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樾：改变台湾政治生态的投机政客—— 李登辉

点击：  作者：林樾    来源：逸文志  发布时间:2020-07-31 09:25:20

 

加入共产党，却靠出卖同志苟且偷生；加入国民党，则靠赃害同志平步青云；作为一党之魁，出卖党魂以图私欲；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却时常心系日本；一个永远想一套又做另一套的人；他该称作什么样的人呢？可以叫做汉奸走狗卖国贼！但对日本人和台独党人来说他却是爱国英雄！

 

 

一、身世之谜

 

李登辉祖籍福建永定县，清末在曾祖父时才移居台湾淡水，家族赴台时间不过三代。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生于台北县三芝乡，曾改名为岩里政男。李家小铺，是三芝乡下唯一经营鸦片烟膏(福寿膏)的专卖店，又兼卖猪肉南北货，是十里乡亲用血汗钱换取生计的地方，而店家的店主不是别人，正是：李财生，李登辉的爷爷也。而李财生贩卖鸦片的特权，则是通过李登辉的家父“李金龙”靠当日本刑警的特权而换来的，而李家就靠这些特权一跃成为当地的新兴富豪阶级，也把李登辉推上了他所称的“精英阶层”。

 

当时的日本总理伊藤博文颁布了“台湾鸦片令”，禁止私人贩卖鸦片，杨碧川在他的《后藤新平传》中写道：大盘商和小卖商成为台湾各地头角争夺的战场，后藤新平也巧妙的把鸦片贩卖利益赏给听话的御用绅士，这些人贩卖鸦片的条件是“对台湾统治有贡献”，对“征剿土匪，维持治安”有功者，直至1945年战败之，才停止了这一项鸦片专卖政策。李登辉六岁时，父亲李金龙已经是一名日本刑警，李氏家族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买够了肥沃的田产，成为凌驾于台湾百姓之上的特权阶级，三芝乡的老人回忆当时年少的情形，家里多半贫穷，难求温饱，连连环画都买不起，而李家少爷经常把看过的少年丛书得意地预约给他挑选的人，令其它穷人家的孩子羡慕之级。就这样，李家少爷一路顺利地走过来：淡水中学、台北高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这确实是普通台湾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道路。

 

李金龙披着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乡里十分威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李金龙顿失靠山，他事后告诉友人，当时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尽欺凌的民众，已经准备好了“教训”这个“台奸”，他只好跑到远方躲避风头，一直苦等到民国政府接收人员控制局面，才回到家里和家人见面。可见李登辉在他的《台湾的主张》里声称父亲是“正式退休”完全是胡说！

 

李登辉一生具有浓郁的亲日情结，对中华民族感情淡薄，种种表现却让人不得不置疑他的中国人身份，1994年10月台湾《商业周刊》杂志第361期更曝料称：“李登辉的爸爸是日本人？”这一消息是由曾经长年担任蒋经国的秘书、现任国民党非主流派新同盟会秘书长的中文大学教授冯沪祥先生出示一幅照片透露出来的。

 

冯先生出示的照片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拍摄的一张日本警官的集体照，照片上有9名戎装的日本警官，一名中国人。据说其中的一人就是李登辉真正的生身父亲。其依据有三点：第一点，前排4人中的左边第一人，《商业周刊》的文章推测，无论是五官、脸型、轮廓等都与20岁时的李登辉极像。第二点，照片中的人，身材高大，光是坐着就比别人高出半个头，相对之下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却那么瘦小，怎么会生出那么高大的儿子呢？第三点，这张照片被发现的地方，是在李家祭祀祖先的“源兴居”祖室祠堂牌位旁。按照台湾一般人的习俗，只有神和仙人的图像才可以放置在祖先牌位的位置。这张照片如果对李登辉没有特殊的意义，怎么会被摆在祖先牌位的旁边呢？李家祖先的牌位旁挂着一群日本警官的照片，而照片中的一个人又长得和李登辉那么相像，这会是什么意思呢？这张扑朔迷离的照片，使李登辉的身世成了一个谜，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议论、关注。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叛变

 

