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这首歌曲——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一度被标注为“南斯夫游击队之歌”,实为意大利游击队歌曲,当年随着《桥》在国内上映可谓是风靡一时,四五十岁以上的国人肯定耳熟能详。
如今,这首歌曲又传唱开来乃至飘红全球,并再现音乐及至文艺的那股神秘力量。
2017年,西班牙人拍摄了一部名为《纸房子》(又名《纸钞屋》)的电视剧,其中将《啊,朋友再见》选作插曲。该剧原本反应平平,不过,仍被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Netflix买下全球播映版权。
Netflix是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2019年加入美国电影协会(MPAA),成为好莱坞六大公司——迪士尼、福克斯、派拉蒙、索尼、环球、华纳兄弟之外的第七名成员,可见其影响力。
据媒体报道,《纸房子》已成为Netflix非英语剧集在线观看的榜首,尤其在南欧地区和拉丁世界产生巨大回响,包括亚洲的韩国等,随之,在剧中反复出现的《啊,朋友再见》走红。
事实上,这首歌曲有着更深远的普及基础,并非全靠Netflix的传播,因为其曲调取自意大利民谣,往前追溯有法国民谣的影子,新填歌词则受意、法左翼用语的影响,成为二战期间的意大利游击队歌曲(有说歌词创作于二战后,首次出现于1947年布拉格第一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
后来,其象征意义有些类似切·格瓦拉的图像在西方,但被引申得更为广泛,甚至时常出现在意大利足球联赛的看台上,以及各种形式的音乐会中。
《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为《Bella Ciao》,其中的“Ciao”是“再见”,“Bella”直译为“美丽的”,又是女孩常见名Isabella(伊莎贝拉)的昵称,并被用于美丽女孩的代称,所以也被译为《姑娘,再见》。至于表现的主题场景,则是游击队员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之前,向心爱的美丽姑娘告别。
于此,请记住:民谣,游击队员/战士,姑娘。
2001年,意大利、法国合拍电影《Bella Ciao》,中文翻译为《再见美人》。由此,也可见意文Bella Ciao在欧洲的普及程度,实际作为外来语被英、法、德、西班牙语等使用。
进一步而言,西班牙电视剧《纸房子》选用《Bella Ciao》做插曲,并无语言及理解上的障碍,甚至作为一个关键性剧情,即通过男主之口唱出来,进而,与其他角色形成思想立场上的凝聚力与动力。
至于这首歌曲再次被国人广泛关注,其实主要并非源于《纸房子》,而是在全球抗疫期间,意大利音乐家发起“请您带您的乐器在窗边或阳台弹奏歌唱”的快闪行动,其中,有一段在阳台上用萨克斯吹奏《啊,朋友再见》的短视频,被国内网友发现并大量转发,由此反向关注到《纸房子》。
综上所述,《啊,朋友再见》之所以再次流传,有着深远且错综复杂的因素,并充分体现出音乐及至文艺的神秘力量。
二、二战中的经典歌曲与姑娘
在二战期间,还有两首以“姑娘”为主题的歌曲被传唱,其影响力在当年要更大,传播得也更广。
其一,德国歌曲《莉莉·玛莲》(Lili Marleen)。
其歌词起初是一首诗,创作于一战期间,出版时题为《年轻哨兵的歌》,至于所表现的主题场景,则是一名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向前来军营探望的女友莉莉·玛莲深情告别。其实,莉莉和玛莲是两个女子,被作者组合为一个名字,并反复出现在这首诗中。
哨兵已经开始呼喊,晚点名号也已吹起,迟了的话是要关三天的禁闭,我必须立即归来,只好在此道别,但心中仍然盼望与你同行,与你一起,莉莉玛莲,与你一起,莉莉玛莲……
1938年,德国作曲家诺贝特·舒尔策为《年轻哨兵的歌》谱曲,并改名为《莉莉·玛莲》,但一直默默无闻。
1941年,德军占领了后来成为南斯拉夫首都的贝尔格莱德,从一个地下室翻找出德语版《莉莉·玛莲》唱片,便通过自设电台播放给德军官兵听,结果从巴尔干半岛传遍欧陆及至非洲战场。
起初,盟国军方因为这是敌方歌曲而下令禁唱;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这是一首“徘徊在酒吧中的死亡之曲”,也发布了禁唱令。可是,对垒双方的士兵太喜欢这首歌了,甚至在战壕中呼应合唱。
