人民服务。因为这缘于其内心真正的信仰。

若把“压力变动力”比作“核裂变”，那么“动力变压力”则是当量更大的“核聚变”。纯靠压力产生动力，终不免有“以雇工的心态对待工作”之嫌；只有靠理想信念这一人生“总开关”产生原动力，才能广泛深入持久激发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