1947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李登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变成中共台湾分部的党员，除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外，还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美蒋。台湾“二二八”起义前夕，李登辉还写了《告台湾同胞书》，伙同其它党员，半夜上街刷标语、发传单要打倒国民党统治。当时中共台湾支部的创始人都是本省人：林木顺、谢血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等。李苍降，台北人，因反抗日本而被入狱三年，林如育、雷灿楠在狱中被日本特务拷打致死，但他们都死不屈服，也不招供同志， 而李熏山在同志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就是他推荐李登辉加入了共产党。但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镇压，李登辉立刻宣布退党，并于1950年向保安司令部办理了“自新”手续，全盘招供共产党的来龙去脉，昔日的同志如张如松等一大批人被杀。同志们终于明白是谁出卖了他们！

 

保密局长古正文将军在回忆他审问李登辉的情形时说：他有相当浓厚的乡绅气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的痕迹，态度恭顺，彻底坦白了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情形。可见李登辉的确是个撤撤底底的机会主义者！1971年，一向标榜“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李登辉却摇身一变，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大表忠心，开始了他臭名召着的夺权过程…！

 

三、以“大腕台独分子”为友为“师”

 

与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辉和“台独教父”彭明敏谈论他俩“友谊”的事，在李登辉上台前后的几年里，是台湾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而且“彭明敏在说到李‘总统’时，总掩不住心情的喜悦”。从他俩的口中人们了解到：台湾在日据期间，彭明敏读东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长崎的路上，被盟军飞机炸断左手臂，李登辉则读京都帝大。战后回到台湾为台大同学，在学生宿舍，二人于焉认识，因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时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学帮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辉也常助彭一臂之力。两人在宿舍里，“总彻夜长谈聊个没完没了，久而久之结成莫逆”。后来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誉国际，身份地位远远超过李登辉，但彭还是对老友以礼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辉深感友谊的可贵。此后两人“友谊之树，常绿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和李登辉在一起吃过饭。彭明敏外逃后，虽然李登辉成了通缉彭明敏的“党和政府”负责人，但俩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台湾媒体指出的那样：“李登辉彭明敏貌离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辉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会长、彭明敏信徒杨黄美幸的丈夫杨次雄时，杨向李耳语说：“彭先生向您问好”。刚上任不久的李登辉却毫不避讳地说：“现在不必这样神秘兮兮了，请你转告彭先生，请他好好研究，如何来对付那一边（指中国大陆）。”

 

1988年1月李登辉“荣登大宝”，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个“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运”，“希望他能排除万难……让台湾和平地完成体制的转变。”还不无吹嘘地说：“在台大时，我们常接触，彼此很谈得来，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总不时地称赞李登辉“学识渊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湾和平实现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还间或有书信往来，彭明敏曾就台湾问题“写过几点意见托人带给李登辉”。在1990年春台湾围绕“总统”选举展开激烈政争时，彭明敏以“亚太民主协会”主席之身，毫无顾忌地公开支持李登辉，说什么我“大胆在特殊的处境中为李登辉背书，是因为台湾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当‘总统。”和刘庆瑞“相濡以沫”。民进党人办的《民进》周刊，1989年2月刊载一篇文章说：“认识李登辉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辉具有相当清楚的台湾人意识，尤其在尚未与国民党的政治圈接触之前，李登辉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对酒时，出现极为激昂的台湾人意识。”那时，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湾大学的学生戏称他们的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

 

文章指出“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早期台大法学院有一个很普遍的传言说，当时彭明敏和他的学生所发布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其实还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里，据说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倘若发表，将是独步全球的台独经典之作。”《民进》认为刘庆瑞是“台独”分子的判断，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谢聪敏所证实。刘是谢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谢在1992年回忆说，“经过和彭明敏、刘庆瑞、殷海光几位老师的讨论，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国民党不变，这样下去，台湾是一个悲剧。”于是就投入了“台独”的行列，“才有了后来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国创办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是“海外五大台湾人社团”即五大“台独”组织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们返台探亲时，李登辉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出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台独”老同学叙旧、聊天，而且让他们大门进大门出，丝毫不在意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师”。李登辉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奉行“入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在岛内“台独”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人权宣言》等三个东西，被认为是岛内“台独声音发皇的根基”。《人权宣言》宣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它还提出“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宣言”就是在翁修恭当“长老教会”总会代理议长期间，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岛内公开倡言台独主张的前锋人物”。

