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系列，由《三体》《三体2：黑暗森林》《三体3：死神永生》组成，第一部于2006年5月起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第二部于2008年5月首次出版，第三部则于2010年11月出版。由于“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导致身为知识分子后代的叶文洁向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α星(中国星名为“南门二”)周围发展起来的“三体”文明发去表明人类存在的信号，渴望三体人来拯救地球文明，从而引发饱受恒星系统不稳定之苦的三体人向太阳系的大举入侵。为了避免地球文明沦陷，人类利用三体人不能探知人类心理活动的弱点，任命了四位“面壁者”，在内心中筹划应对之策。最终，“面壁者”之一的罗辑通过同归于尽的威胁成功震慑了“三体”文明，使它们达成了和地球文明的暂时和平。这种同归于尽的威胁基于“黑暗森林法则”——由于无法知道外星文明对自己是善意或恶意，因此宇宙中那些发展出了恒星际攻击能力的文明，对于能够确定具体位置的外星文明将采取一概消灭的态度。因此，如果人类向宇宙深处发去能够确定三体星和太阳系具体位置的信息，三体星和太阳系就会被具备恒星际攻击能力的外星文明毁灭，从而使三体人一无所得。然而，六十年后，由于地球人选错了担负威慑使命的“执剑人”，导致“三体”文明重新取得对人类的战略优势。但人类在太空中的一艘飞船“万有引力号”向宇宙发出了通报太阳系位置的信息。三体人被迫放弃太阳系另觅生存空间，而太阳系也终于被外星文明所毁灭，仅剩下最后两个人类在宇宙中漂流，等待“宇宙重启”。时至今日，《三体》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现象。《三体》第一部，经过刘宇昆翻译后，于2015年获得了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这一奖项，在此之前并没有中国的作家获得过。经由“雨果奖”的获得，《三体》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传播，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美日到亚非拉，形成了十分广泛的热销、热议和阅读，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虚构类作品的销售奇迹。在国内，它被列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还被列入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2年9月，《三体》又入选2021十大年度国家IP。国内总销售量已达2900万册，在电子读物逐渐取代了纸质书籍的时代，这一销售量是极其惊人的。更重要的是，《三体》中的一些概念、典故、格言等，已经成为新的流行语、甚至“新成语”，如“黑暗森林法则”、“降维打击”、“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等等，每时每刻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随着《三体》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电子游戏等等，其影响力就更是扩大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体》进行研究与批判，就变得非常必要，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通过对现象进行分析，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揭示并把握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多少有些不正常的是，目前在舆论场，对《三体》的态度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粉”，另一种是“黑”。这两种态度，都是形而上学的态度，都不符合辩证法，批判的态度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诚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般意义上的武器。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只使用批判的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最重视的也是批判的武器。从批判的立场上看，目前主流舆论对《三体》的解读，呈现出一种“头脚颠倒”的状态，即头朝下，脚朝上。就是按照《三体》的叙述与逻辑，认为存在一种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不能够被人类社会的经验与历史所证伪的“天道”，如“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战役法则”、“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等等。由于这些“规律”是属于“宇宙”的，超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经验，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地被置于不能批判的境地。但是，吊诡之处在于，按照小说不言而喻的设定，人类社会又是内在于宇宙的，所以这些规律也就不言而喻地适用于人类社会。这种解读路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一种意识形式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文学艺术，包括科幻小说在内也是如此，一定历史阶段的文艺，包括它的产生、内容、性质和功能，都应当而且必须从所属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研究，如此才可能得出正确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任何一位科幻小说家——无论其想象力怎样天马行空，狂放不羁——都不是来自太空，他的一切观念、一切作品，都是他的人生经历、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反映，都是人类社会内生的，所以也都可以依据人类社会的理论、经验、历史等等进行批判。