对此,盟国方面只得尽量将《莉莉·玛莲》改编,美军加入爵士乐伴奏,歌中姑娘的身份是公司文员;英军更名为《我灯光下的莉莉》并配以男声小合唱,歌中姑娘的身份是纺织女工;苏军更名为《战壕玫瑰》并融入俄罗斯民谣元素,歌中姑娘的身份是集体农庄社员。
最终,这首歌成为“尽快结束战争”的情绪表达,但产生的效果有大不同,对于德军是厌战弃战,对于盟军是以战止战,以尽快返乡见到心爱的“姑娘”。
《莉莉·玛莲》的影响之大,以至在1981年被西德拍成电影,并成为反法西斯及反战的代表作。
其二,苏联歌曲《喀秋莎》。
与《莉莉·玛莲》相仿,《喀秋莎》原本也是一首诗,不同之处是后者当时未完成,便被作曲家认定是好歌词并抢先谱完曲。《喀秋莎》于1938年11月27日在莫斯科进行首唱,与《莉莉·玛莲》灌成唱片是同一年,并且均是在1941年被唱响。
那年7月,也就是德军入侵苏联不到一个月,为了给开赴前线的红军近卫军第三师送行,莫斯科一所工业学校的女生唱起《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
《喀秋莎》所表现的主题场景,很明显是一位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在为奔赴前线的“心爱的人儿”送行。其与《啊,朋友再见》、《莉莉·玛莲》不同,作者是以第三方角度进行描述,而非作为主角介入其中。此外,歌中的男主是在行进的队列中,并非与姑娘形成个人互动。至于相同之处,它们均属于具有战争背景的抒情歌曲,歌中的姑娘——喀秋莎、Bella、莉莉·玛莲被凸显在标题中,但均属于被动接受者。
总之,《喀秋莎》迅速传遍战场,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并与一种新式武器不谋而合,也就是喀秋莎火箭炮。
那年6月,也就是德军入侵苏联不到10天,仍在测试中的一种新式火箭炮,被紧急调运列装苏军炮兵部队,由于尚未来得及正式定名,加之必须严格保密,苏军士兵便通过炮管上刻印的俄文“K”(共产国际兵工厂的首字母),为其选用了一个苏联女孩的常用名——喀秋莎。
至于喀秋莎火箭炮的威力与作用,已无需赘述了,于此仅引用德军对其的称谓:呼啸的死神、斯大林的管风琴。
苏军官兵正是高唱着《喀秋莎》,伴随着喀秋莎火箭炮的呼啸声,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冲向敌阵,直至占领柏林结束二战。
事实上,国人传唱《喀秋莎》要比《啊,朋友再见》更早,以至成为中俄传统友谊的象征。2019年5月9日,中国三军仪仗队受邀首次参加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正是伴随着《喀秋莎》乐曲通过莫斯科红场,引来俄罗斯观众的阵阵喝彩。
毋庸置疑,虽然彼此的语言不通,但那熟悉的旋律可以产生共鸣,不仅是《喀秋莎》,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红莓花儿开》等。
当然,我们也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若说与“送别”有关,首选必然是《十送红军》: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树树(里格)梧桐叶落尽,愁绪(里格)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需要说明的是,这首歌曲是经过实地采风后,于1960年进行了再创作,其主题场景所展现的是群像,即乡亲们为红军队伍送行,并期盼早日胜利返还。
若说表现个体形象的歌曲,那就是非《送郎当红军》莫属了。
送郎当红军,阶级要认清,豪绅(哪)地主(啊),剥削我穷人,哎呀我的郎……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哪)事情(啊),我郎莫挂心……
在这首歌中,“姑娘”已成为绝对主角,并且是情感的施与者——喀秋莎、Bella、莉莉·玛莲属于被动接受者。其歌词则更加简明直白,且颇具“教育”内涵,这也反映出与当时的国情,包括单纯的音乐艺术方面。
当年,中国更流行的是传统戏剧、曲艺说唱,以及自五四运动后逐渐普及的话剧等艺术形式,而民歌民谣长期受“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影响,需要经过音乐专业人士(当年比较缺少)进行提炼,以及基础教育、流动表演等的传播。