 

就是这个“台独前锋人物”翁修恭，却在1988年底，就是说在蒋经国逝世的当年，却被李登辉聘请为“家庭牧师”。与黄彰辉是“教友和旧识”。黄彰辉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是该教会“本土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时有联系”，在彭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被捕之后，离开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美国先后发起组织“海外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和“台湾人自决运动”，成为海外“台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黄彰辉于1987年7月回到台湾，获得“李登辉‘副总统’的茶会邀请”，见面时，当李登辉邀请黄彰辉上座时，黄彰辉一语双关地说道：“时辰（候）一到，该你坐的位子，不要迟疑，尽管就座吧！”俩人还就“变更台湾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充满智慧与爱心的对话”之后，黄对李“颇有好感”，当即对李期许道：“有你在位，我们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点08分，“时辰到了”，李登辉在“‘总统’的位子”“就座”，黄彰辉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台湾人：“我们应该给李登辉一个机会，让他完成理想，因为李登辉知道掌握变更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辉的交友、择“师”，十几年前台湾媒体指出：“这是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一个悠远而深沉的表态，表示他从未忘记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朋友。”这话点中了要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李登辉“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四、靠“反台独”当了蒋经国接班人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李登辉，怎么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当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辉就是靠“反台独”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经国先生左右16年”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有关部分原文照录：张文写道：“上述几件事情，固然都为当时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较有利的地位，不过，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的另一表现。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主席向第七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件事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

 

五、具有强烈皇民意识的蒋经国接班人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逝世，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女士1995年曾向海外传媒透露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即蒋经国在病逝之前，曾对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人！”但为时已晚，他已不能左右局势了。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顺利接任代总统。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李登辉在《亚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后的心情如实托出：对于“外来政权”支配台湾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自1988年以来国民党在他领导下一衰再衰、一败再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学习，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深受日本军日国主义影响。具有强烈的“皇民化意识”，表现为：一是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时间的历练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保留着殖民者的劣根性。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承认的，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时，他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竟然妄称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太过份、太软弱。李登辉的“皇民”底子使他对日本有很大的认同感，这种亲日媚日色彩，在他当政以后暴露得淋漓尽致。1988年他一上台，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此后便一直明里暗里地与日本进行全方位沟通，力图提升台日实质关系。他还参拜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公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实际上，李登辉同日本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因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兴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变态。他在上台后阐述施政理念时，人们从未听他引用过中国的圣贤哲学、孔孟之道，听到的总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几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辉喜欢日本人，喜欢看日本报章，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每次会见日本人时，不管是三教九流，总是掏心掏肺地大讲一通，甚至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交流，约定的会谈时间也常常超过。因此，许多日本人在见过李登辉之后都非常惊奇，称李登辉给他们的感觉和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从过去的经验看，人们了解李登辉的真实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质，除了看其所作所为之外，也往往是通过他与日本人剖白心迹的谈话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大谈“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并自诩摩西，要带领台湾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彦代为捉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更公然附和日本极右派中岛岭雄分裂中国的主张，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其实，“两国论”与《台湾的主张》中的“七块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日本东京《时报》便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自日本”。 

 

六、代理党主席之争

 

李登辉上台后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两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此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为李登辉劝进，这就是宋楚瑜。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蒋介石手下服务多年，本人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后不久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后官职直线上升，1979年出任“新闻局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蒋经国去世前夕转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是蒋经国挑选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获蒋经国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见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会上突然请求发言。他身为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中常会上只有列席权，如果不被点名则不能发言，对于宋楚瑜的唐突行为，与会者感到惊讶，作为会议主席的余纪忠出于礼貌同意宋讲话。郝柏村是这样记述宋楚瑜讲话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宋楚瑜的发言，影响极坏，等于把全体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边缘。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举动，他意识到在李登辉时期已无多大挥洒空间，只有及早划清与蒋经国的关系，漂洗身上的亲蒋味，为迎接“李登辉时期”的到来、投靠李登辉而创造条件。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之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七、重组权力核心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必须是切断蒋家脐带、能够支持李登辉的人；二是严把中央委员关，李登辉通过对半数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及操控选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是严把中常委关，亲蒋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换掉，中常会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上述一切，都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此时，亲蒋势力出现分化。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急先锋。而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八、耍弄权谋