二
刘慈欣创作《三体》，以气势宏大的故事架构、瑰丽新奇的科学想象，写成了一部带有悲剧意蕴的太空史诗。从科幻的角度看，《三体》理科结构合理，科技预测脑洞大开，出人意料。其中三体人的生死轮回，三体智子的二维展开，水滴对人类太空舰队的毁灭，歌者文明对太阳系的降维打击，用飞刃材料对审判者号的切割等都视觉感极强，是拍影视作品的好素材。
有人说，《三体》中国科幻小说的天花板之作，其获“雨果奖”名至实归，这并非全是溢美之词。然而，《三体》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更由于刘慈欣在《三体》中将目光投向了道德与信仰等社会问题，而当科幻加入到对这些理念的探讨中时，就更显得独具一格。在《三体》中，刘慈欣将人类放到危机之下，置于被三体人管控的地球之中，安排到逃入深空失去援助的飞船之内……在各种极端的情景下，人类会表现出何种精神需求？道德与信仰会发生什么变化？刘慈欣在文本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这是《三体》贯穿全书的问题。由此，刘慈欣的情节构思纠结在两个向度的道德上：一切为了生存的零道德，与有善恶之分的道德。他铺陈的复杂叙述，最终展现的情节走向，是有道德的人类无法在零道德的宇宙中生存下去。事实上，《三体》之所以能够“出圈”，即在科幻圈外获得广泛的传播，主要靠的就是科幻之外的“社会”内容，即黑暗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他人即地狱等等，许多对科幻不感兴趣的人，看到这些内容也会有所触动，因为这和他们的生活经验、直觉等相吻合。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体》与其说是赢在“科学幻想”，不如说是赢在“现实主义”。比如，《三体》第一部结尾的“麦田宣言”，就令许多读者心有戚戚焉。当发现人类的基础科学已经被三体人派出的两粒“智子”锁定之后，物理学家汪淼和丁仪陷入了沮丧，在一起借酒浇愁。他对两位知识分子失魂落魄的怂样相当看不上，决定给他们上一课，于是开车带他们到河北的麦田看蝗虫，宣布“（尽管三体人说我们是虫子，但是）虫子从来都没有被战胜过”，汪、丁顿觉醍醐灌顶，“三个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大片蝗虫）之中，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这一情节，被很多读者赞为“超燃”，认为“表达了人类面对三体文明冲击的坚强信心”和“人类的斗志”，云云。但是，我在读《三体》时读到这一段，相当不厚道地联想起一则著名杀虫剂广告中的台词，“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不禁哑然失笑。其实，这一段的调性和整个《三体》三部曲的调性，相当不搭，显得突兀、怪异、莫名其妙。因为《三体》的整个基调，是人类遭到外星文明打击时，没有反击能力，只能或引颈就戮，或落荒而逃，浸透整部小说的，是浓浓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悲观主义情绪。唯有拥抱失败的逃跑主义者章北海、研制光速飞船为逃跑创造条件的维德、以及在太阳系被二相箔毁灭时甘为人类文明殉葬的罗辑，才是《三体》英雄。此外，从后两部（《三体2黑暗森林》与《三体3死神永生》）的情节看，大史的“麦田宣言”完全是放了空炮，或者用他本人喜欢的语言说，等于“扯淡”——因为待到二相箔破空而来后，不仅人类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虫子也荡然无存。所以，从实际阅读效果来看，作为第一部大结局的“麦田宣言”，构成了对读者的蓄意误导。此外，站在纯科幻的角度看，人类以虫子自喻，也属于不伦不类。蝗虫是靠本能生存的昆虫，它们之难以被彻底消灭，也概源于此。“麦田宣言”暗含着“大不了人类也可以像虫子那样生活”的判断，但这纯粹是一种荒诞的臆想。人类早就不靠本能生存了，大约从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就已经尝试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客观世界以适应自己需要了。几百万年来，人类已经走得太远了，有自主意识的人类完全不可能再退回到依靠本能生存的状态。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被逼到了像蝗虫那样只能依靠本能生存的地步，那么结局一定是人类的灭绝。所以，“麦田宣言”与其说表现了人类的“信心”或者“斗志”，不如说是一种自暴自弃，甚至破罐破摔。在本质上，“麦田宣言”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变得麻木，不再去面对有可能被三体人彻底毁灭的痛苦现实。当年，喜欢赌钱却总是输的阿Q好不容易赢了一次，却转瞬之间被人抢光。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只好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然后又高兴起来，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不管名头是好是坏，总算还是第一个。阿Q的思维方式与大史的“麦田宣言”，在这里具有了相同的精神结构。“麦田宣言”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是“虫子从来都没有被战胜过”。这里的逻辑和语言学技巧是，用“没有被战胜过”取代了没有勇气直面的“虫子面对人类灭杀只能苟存”难堪现实，并且油然而生了一种悲壮感、豪迈感。科幻小说仍然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麦田宣言”的出现和引起很多人共情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1%VS99%”对立的局面。