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的真相如此酷烈，令人难以接受，但可不可以拍成电影呢？

当然可以。

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去表现衡阳保卫战？是把失败硬拗成是胜利，把降将硬说成是英雄呢？还是通过电影这种形式，总结国民党军失败的教训，以为后人的借鉴？

前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后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毫无疑问，电影作为艺术，是可以虚构的，但历史题材的电影，无论怎样虚构，都必须有一个规定性的要求：要努力使观众更加贴近历史本质，而不是远离历史本质，甚至反对历史本质。

如果我来写衡阳保卫战的电影剧本，我会建构这样一个故事：

青年军官李国文，家在东北，本是冯庸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时，父亲被日军杀死，自己带着母亲流亡关内，为打回老家去，他愤而投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第十军担任连长，参加了衡阳保卫战。

从军校到部队，李国文目睹并亲身感受到国民党军队内部严酷的阶级压迫，上层军官的腐败无能，以及恶劣的军纪对百姓的戕害，但仍不减报国热情，他希望能够通过抗战洗清这些污秽，在驱逐日寇的同时也使中国得到进步。

衡阳保卫战打响后，李国文身先士卒，带领全连，几度出生入死，打退日军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李国文也渐渐了解了国民党军队相互倾轧，见死不救，高级将领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真相。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刻出现奇迹。

一次战斗中，日军一支小队悄悄向李国文阵地的侧后迂回，被衡阳市民抗敌后援会顾秉光老师发现，他一面带领几个持枪的市民向日军射击，一边向李国文发出警示，终于迫使日军放弃了企图。

顾秉光和李国文成了好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聊天，李国文情绪低沉时，见多识广的顾秉光为他介绍抗战的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令李国文重新鼓起信心。

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李国文指挥的连队，伤亡很大，但他仍然通过一次成功的战术反击，恢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从而引起了军长方先觉的注意。

由于李国文是“黄埔大家庭”出身，黄埔三期毕业的方先觉将他的连队调到军部附近，负责军部的保卫工作。

一天，广播里突然传出消息：重庆军委会在悲壮的军乐声中，公布了军长方先觉的遗书：“……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李国文热泪盈眶，他决心不让军长单独殉国，要陪军长一起去死，所以，也写好了自己的遗书。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李国文在军部防空洞里，目睹了方先觉先表演自杀，后下令投降的丑剧，还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

李国文失望极了、痛苦极了，“衡阳被出卖了，牺牲的弟兄们被出卖”……死了这么多人，有什么用？

他离开了军部，找到了顾秉光，希望他把自己的遗书带给的母亲，并表示决不投降，将在最后的冲锋中死在衡阳。

此时，衡阳已经遍布白旗。

顾秉光严厉喝止了他。并告诉他，此时死去是容易的，但救不了衡阳，带领仍然信任他的爱国士兵突出重围，坚持抗战，迎接最后胜利，才是有意义的。

顾秉光并且告诉他，希望在延安、在八路军、新四军。

第十军开始缴械了。顾秉光、李国文和十几个士兵，突然击毙了前来“受降”的日军士兵，在混乱中冲出日军包围，顾秉光不幸中弹牺牲，李国文则渡过湘江，登上衡阳附近的山巅，回看已无战斗迹象，但仍然弥漫着硝烟与火光的衡阳城……

这样的构思，如果在丰富了细节之后拍成电影，比之那部为降将翻案，鼓吹投降有理的电影，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