因此,中国早期的现代音乐往往会直接引进套用曲谱,最为著名的便是法国儿歌《雅克兄弟》,在重新填词后,便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即“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及后来改词的《土地革命歌》,即“打倒土豪,分田地”,还有儿歌《两只老虎》,即“两只老虎跑得快”。
若继续追根溯源的话,更早期的是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大帅练兵歌》(又称《北洋军军歌》),其曲谱是被德籍教官带入的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歌》,后来重新填词为《国民革命军军歌》,再后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上述歌词均体现出简单明了且朗朗上口,包括宗旨、原则、纪律、品德,乃至协同战术、个人卫生等,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官兵比较低的基础教育水平。事实上,正是因为军队的流动传播,成为现代音乐在中国逐渐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进而对传统民歌民谣的再创作。
插说一旧一新两则报道: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华台北队的入场进行曲是大陆观众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台湾观众听到的则是《国民革命军军歌》,虽然认知有所不同,但仍能形成共鸣。另据台媒6月2日报道,台湾大学学生在观摩去年的毕业典礼视频时,发现有段配乐是解放军海军歌曲《人民海军向前进》,呵呵。
继续回顾至抗战时期,先说具有代表性的《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为什么?王老七,你的家乡在何地?在东北做生意家乡八年无消息……
这首歌的曲调取自山西民歌,表现形式则是一问一答的对唱,即通过山西人张老三、东北人王老七之口,表达痛失家园的悲愤,以及保家卫国参军抗日的决心。
在同一时期,还有借鉴东北百姓哭坟音调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叙事性、口语化的歌曲,以及通过剧情更具感染力的活报剧等,因为词句通俗易懂且演出灵活轻便,成为宣传抗日的最佳且最有力的方式。由此,回看《送郎当红军》的歌词,想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了。
于此,请记住:家、爹娘、同胞。
至于新中国的经典老歌,若仍然基于“战争”与“姑娘”的话,首选便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其与《喀秋莎》相仿,首先是进行环境描写,即借用“河”与“岸”展现家乡的美好。至于不同之处——包括美、英、苏在改编《莉莉•玛莲》后,将“姑娘”分别设定为公司文员、纺织女工、集体农庄社员,这其实仅是外在的形象包装,《我的祖国》中的“姑娘”已非抒情的直接对象,而是“开辟新天地”的建设者。
由此,进一步看《我的祖国》歌词: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事实上,不论《啊,朋友再见》、《喀秋莎》、《莉莉•玛莲》,还是《送郎当红军》、《我的祖国》,均在通过“姑娘”隐喻“家”、“亲人”,不过,其中的《莉莉•玛莲》在创作之初,便陷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纠结,因此在不同的时境下,更容易生出不同的情绪,包括前文有述负面的厌战弃战与正面的以战止战,而美、英、苏等正是因势利导地善用了这一情绪。
相比而言,《啊,朋友再见》的“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喀秋莎》的“勇敢战斗保卫祖国”、《送郎当红军》的“豪绅地主剥削我穷人”,《我的祖国》的“迎接它的有猎枪”等,则是基于被迫接受后的反应与反抗,因此抒情的指向非常明确,即保家与卫国,及至“爹娘”、“同胞”、“祖国”。