也就是说，极少数精英高踞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阶层之上，并通过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越来越变成一种“婆罗门”（印度种姓制中的最高种姓）式的新的高种姓，而草根则日渐下降为“贱民”。残酷的现实是，新“婆罗门”和“贱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难以打破。冷战结束以来，无论怎么玩，赢的总是精英，精英和草根的博弈，都是以精英的胜出而告结束。现在，新“婆罗门”开始视“贱民”为垃圾人口了，他们已经真的开始动手“清理”垃圾人口了。这种局面是令人窒息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仅难以改变，甚至还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在《三体》电视剧中，在激动人心的音乐伴奏下和穿过云隙的阳光照耀下，当史强慷慨激昂地宣布“虫子从来都没有被战胜过”时，大家都觉得内心深处某块敏感的地方被触动了，这对陷入失败主义情绪的“贱民”来说，的确是一种莫大的抚慰！“麦田宣言”折射了贱民的绝望，同时也把绝望美化了。“麦田宣言”并不是一颗糖衣炮弹，而是一颗糖衣裹着的粪球，帮助贱民把难以下咽的东西咽下去。总之，在肯定《三体》作为科幻作品价值的基础上，对其中涉及到的社会人文主题进行分析与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正是这一部分内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读者的价值观、世界观，影响到读者对历史和未来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他们对历史走向的选择。
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包括电影）开始在中国文坛上兴起。“伤痕文学”的名称，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的短篇小说《伤痕》。随后，表现“文革伤痕”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
从内容来看，初始阶段的“伤痕文学”，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的干部等在“文革”期间的悲剧性遭遇，其政治上的功能，在于通过控诉“文革”来肯定“文革”前十七年。但“伤痕文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到了1981年，“伤痕电影”《苦恋》已经发展到了连爱国主义都要否定的地步了，事态的严重性迫使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对《苦恋》进行批评。《苦恋》事件之后，“伤痕文学”略微收敛了一点锋芒，但没有完全消失，并逐渐发展成了“河殇文学”——即认为作为“黄色文明”的中华文明已经衰老，并且不可能获得新生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出路在于走向被称为“蓝色文明”的西方文明。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甚至出现“中国只有做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希望”之类的疯狂叫嚣。《三体》的作者刘慈欣生于1963年，八十年代“伤痕-河殇文学”最为流行的时候，刚好在上大学，所以深受影响。尤其是《三体》的第一部，可以被毫不夸张地命名为“伤痕-河殇科幻”。这里要指出的是，《三体》的第一部，是整个“三体三部曲”中完成度最高，最接近“文学”的一部，并非偶然的是，正是这一部获得了“雨果奖”。《三体》第一部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叶文洁，另一个是麦克·伊文思。叶文洁，是物理学家叶哲泰的女儿，天体物理学家，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ETO（地球三体组织）统帅，诱使人类毁灭的一切，皆因她而起。
叶文洁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人物，贯穿了全篇。她完成了人类第一次Ⅱ型文明能级的发射，并与三体文明初次接触，她在明确知道三体人有毁灭人类，夺占地球的意图与能力的情况下，仍然呼吁三体人的到来，并故意暴露了地球的方位，由此背叛了全人类。为了加深对刘慈欣塑造叶文洁手法的理解，我们先讨论另外一个人物王佳芝。其实在16年前，也就是2007年，王佳芝比叶文洁还要热，因为她是著名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女主人公。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时，获得了主流媒体和主流文化精英的一致欢呼，当它包揽台湾金马奖多项奖项时，央视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直播。但是，当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却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只是一时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在找来张爱玲的小说原著反复阅读之后，才明白问题之所在：王佳芝是一个叛徒，因为一枚钻戒，她在最后关头泄露了整个刺杀汉奸的计划，同时也把民族大义踩在了脚下。但是，无论张爱玲原著也好，李安改编的电影也罢，却把所有的同情都给了王佳芝。在《色戒》中，王佳芝是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出于爱国热情和对男同学邝裕民的好感，加入了刺杀汉奸易先生的计划。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她。邝裕民一点都不怜惜她，为了让她获得性经验，竟然让一个有嫖娼经历的男同学和她睡觉；中统特务老吴答应刺杀完成后送她去英国和父亲团聚，但转身就把她写给父亲的信烧掉了。刺杀计划流产后，所有的人都被枪毙，老吴自己却逃之夭夭……相比之下，只有刺杀对象汉奸易先生真心对她，送她一个大钻戒“鸽子蛋”（在当时值好几根金条），这岂是一个寄人篱下的贫困女学生所能梦见？在这一刻，她一时心动，对他说一句“快走”，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张爱玲和李安，就这样论证了出卖有理，投敌有理，甚至当汉奸有理。其实，《色戒》这篇小说，也是张爱玲写给自己的。抗战期间她在上海嫁给汉奸胡兰成的经历，是她心中的一个“坎”，她希望通过王佳芝的形象为自己洗白，但难度很大，《色戒》不过两万多字，张爱玲居然写了三十年。在小说中，叶文洁犯下了谋杀和企图灭绝人类的滔天大罪，如果她的计划得逞，就连希特勒的罪恶，都不及叶文洁罪恶的万一。但是，正如张爱玲、李安之于王佳芝那样，刘慈欣也把所有的同情都给了叶文洁。
