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星期，尼泊尔政府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只是敷衍了事。

由于总理卡·普·夏尔马·奥利(K.P. Sharma Oli)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的竞争对手（前毛派游击队领袖普拉昌达）之间的争执，奥利单方面非法解散了尼泊尔议会下议院。这引发了各政治派别的大规模抗议和党内各派的分裂，并结束了尼泊尔左翼联合的尝试。

在尼泊尔结束君主制，成为议会共和国十二年后，共产党人对社会革命的承诺仍未完成，他们的声誉也已荡然无存。他们的失败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前车之鉴，以免美国的治理遭遇类似的命运。

这种崩溃并非不可避免。尽管尼泊尔左派在意识形态和战略路线上一直存在分歧，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尼泊尔左派在很多方面都是该地区的一个亮点。

在苏联解体后，有组织的左派失去了巨大的优势。1990年，尼泊尔多个左翼政党联合起来，领导了反对君主制政权的革命。在30年的独裁统治后，尼泊尔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

虽然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简称UML)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选举的共产主义政府，但它受到新自由主义政治精英的控制，这些精英通过推动革命，从而保持了对国家权力杠杆的控制。

结果，一群与之对立的左翼分子在1996年成立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并发起了一场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目的是废除君主制，重塑该国无效的议会结构。

2006年，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内战后，毛派放下武器，联合尼共（联合马列）和尼泊尔的中左翼政党，最终推翻了君主制，重新起草了一部新的共和宪法，结束了尼泊尔的内乱。

毛派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抗尼泊尔的反动君主制，是因为他们与尼泊尔民众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像贫困的南部的马德西人(Madhesis)那样的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群体。

尼泊尔人民在2008年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该国新的制宪会议上投票支持毛派成为了最大的政党。然而，尽管普拉昌达领导毛派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但毛派能够居于执政党的地位意味着：为了获得尼泊尔政界其他人士和机构的支持，他们弱化了许多尖锐提案。

最令人震惊的逆转是该党放弃了由来已久的为尼泊尔联邦制而战的承诺，这将赋予马德西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

尽管毛派依靠“群众”为他们的革命提供力量，但一旦掌权，他们就背弃了对人民的承诺，转而支持更加自由的议会政治。

结果，该党再次分裂，更多的激进分子宣布放弃选举主义，进而转入地下，发动了另一场“人民战争”。

此外，该党失去了大部分议会权力，并最终与其主要对手——奥利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UML)合并，成立了今天的执政党——尼泊尔共产党。

奥利对普拉昌达和尼共（联合马列）党内的激进分子采取的策略是近年来一个不幸趋势的缩影：放弃了群众斗争和组织的原则，尼泊尔各左翼政党开始把他们的领导人捧为能够解决任何政治困境的超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各种争执。

再加上缺乏党内民主，普拉昌达和奥利都能够在不引起人民注意的情况下，利用人民对他们崇拜来发动战争。一旦毛派进入权力中心，毛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很快被抛弃，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不幸趋势。

过去几周的危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领导层仅仅将“群众”视为领导集体的工作工具，而不是进步变革的舵手。

尼泊尔并没有丧失一切进步声音；该国最近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唤醒一些过去的激进主义。然而，在我们致力于自己的革命计划时，该国左派的失败给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提供了相关的经验教训。

我们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也必须意味着，我们始终保持内部民主和透明的领导结构，不能美化任何一个人。绝不能为了战略上的权宜之计而放弃组织内部的讨论和民主的做法。

相反，内部民主将使我们能够维持一种组织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依赖于我们领导人的荣誉或声誉，而且促使我们为我们的社区服务，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

虽然乔·拜登肯定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与2008年的尼泊尔类似的情况：我们不仅有机会消除特朗普政府造成的损害，而且还有机会推动历史性的结构性变革。

尽管允许我们把政治放在一边来享受这一时刻是很诱人的——然而这是脆弱的——关键的是，在我们向新一届政府施压，让其兑现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时，左派必须保持组织性和积极的态度。

这样做，我们就能让民主党负起责任，赢得我们所服务的人民的好感。只有到那时，革命才真正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