众所周知,电影《上甘岭》的时间背景是抗美援朝,几乎同期,还发生了一个有关歌曲、姑娘与战争的故事。
那是1954年2月,美国女星玛丽莲·梦露到韩国慰问驻军,在4天时间内连演10场,据称有超过10万名官兵观看,而最受欢迎的是那首《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法国人乐于为爱而死,他们喜欢决斗,但我喜欢一个活着的男人赠送昂贵的珠宝……
这首歌是电影《绅士爱美人》(1953年上映)的主题曲,由饰演女主角的玛丽莲·梦露演唱。至于歌词内容,及其出现在影片中的时段与情节,均在单纯直白且毫无顾忌地,展现一个爱钻石胜过爱情的女孩的心声。
即便如此,并不妨碍美国大兵近乎疯狂的喜爱,除了玛丽莲·梦露的明星光环之外,应该是那句“我喜欢一个活着的男人赠送昂贵的珠宝”中的“活着的男人”引发了共鸣。这似乎与《莉莉·玛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随着时境的变换,对于歌词内容会有不同的解读,以及微妙的情绪与心理变化,比如厌战弃战。
事情还没有完,1984年,美国女星麦当娜出推单曲《Material Girl》,并在MV中对玛丽莲·梦露表达致敬,即重现在电影《绅士爱美人》中演唱《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时的造型与舞蹈。
《Material Girl》的中文翻译是《拜金女孩》,但“Material”的直译如下:
因此,这首歌也会被译为《物质女孩》,其歌词比《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更加直白到露骨。
一些男孩亲吻我,一些男孩拥抱我,我认为他们都很棒,如果他们不给我信用卡,我只会离开他们……因为只有拥有大把钞票的男孩,才能做我的另一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而我是一个拜金女孩……
在歌舞表演的过程中,有一个场景是女孩面对捧献钻石的男士们,玛丽莲·梦露并未实际收下,甚至主动推开,表现得还算是矜持与含蓄。
相比而言,麦当娜不仅收下了,甚至从男士的手指上拔下、口袋中掏出,几乎就是在抢……当然,此处是在描述歌舞表演中的情节。
于此,请记住:拜金/物质、露骨、抢。
由“抢”字回溯开篇提及的《啊,朋友再见》,以及将其选作插曲的《纸房子》,这部连续4年播出4季的西班牙电视剧,讲述了一群劫匪的故事,其中涉及爱情与友情、正义与邪恶,还有资本与物质。
主要情节或称剧情的引线是抢劫印钞厂,更准确地说是自己动手印钞,为此,男主“教授”先后在不同场景讲述自己的理由,比如,“我们不是来抢劫的,我们只是借用一下机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钱。”
再比如,在身为警察的女主与“教授”发生直接对峙时,后者为了说服对方,提及成立于1998年的欧洲中央银行,及其于2002年发行的欧元(“教授”屡次言称为抢劫准备了20年),并称那些从无到有大量印出的钞票,最终从工厂流入富人的口袋,但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被认为是小偷。
总之,女主不仅理解了“豪绅地主剥削我穷人”,而且认识到资本运作正在悄然抢劫社会财富,随后便选择站在“教授”一边。
如果从这个角度,再看被该剧选作插曲的《啊,朋友再见》: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由此,可见其中的“侵略者”是在暗指资本,“游击队”则是反对资本社会体制与体系的民间力量。进一步而言,经典左翼老歌《啊,朋友再见》,与当今西方社会暗涌着的某种情绪产生了共鸣,那么,再次飘红也就是顺其自然或称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一边哼唱《啊,朋友再见》,一边观看目前发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想必会有进一步的解读吧。
(来源:“察网研究”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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