她见证了妹妹叶文雪出卖、诬陷父亲，不料旋踵又死于武斗，她也见证了冷酷势利的母亲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了他；叶文洁自己，没有任何错误，却被流放到了地老天荒的内蒙边境林场；她带着对兵团报社记者白沐霖朦胧的好感帮他抄写稿子，却立即被他出卖，成了“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数九寒天，她因为不肯作伪证，被一位“四十多岁，披着军大衣，带着宽边眼镜”（一望而知是江青的形象）的女干部“程代表”用冷水浇得满身满床，几乎被冻死……有了这么多痛苦的、不堪回首的经历，使叶文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尽管她收到“三体”文明中一位和平主义发来的信息，明确警告地球人“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如果回答，发射器将被定位，你们的文明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但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复了如下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但由此而来，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叶文洁原本是像像羔羊一样纯洁的，她何以会犯下如此惊天大罪？这叶文洁的罪恶？还是迫使她走上反人类道路的那个国家与民族的罪恶？由于作者巧妙精心的铺垫，无论小说《三体》的读者还是电视剧《三体》的观众，绝大多数都和叶文洁产生了共情。刘慈欣处理叶文洁的手法，和西方科幻作品中，处理这些反人类角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比如，好莱坞电影中，也会出现一些反人类的角色，但他们要么是一些狂妄的科学怪人，要么就是一个杀毒程序（比如《黑客帝国》中的史密斯）。好莱坞的传统，是绝不允许把反人类动机的产生，同美国文化联系起来的，更不允许观众产生这样的联想：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是催生反人类行为的罪恶渊薮！但在《三体》中，叶父叶哲泰在含恨去世前，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我一直有一个担忧，相对于有着殖民主义、种族灭绝、两次世界大战原罪的西方来说，中国是没有原罪的。但是，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一定要给中华民族搞一点“原罪”。《三体》对叶文洁的塑造，等于是中国人自证了是有原罪的，并且这种原罪催生了了人类的自我毁灭行为。
因为在刘慈欣的笔下，只有他的品德最高尚，知行合一，是至善之人。作为美国石油大亨的儿子，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锦衣玉食生活，跑到中国西北的一座荒山上种树，忍受着比当地农民还低的生活水平，只为了挽救一种濒临灭绝的属于西北褐燕亚种的燕子。13岁生日时，伊文思告诉父亲：“我的理想真的不宏伟，只是想拯救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它可以是一种不漂亮的鸟，一种灰乎乎的蝴蝶，或是一种最不起眼的小甲虫。后来我去学习生物学，成为一个鸟类与昆虫学家。在我看来自己的理想很伟大，拯救一种鸟或昆虫与拯救人类没有区别，生命是平等的，这就是物种共产主义的基本纲领。”伊文思创立并信仰了“物种共产主义”——这甚至比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人类共产主义”还要“伟大”。伊文思因为他的善良与无私，也的确被当地农民称为“白求恩”，刘慈欣还怕读者不明白，便借书中人物之口称伊文思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中一段脍炙人口的金句。在来中国之前，伊文思虽然目睹了父亲的油轮触礁所导致生态灾难，感受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可怕，但还没有完全绝望。但是，当中国西北部的“刁民”开始疯狂砍伐他千辛万苦种出来的树林，并充分暴露他们的狡诈、无情和残忍时，伊文思才彻底绝望了。根据刘慈欣的描述，伊文思一开始到西北的荒山上种树时，当地的农民是欢迎的，甚至是“好客”的，但这只不过为了“把猪养肥了再杀”，等到他千辛万苦种下的树成林了，可以卖钱了，农民就不有分说地动手把他种下的树砍伐一空。1982年，叶文洁为 “一个大型射电天文观测基地”选址，来到西北山区，与伊文斯结识。