 

被蒋经国当做“镇岛大将军”的郝柏村，已成为李登辉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调任“参谋总长”，1986年3月进入国民党中常会，成为中常会中惟一的职业军人。按照岛内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连任4届8年。李登辉担心的就是郝任职“参谋总长”时间过长、积累人脉资源过多。更让李登辉不放心的是，在蒋经国去世后，蒋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女士对郝柏村分外信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郝柏村成为李登辉整治的重点对象。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国防部长”，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李登辉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李登辉全方位、多层次的清理异己、巩固权力行为，激化了党内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挤的亲蒋势力起身反扑。1990年2月21日，又是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提名新一届正、副“总统”的日子。“总统”换届，成为亲蒋势力反扑的极好时机，当然会以“民主选举”、“参选竞争”为名进行拼死一搏。

 

在整个“总统”选举过程中，李登辉很有章法，步步为营，将亲蒋势力的进攻一一击溃。李登辉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风要让李焕出任“副总统”，在遭到痛恨李焕投靠李登辉的亲蒋派的激烈反对后立即终止。再是阻止蒋纬国竞选“副总统”。亲蒋派利用此次机会准备把蒋纬国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辉的权力，在拥蒋一方为蒋纬国大造声势、广泛活动的喧闹声中，李登辉宣布将与“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搭档参选正、副“总统”。对此，亲蒋派决定公开抗争，这就是在国民党演变史上影响深远的权力斗争——“二月政争”。在政争热潮中，亲蒋派被称为非主流派，李登辉的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在2月11日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候选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惯例“起立、举手方式”决定候选人，最后主流派的意见获得通过，“双李配”获得党内通过。这次会议是国民党逃台40年来党内爆发的一场最大的公开权力斗争。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两大政治派别。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李元簇在“总统”、“副总统”选举中分别以高票当选。这是台湾在结束蒋氏父子“强人政治”后第一次“总统”选举。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投票中高票当选，标志着大陆籍“法统”势力主政时代的结束，以李登辉为首的“本省台独”势力主政时代的正式确立。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改组任期还不到一年的“李焕内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李焕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为了防止本派地盘再度缩小，所以不能再让出“行政院长”的职位。在整体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对付主流派。李焕及其支持他的人马，采取一连串“院长保卫战”。4月28日，“立法院长”梁肃戎出面邀约李焕、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叙，以迂回手法向李登辉表态支持李焕。以中生代增额“立法委员”为主体的“新国民党连线”，也频频展开造势活动，发动一百多名资深和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向李登辉展示李焕在政坛的影响和实力，声援李焕连任。林洋港也三度公开表示支持李焕留任，向李登辉挑战。

 

李登辉一年前调升李焕到“行政院”，并非是重用李焕，主要目标是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帮”中的俞国华，再把李焕调出党务系统予以架空，为最终撤换李焕埋下伏笔。李登辉见非主流派反对情绪过强，只有利用非主流派来打击非主流派这一用过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陈立夫提议，任命内心极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

 

九、清除郝柏村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国民党中常会例会上通过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的提名。郝柏村出马，让绝大部分媒体和关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镜，民进党和一些舆论都抨击这是“军人干政”、“恢复军事统治”。但是人们马上从李登辉的决策中觉察到了李登辉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钉李焕，封杀林洋港，可谓是一石三鸟之计，这正是李登辉政治手腕高明之处。他不顾民进党和社会上的反对，在5月20日宣誓就职时，提名郝柏村为“行政院长”。自此，李焕离开决策中心，如俞国华那样，开始过起“政坛闲人”的日子。

