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其《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对于中美关系这样分析到：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慌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加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由此等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中美矛盾与冲突正在愈演愈烈，已经重回冷战，甚至于有可能爆发热战，中美注定一战。但是，事实上正如扎卡利亚所言，由于中美双方的非对称性战略，中美关系既不可能回到冷战，也不可能爆发热战，而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越离越远。冷战后，美国与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而市场化与民主化就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达到历史的终结。而所谓中美关系的和平演变就是指美国试图通过对华“接触”，通过全球化，市场化，推动中国民主化，美国化与西方化。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结果不是美国演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演变了美国。王子变成了乞丐，乞丐变成了王子。不错，全球化确实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是不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西方化。那么，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场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国化，等于世界再美国化与西方化吗？美国已故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经分析到，在全球化浪潮中，衰退中的大国一般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太，军事上围堵中国，在南海不断挑衅中国，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美国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贸易战，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美国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在高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可以看出在过去的12年中，其中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与特朗普的四年，美国处于中美关系变化的战略进攻阶段，而中国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美国步步紧逼，不断出牌。中国一忍再忍。那么，结果怎样呢？一句话，不尽美意，或者更正确地讲是恰得其反，中国不仅没有崩溃，相反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至于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战与“脱钩”战略，结果又怎样呢？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贸易战对美国减少外贸逆差几乎没有作用。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12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增至631亿美元。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出口环比增长2.2%至1820亿美元，进口环比增长2.1%至2451亿美元。出口增长主要因飞机发动机出口增长拉动，进口出现增长主要由于汽车零部件和家用电器进口的增长。今年前10个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达5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5%。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在10月降至183亿美元，是自2012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下降20%，尤其在教育和旅行方面。据彭博社报道，10月赴美旅行游客消费总额为40.7亿美元，不足今年2月的三分之一。在货物贸易方面，美国10月逆差增至814亿美元。由此看来，美国以提高关税来发动的贸易战，对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同时，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有着深厚的基础，并不容易改变。所以，如果说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一个错误，同样，“遏制”与“脱钩”战略也是一个错误。

与美国相对，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显然在于经济全球化，一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秩序，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由此在不经意间顺势而起。二是中国不仅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且顺势而为，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其标志就是“一带一路”。 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讲到“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将地球翻转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内的陆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颠大致处于该半球最显眼的地方。”显而易见，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发现，更重要的是在于商业贸易与经济发展机遇的发现。与此对比，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回到了最显眼的地方。美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即1400—1800年左右），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洋，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实际上仅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但是，美洲的发现使欧洲获得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它们用美洲的白银以换取亚洲与中国的商品，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同样，如果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通过市场换资本，通过廉价劳动力换投资，在美国与西方经济列车上购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包下一节车厢，目前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英国地缘政治研究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在分析一战爆发的原因时写到：英国人与德国人乘坐的是同一条线路上的两辆快车，可方向却正好相反。十有八九，从1908年左右起，这两辆快车相撞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到了后来，甚至于连刹车都来不及了。英国这位司机率先出发，却开得漫不经心，毫不理会信号。而德国那位司机却故意加固了自己的火车，以便经得起撞击，并且还在最后一刻打开了节流阀。与此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中美则是象两辆行驶在不同轨道上的列车，而且方向相反，美国那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那辆开往21世纪。事实上，冷战后近30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所以要想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对此已故布热津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否则，无异于选择自我孤立与自我边缘化。

作者：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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