在已经和三体人取得了联系的叶文洁的启发下，伊文思最终走上了创建ETO（地球三体组织），迎接三体舰队，毁灭人类的道路，并且还是ETO中最坚决反人类的“降临派”领袖。三体运动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精神领袖叶文洁，一个是实际组织者伊文思。这两个人，都是善良、有情怀的人，他们走到与人类不共戴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在中国的经历，简单点说，就是在中国受到了伤害，对人性绝望了。因此，《三体》就成了集“伤痕”与“河殇”之大成的作品。在《三体》第一部中，除了叶文洁和伊文思，“红岸基地”政委雷志成也令人印象深刻。雷志成领导了第一红岸基地，伊文思领导了第二红岸基地，他们互为镜像。伊文思虽然疯狂，但却是一位道德上毫无瑕疵，有守有为，信念坚定的君子。而雷志成则是一个自私自利、虚伪阴险的小人。凡是多少熟悉一点中国革命史的读者，都不会不明白“政治委员”一词的含义和分量。在《三体》里，雷政委是“组织”的化身。他决定着叶文洁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红岸”计划的成败。刘慈欣这样概括雷志成把叶文洁从监狱调入“红岸基地”的动机——“以叶文洁的身份，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叶文洁发成果和论文最后都被他占去，使他成了部队政工干部中又红又专的典型。”甚至，当雷志成发现叶文洁收到外星人的信息，却隐瞒不报的这一重大违纪行为后，不是立即展开调查，反而利用叶文洁的历史威胁她，让她保持沉默。
“我立刻明白了雷志成的用心：他想成为第一个发现外星文明的人，这确实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好机会。”雷志成的贪心和算计害了他自己，由于没有立即对叶文洁采取措施，他反而被叶文洁谋杀，真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年，在文艺作品中丑化“政委”似乎是一个潮流。这样的例子随手都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集结号》中的指导员，是一个被炮弹吓得尿裤子的胆小鬼，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宁政委，也是一个挟私报复的小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不能描写有缺点的政工干部，但在《三体》第一部“地球往事”中，雷志成是叶文洁所能接触到的最高领导，是唯一一个能够代表“组织”、代表解放军政治工作传统的人，这一形象的指向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
《三体》的后两部，即《三体2：黑暗森林》和《三体3：死神永生》主要围绕“黑暗森林法则”展开。这一“法则”在《三体》三部曲中共有四个版本，分别为：叶文洁-罗辑理论、咒语实验理论、概率理论和宇宙战争理论。
不过，虽然版本繁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一条：自身生存第一，为此可以践踏一切文明底线！这一“法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因为西方近500年来在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种族灭绝的历史，二十世纪法西斯国家到处进行侵略、掠夺的历史，都遵循了这一“法则”。所以，这一“法则”也可以说是对西方500年来黑暗历史的概括与总结。“黑暗森林法则”一个主要的理论版本，是叶文洁-罗辑理论，即“宇宙社会学公理”，内容如下：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对这两条公理略加辨析，就会发现，它与纳粹德国所奉行的“生存空间理论”如出一辙。“生存空间理论”最早的提出者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拉采尔从生物学的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出发，以生物类比的方式研究国家政治。他在《政治的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必须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一个国家透过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现象。希特勒则将“生存空间理论”发展到疯狂的地步。他认为，国家具有扩张本性，如果停止扩张，国家就会消亡。国家为了生存，必须用一切手段进行扩张，包括战争，“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到：“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进行（因为地球上已经不存在没有被其他国家民族所占有的无主土地）。”在《三体》中，三体人对太阳系的远征，就是一场标准的按照“生存空间理论”所进行的战争，就连三体人最高领袖的头衔都和希特勒一模一样——“元首”！但是，这还不够。“黑暗森林法则”的“黑暗”甚至超越了“生存空间理论”，因为这一“法则”认为，由于无法打破“猜疑链”以及存在“技术爆炸”的可能性，所以，一个文明必须毫不犹豫地将被自身察觉到的其他文明消灭，这样才能确保自己不受威胁。关于“猜疑链”，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宇宙中的不同文明，由于相互之间距离遥远，动辄以光年计算，交流极其困难，所以，与其把另一个文明判断为善意的，不如将其判断为恶意的。关于“技术爆炸”，则是指这样一种判断：文明进步的速度和加速度不见得是一致的，弱小的文明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超越强大文明。比如，人类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用了十几万地球年时间；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用了几千地球年；而由工业时代到原子时代，只用了二百地球年；之后，仅用了几十个地球年，就进入了信息时代。对于“黑暗森林法则”，刘慈欣借书中人物罗辑之口，有一段非常具体的描述，引用如下——“‘真实的宇宙就是这么黑。’罗辑伸手挥挥，像抚摸天鹅绒般感受着黑暗的质感，‘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神，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如果说，三体人远征地球，还是以为他们需要地球的生存空间，其为恶并没有超越纳粹德国的话，那么“歌者文明”在抛出一片二向箔毁灭太阳系时，他们并不需要太阳系的生存空间——毁灭就是毁灭的理由，“毁灭你，与你何干？”