 

郝柏村上台后，针对台社会治安持续恶化、民众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情况，以“强势治安内阁”为口号，实施铁腕统治。一时间，治安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秩序渐入正常，“台独”气焰有所收敛。“李郝体制”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辉早先对“立法委员”所说的达到“肝胆相照”的境界，“总统府”与“行政院”度过一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对于郝柏村，李登辉并没有就此住手，还是要彻底清除。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登辉为实现“一石三鸟”，把郝柏村扶上台，并违心地对郝大加赞扬，现在要郝下台，何患无辞。1991年8月以后，因为李登辉不让郝柏村参加军事简报会议两人开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总质询时，“立法院”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明显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会”若干“立法委员”则以猛烈炮火攻击郝柏村。台湾政坛上特有的“代理人战争”打响了。在关于蒋仲苓的授衔“一级上将”和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问题上，两人发生直接冲突。1991年6月，就职刚满一年的“郝内阁”爆发“华隆案”，李登辉信任的“交通部长”张建邦因与翁大铭有财务上的纠葛被传讯而辞职，新任“交通部长”简又新上任不过半年，又因“荣工处承包十八标工程案”，所属8人被法院提起公诉，主流派趁机大做文章。

 

李登辉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92年3月，两人终于在关于“修宪”中的“总统选举”问题上，是用民进党主张的“直选方式”、还是用国民党主张的“委任投票直选方式”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登辉站在民进党的意见一边，郝柏村站在国民党意见一边，这让李登辉十分不满。“总统选举方式之争”，是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政争，郝柏村的转变深深激怒了李登辉。同年12月，李登辉又准备把“阁员”、“国防部长”陈履安调任“监察院长”，直到3个星期后才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通知“阁揆”郝柏村，此事则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双方的误解和对立已经很深，李、郝关系到了摊牌的地步。李登辉暗中部署，筹划逼郝下台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辉和郝柏村10天见面3次，屡屡正面交锋。李登辉面逼郝柏村下台，郝柏村当面抵制。

 

然而，李登辉运用手中的大权，结合民进党势力，还是击败了“军事强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败涂地的郝柏村只得发表辞职声明。2月4日，郝柏村率“内阁”总辞，同时出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小组召集人”。2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连战出任“行政院长”的决议，连战在李登辉5年间主导的第四次“内阁”改组中成为新的“阁揆”。李登辉与郝柏村由“肝胆相照”到“肝胆相裂”，是一场活生生的权力斗争，其结果，以郝柏村被迫缴械而告终。郝柏村的下台，是李登辉策划、推行的“非蒋化运动”的结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国民党决策圈，国民党内失去了有效制约“国民党台湾化”、“李登辉独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国民党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路上越滑越远的刹车功能。自此以后，李登辉利用国民党，放手推行“本土化”和“台独”政策，也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根源。

 

李登辉 在1988年继任后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曾明确提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后又多次声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开始强调“不能盲目坚持一个中国”。1993年他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通过他的“经济部长”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至此，他的“两个中国”的真实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就变着花样闪烁其辞，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时而“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图穷匕首见。这被认为是他正式走上“台独”道路的重要一步。2000年，李登辉被开除出国民党，在他主导下成立了“台联党”。“台联党”以“台独”为党纲，李登辉则被称为是“台独教父”。

 

担任国民党主席长达12年的李登辉，在台湾政坛上翻云覆雨，耍尽权谋；在两岸关系上逆潮流而动，成为分裂势力的总后台，并且使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濒临瓦解。2000年3月18日，在李登辉的扶持和策划下，民进党的陈水扁在大选中获胜，国民党败选。3月24日，台湾民众连续7天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要求李登辉立即下台，在民众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不得不提前宣布辞职。李登辉虽然从此退出台湾政坛，但台湾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他完全改变。通过利用矛盾排除异己的不断清洗，国民党也已经被改造得面目皆非，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民党了，本土化思潮和台独理念开始在台湾盛行。他那种为目的不择手段、不讲良心、不顾廉耻、排除异己毫不手软的从政作风也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政坛。 

 

来源：逸文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