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收稻谷》。这篇课文讲述了毛泽东小时候帮助穷苦人收稻谷的故事：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山坡放牛。突然，天上乌云密布，马上就要下雨了。毛泽东想到家里的稻谷还在场院里晾晒着，就急急忙忙地赶着牛回家收稻谷。走到村口，他看到毛四阿婆正在一个人收稻谷，就毫不犹豫地把牛拴好，帮助毛四阿婆收起了稻谷。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毛四阿婆的稻谷没有被雨淋到。当毛泽东回家时，父亲责备他为什么没有及时赶回来收稻谷。他说：“我其实早就回来了，我是帮毛四阿婆收稻谷去了。他家的稻谷就那么一点，还要缴租，如果被雨淋到了，生活就更困难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小就有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意识。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这时的中国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和蹂躏，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那里到处都是“痛苦的人”。毛泽东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毛顺生善于经营，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虔诚信佛的妇女，慷慨而仁爱，经常对穷人进行施舍。母亲乐善好施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毛泽东六岁时便开始下地耕作了，十三岁那年正式和雇农一起劳作，白天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儿，晚上还要帮助父亲记账。这段地道的农民经历让他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艰辛，使他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和同情。

毛泽东早年受过私塾教育的传统文化启蒙。他厌烦四书五经，爱读传奇故事和小说，如：《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中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故事深深感染了他；那些揭竿起义、反抗压迫的英雄好汉成了他心中的楷模。通过他的表兄，毛泽东阅读到康有为的改良运动的书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对康、梁二人十分崇拜，开始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来，毛泽东又读到了一本《世界英杰传》，又对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彼得大帝、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世界英雄非常崇拜。他主张：“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

1910年，长沙闹起了饥荒，官府与奸商勾结囤积粮食，将粮价抬得很高。官府不但不赈灾，反而对抗议的饥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毛泽东对此事愤愤不平：“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普通的良民，于是我深恨对他们的不公平了。”这件事以及后面密切发生的一些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使他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在毛泽东读到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而进一步加深。这本小册子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呜呼，中国将亡矣！”这本小册子谈到了中国割让土地的情况，让毛泽东非常痛心，唤起了他的救国责任。

1911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期间，第一次读到了《民力》报。这份革命的报纸使他知道了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让他“极为感动”。同时，他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纲领。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但此时，他还是“有点糊里糊涂”，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区别。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投笔从戎，决定“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他每月的饷银是七元，其中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报纸。通过《湘江日报》，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此后，他又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并写信和同学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改良主义”。

1912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当世界地图展现在他眼前时，他发现韶山很小，湖南省很小，中国也很小。他惊叹世界很大，世界上的人一定很多。他进而从韶山的情形联想到世界：“以韶山村的情形来看，一般劳动人民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钱吃药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出钱粮被关进牢狱活活关死的，在韶山村我没见过几个过得快乐的人。韶山村如此，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世界恐怕也如此……”。此时，毛泽东的视野已从韶山、长沙扩大到了中国乃至世界。他对这些“痛苦的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感到了青年身上担负的责任：‘我们青年责任真的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多！从这时起，我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这次思想意识的升华使他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

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除了如饥似渴地读书外，还极为关心政治与时事。他开始以独立的视角和观点观察与解释世界。他和同学们约定了“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身边琐事；三不谈女人，只谈国家大事。同学们称赞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每与同学们评论时事，他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语出惊人，被同学们称为“毛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这段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

除了读“有字之书”外，毛泽东还重视读“无字之书”，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主动接触人民群众。1917年暑假，毛泽东在萧子升的陪伴下开始了“游学”。他们各只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及文房四宝就出发了。经过一个月的游历，他们徒步行走了900多里，先后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一路上，他们身无分文，依靠为别人写诗、作对联、洗衣等换几个钱，形同乞丐。他们与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将所见所闻写入日记。通过这次游学，毛泽东不仅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密切联系了人民群众，为以后群众运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将长沙的进步青年密切地联络起来。新民学会受陈独秀编辑的新文化运动刊物——《新青年》的影响很大。毛泽东是这份刊物的忠实读者。毛泽东十分崇拜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从而取代了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这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模糊地敬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读书期间，毛泽东非常关心政治与时事，将大约三分之一的费用用在了购买报纸、书籍及杂志上。从此，阅读报纸成为了他的习惯。从1911年至1927年，他都坚持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从未间断过。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这年夏天，他决定去北京。然而，去北京对于他来说是奢侈的，因为他连车费都没有，只好向朋友借。为了尽快找事做，他在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北京大学图书馆佐理员的工作。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的工作是非常枯燥的，负责每天登记借书者的姓名。他的职位是非常低微的，以至于许多人都不屑与他交谈。“在这许多人中，我认得有几个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毛泽东在自传里不无自我解嘲地说。然而，毛泽东没有因此而丧气，他仍然加入了一些社团组织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籍此以获得新知，结识益友。在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著称的北大学府里，每天都会有各种宣传和演讲，毛泽东受到了各种思潮和观点的影响。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但思想还是“彷徨”的，正在“找出路”。他接触到了一些改良主义的读物，并和朋友经常讨论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他在自传里说：“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要预先警告身边的人。”在这样尴尬的环境里，毛泽东始终都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便是这样一位从困顿的人生中走出来的伟大人物。

1919年初，毛泽东准备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去上海，而这次他只有到天津的车费。“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就如《为学一首示子侄》里的那位贫穷的僧人，他对富有的僧人说：“我要去南海，怎么样？”富有的僧人说：“你靠什么去呢？”他说：“我只要一瓶一钵就够了。”终于，在一位朋友的资助下，毛泽东顺利地到达了浦口。而到了浦口，他又一文不名了。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遭打头风”，毛泽东在自传中说：“不过最倒霉的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最终在一位好友的资助下他买到了一双鞋子和一张车票，得以返回家乡。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他谋得了一个教员的职位，并成为《湘江评论》的主编。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对湖南学生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他还帮助成立了文化书社，旨在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这一刊一社成为当时湖南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阵地，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如果说毛泽东之前的活动是进行政治理论宣传，那么这次“驱张运动”则是他第一次正式领导和组织的政治运动实践了，而且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充分展现了毛泽东领导和组织群众运动的卓越能力。

1919年，毛泽东再次赴沪。这次，他又见到了正筹备建党的陈独秀，并和陈独秀讨论筹建“湖南建设协会”的事宜。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旋即着手组织这个协会，并继续投身到新民学会的运动之中。

1920年冬，毛泽东第二次回到北京。他“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中国能够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的书籍。”这个期间，他重点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这三本书对他建立共产主义主义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自传中所言：“一九二一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一年，毛泽东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了工人政治运动。

经过青年时期不断地求学与社会实践，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从一个反叛性的青年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的理想即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理想无论是在他领导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他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从来没有磨灭过。毛泽东的理想是伟大的、光明的、正确的，因为它是为着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毛泽东带领人民开创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毛泽东带领人民走的道路是人间的正道，尽管过程上会出现反复和曲折，正如他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作者：王志勇，1982年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200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2018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本人现在一家上市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EE校友理事会副秘书长职务。本人业余爱好写作、读书，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过《我们应该怎样去读书》、《谭嗣同：中华民族的一峦挺秀》、《毛主席诗词的宇宙观》、《纪念周恩来总理诗三首》、《菩萨蛮·初秋游怀柔》、《忆京南·诗三首》等一系列文章、散文、诗等。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