这比一般的弱肉强食法则还要残酷——所有人都是不能共存的敌人，“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这里需要略加辨析的是，“黑暗森林法则”虽然说得振振有词，似乎无懈可击，但其实是一个“伪公理”，或者说是一种偏执的臆想，既没有得到“宇宙文明史”的证明，也不能从人类的全部文明史（除了近500年黑暗的殖民史）中得到证明。以人类文明史而论，古中华文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早已确知对方的存在，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双方都没有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生存威胁，而是乐此不疲地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十月革命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文明，把“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对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简单地毁灭，而是希望通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使其升级到社会主义文明。今天，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中国，更没有毁灭其他文明的意图，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中华文明的目标。概括来说，生存是生命体的第一需要，而不是文明体的第一需要，因为生命体只有在能够生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成文明体。而文明体的第一需要是发展，是获得更多自由，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文明体只有在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把生存当成首要目标。这种情况下，文明的确具有排他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外星文明不可能都像三体文明一样时刻处于被毁灭的危险当中，所以发展合作才是宇宙文明体的理性选择。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天发现某星球有外星文明，人类的第一选择肯定不是想去消灭对方，而是充满好奇想去了解交流，取长补短，合作共赢。《三体》自身的情节发展，事实上也证伪了“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假定，宇宙中的一个文明发现另一个文明，唯一的冲动就是毁掉它，但是，《三体》的核心情节却违反了这一法则，因为三体人发现地球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毁灭，而是殖民，并且立即就明白了地球文明对他们没有威胁。“黑暗森林法则”认为猜疑链是无法打破的，但三体人没费什么功夫就打破了；“黑暗森林法则”认为技术爆炸无法预测，这个问题三体人也解决了。支撑“黑暗森林法则”的两根柱子都被抽掉了，还能立得住吗？再做一个推论：假如三体人的环境相当优越，地球对他们来说等于不毛之地，并且“智子”对地球科技发展的锁定被证明是无法突破的，三体人还会不假思索地要毁灭地球吗？所以，“黑暗森林法则”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三体》自己就在反对《三体》。
五
在科幻作品中，表现“黑暗森林法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对待这一“法则”，应该持什么态度？《三体》三部曲对“黑暗森林法则”采取了一种冷酷的“客观”态度，把“黑暗森林法则”作为“天道”呈现给了读者。
在《三体》系列徐徐展开的恢弘画面中，“黑暗森林法则”就像星空一样冷漠、高远、不可改变，人类的悲欢离合在“法则”构成的星空下，显得卑微、渺小，微不足道。只是，当我们意识到“黑暗森林法则”不过是对西方500年来殖民扩张、种族灭绝黑暗历史的概括与总结，那么，当这一“法则”以“天道”的形象出现，既绝对不可更改，也不接受任何历史评判与道德谴责时，我们心中自然会浮现出一种疑问：这是不是构成了对西方殖民历史正当性的辩护与洗白呢？难道西方殖民者进行扩张、掠夺、种族灭绝，居然是按照“天道”行事的吗？如果“黑暗森林法则”即“天道”，则西方殖民主义500年来的黑暗历史，就既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是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血腥追逐，而是一种“公理”、一种“客观”、一种“法则”了……是这样吗？1977年，好莱坞推出了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星球大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被银河帝国统治的不同行星上的人们，联合起来奋起反抗帝国的暴虐统治，争取自由并且取得胜利。这一主题，当然是好莱坞式的庸俗肤浅。但无论如何，影片并没有承认银河帝国的秩序是合理的，也没有暗示帝国对起义行星的镇压是遵循了“法则”，甚至“宇宙公理”。有人说，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与现实之间的连接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验”。这句话，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三体》令人感到困惑的还不仅仅是对“黑暗森林法则”的客观呈现，还在于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塑造，事实上表明了对“黑暗森林法则”欣赏和赞同的态度。《三体》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章北海、罗辑、维德，都被塑造成深谙“黑暗森林法则”，毫不犹豫地按照“零道德”原则行动，因而拯救了人类、或接近拯救人类的希腊悲剧式英雄。这三个角色中，最典型的就是维德。他是原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PIA）首任局长，其气质、形象、语言都令人联想起希特勒。他认为兽性比人性更重要，因为要竞选执剑人，就不惜刺杀对手，也是部下和同事程心（未遂）。维德的名言包括“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你们认为没有路，是因为没有学会不择手段”，“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等等。可见，排除一切同情心，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维德的唯一原则。在《三体》中，维德成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受难者，他因为对程心的承诺而放弃了曲率驱动光速飞船的研究，后在太阳系联邦法庭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人类也因此失去了在遭到降维打击后逃离的机会。章北海，是《三体2：黑暗森林》中另一位浓墨重彩的人物。他曾是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唐”号的候任政治委员，在组建太空军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章北海认为人类未来在与三体人作战时必败，所以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主义者和逃跑主义者，但是，他却把自己伪装成坚定的胜利主义者。在刘慈欣笔下，章北海“信念坚定、眼光远大又冷酷无情，行事冷静决断，平时严谨认真，但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越出常轨，采取异乎寻常的行动”。比如，为了影响未来太空军的发展方向，他不惜暗杀影响决策的“老航天”，其行事风格与日本昭和时代动辄“下克上”的少壮派军官非常相似。章北海的高光时刻是黑暗战役，这是《三体》的经典情节之一。危机纪元205年，章北海利用冬眠技术以支援“末日战役”的名义来到两百年后，担任恒星级星舰“自然选择号”执行舰长，他借机挟持星舰逃离太阳系，声称要为人类文明保留一些种子，太空舰队派出4艘星舰追击。不久，太空舰队主力在与来自三体舰队的探测器“水滴”作战中几乎全部被毁。舰队主力的覆灭似乎证明章北海的逃跑行动是正确的，于是章北海获得“自然选择号”及4艘追击星舰全体乘员的一致拥戴，成为他们共同组成的“星舰地球”精神领袖，自诩要“延续人类文明”。但好景不长，大家很快意识到“星舰地球”上的资源只够一艘星舰飞到计划中的目的地天鹅座。于是，5艘星舰之间爆发了自相残杀的“黑暗战役”，章北海本人也死于非命。最终“蓝色空间号”取得了胜利，收集了4艘被毁星舰的燃料和配件，继续逃往天鹅座的NH558J2恒星。与此同时，太阳系的另一端，在同“水滴”作战中幸免的“青铜时代号”和“量子号”两艘星舰也在同一逻辑下发生火并，幸存的“青铜时代号”飞往金牛座。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避免悲剧发生，反而打算先下手为强，消灭其他4艘星舰，攫取他们的资源，只是比他更为狡诈的对手提前4秒钟动手，章北海最终命丧太空。在他的笔下，“黑暗战役”简直成了一出慷慨激昂的“太空歌剧”，成了人类生存意志与精神的最高体现。章北海则被作者无条件地赦免了，因为他无非是“不惜一切代价去选择对人类最有益的决定”，他甚至像人类精神的“父亲”，永远沉静，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更远的地方，他为此所采取的手段也坚定决绝。在总共只有五艘星舰组成的“星舰地球”上，章北海计划消灭其中的四艘以攫取其资源。无疑，如果黑暗战役发生在地球上，则相当于为了确保五分之一的人生存，就可以杀死另外五分之四的人。章北海在黑暗战役中所遵循的、并且被作者所深深同情的逻辑是：为了保护人类，可以毁灭人类。这听上去荡气回肠，但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早已被进步人类所唾弃的纳粹主义逻辑。1942年，在臭名昭著决定灭绝犹太人的万湖会议上，党卫队头子海德里希正是用这一逻辑来论证为什么要搞大屠杀的！希特勒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赞扬他是“拥有钢铁之心的男人”，这一“荣誉”不是也可以毫无违和感地被授予章北海吗？他何曾有过任何软弱？第一， 即便按照小说自身的设定，章北海的行为也是一种罪行。因为三体人对地球人虽然享有巨大的技术优势，但是，三体人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就在人类太空舰队覆灭后不久，罗辑凭一人之力就建立起了对三体人的战略威慑，迫使三体舰队转向。后来，三体人重新占上风，是人类自己犯了错误的结果，并不是三体人不可战胜；从常识的角度看，人类在确知三体人在数百年后将入侵地球后，完全可以一方面准备与三体人决战的“末日战役”，另一方面，征集一部分志愿者向其他恒星系移民，以备万一“末日战役”失败，为人类文明保留一部分种子。这两个计划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以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完全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章北海花200年的时间策划一次逃跑行动。第二， 黑暗战役爆发前，虽然太空舰队已经覆灭，但地球仍在，人类仍在。星舰上都是军人，不是想着在最后一战中与地球共存亡，履行军人职责，反而向率先逃跑的章北海发出欢呼，决定一起逃离。试问，如果这种行为得到认可、同情，那么遇到重大危机时，卖国贼不就可以“保留文明种子”为理由大行其道了吗？章北海的“没有永恒的敌人或同志，只有永恒的责任”不就成了叛徒和懦夫最好的借口吗？退一步说，对于组成“星舰地球”的5艘星舰而言，即便资源不足以确保全部飞到天鹅座，自相残杀也不是唯一选择。章北海既然获得全员信任，又像小说描述的那样信念坚定，目光远大，就完全可以在与各舰协商后派出一条星舰，携带大部分资源继续飞往天鹅座，其余四艘则重返太阳系，以决死的精神与“水滴”和三体舰队周旋到底，使牺牲变得有意义，最低限度可以为地球防御争取时间。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只须一个条件：章北海自己绝不飞往天鹅座，而是亲自率领其他4艘星舰参加最后的地球保卫战。第三，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作为黑暗战役的“胜利者”，“蓝色空间号”的结局一定美好吗？当然不会！如果刘慈欣遵循基本的社会和道德逻辑的话，那么，和章北海那一套林立果式的疯狂臆想相反，“蓝色空间号”注定要灰飞烟灭。因为在飞往天鹅座长达两千年的漫漫长途中，资源不足的问题会反复出现，按照公然践踏一切人类文明准则的黑暗战役所确立的原则，“蓝色空间号”必然会陷入“黑暗诅咒”——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另一个人，每一个乘员都会成另一个乘员潜在食物。所以，“蓝色空间号”最终会毁灭于无尽黑暗中，成为宇宙深空里永远漂浮的腐肉与微尘。这也没什么值得惋惜的，因为黑暗战役结束之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刘慈欣为了树立章北海的形象，居然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不惜否定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且看章北海在逃跑途中与人类太空舰队的亚洲舰队司令官的对话——舰队司令：“你来自一支伟大的军队，他们曾战胜了装备远比自己先进的敌人，甚至仅凭缴获的武器就打胜了一场世界罕见的大规模陆战。你的行为，辱没了这支军队的荣耀。”章北海：“尊敬的司令官，我比您更有资格谈论那支军队，因为我家祖孙三代都在其中服役。我的爷爷曾在朝鲜战场用手榴弹攻击美军的‘潘兴’坦克，手榴弹砸到坦克上滑下来爆炸，目标毫发未损，爷爷在被坦克上的机枪击中后，又被履带轧断双腿，在病榻上度过了后半生，但比起同时被轧成肉酱的两名战友来，他还算幸运……正是这支军队的历程，使我们对战争中与敌人的技术差距刻骨铭心。你们所知道的荣耀是从历史记载中看到的，我们的创伤是父辈和祖辈的鲜血凝成的，比起你们，我们更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章北海的意思非常清楚：技术差距是不可克服的，抵抗就是被“轧成肉酱”，抗美援朝胜利的荣耀只是历史书中的虚构，“比起你们，我们更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逃跑才是明智和理性的。对于章北海、逻辑、维德这样的人，作者刘慈欣在《写在〈三体〉第二部完成之际》一文中写道，“他们既不敬畏头顶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却因此而挣脱了思想的羁绊，抓住了宇宙的真相，并把这种认识毅然決然地用作生存的武器。”“既不敬畏头顶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这样的人，历史上还真的出现过，并且还曾担任过一个国家的“执剑人”。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正是严格按照“黑暗森林法则”行事的，突然袭击、冷酷无情、降维打击（波兰战役时用坦克集群对骑兵集群）……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发动波兰战役，拉开第二次世界的序幕之前，对高级将领发表一次秘密演讲。他说，“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八千万人民一定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谁强就是谁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仔细想想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就会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希特勒关于“世界的道理”，和刘慈欣前述“宇宙的真相”的看法，不是完全如出一辙吗？但是，希特勒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虽然号称要成为“千年帝国”，但还是只存在十二年就灰飞烟灭了，自己也落得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居然认为曾经狂热支持他的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所以下令摧毁德国的一切重要基础设施，尽管这将导致大部分德国人冻饿而死。可怕的是，希特勒的逻辑居然是自洽的——强者才配生存，德意志民族既然战败了，那就证明是“弱种”，理应毁灭。二战结束时，德意志民族遭到“黑暗森林法则”的反噬，几乎万劫不复。可见，依靠“既不敬畏头顶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这样的黑暗人格，不仅不能解决“生存问题”，反而可能堕入灾难深渊。行文至此，读者也就不难发现《三体》三部曲的逻辑了：当宇宙被设定为是按照“黑暗森林法则”运行时，不要幻想用光明去战胜黑暗，而要用更加黑暗去战胜黑暗。刘慈欣其实也走不出自我设定的“黑暗囚笼”。在《三体》系列中，不仅人类是无望的，宇宙也是无望的，唯一的出路是“归零”然后“重启”。但是“重启”以后又如何呢？无非再次“归零”罢了。由于具有黑暗人格的章北海、罗辑、维德等被赋予了拯救人类的英雄主义色彩，因此，作为他们的对立面，任何企图坚守人类文明底线的人，比如程心，就被视为妨害人类生存的“圣母”，“危机来临先杀圣母”竟成了众多《三体》拥趸心照不宣的黑话与切口。由于黑暗森林法则在《三体》系列中已经被上升为“天道”，《三体》系列这种“以更加黑暗来对抗黑暗”的主题与气质，使《三体》已经成为暗流涌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神话”和“史诗”，成了他们的“圣经”，这一趋势，是值得继续关注与研究的。诅咒是会自我实现的。无论如何，遵循黑暗森林法则，最后就一定会走进黑暗森林！（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郭松民”，原文首发于《左翼文学评论》创刊号，202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