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的劳动妇女和美国其他地区的纺织工业及服装工业的女工，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这一斗争得到了美国和世界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1910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克拉拉蔡特金，倡议把3月8日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规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中国的劳动妇女节日，妇女放半天假。

这就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简要来历。

对全世界的女性来说，这个节日意味着什么呢？

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和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反对歧视性、差别性待遇。

这种“平等权利”的核心，就是平等劳动的权利。

道理很简单：除非女性能够在社会生产力中居于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否则想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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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其天才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梳理了女性沦落为“第二性”的历史过程。

他认为，在古代共产制的家庭经济中，两性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劳动分工，男人狩猎，女人照料家庭，妇女料理家务的活动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家庭事务的管理是社会公共的事务。

但私有制造成剩余劳动产品的产生，女性家务劳动的社会地位衰落。而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一夫一妻制体家庭的产生，这种活动就逐渐失去了公共的社会性质，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因此，女性也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根据这一分析，恩格斯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妇女摆脱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的束缚，充分投身于社会劳动中去，并且家务劳动也应转变成一种社会行业，这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

新中国初期的妇女扫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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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妇女的解放程度是最高的，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

关于妇女解放，毛主席也有许多深刻论述。比如：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妇女能顶半边天。”

做为诗人的毛泽东主席，还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和恩格斯的论述完全一致，都是强调女性必须在公共劳动乃至一切公共事务中，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

在毛主席的这首诗中，“红装”凸显的是女性性别特征，而“武装”则强调了与男性的平等。

毛主席将女民兵“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选择，激赏地称之为“奇志”，可见他是多么重视女性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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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说说女生节，或者女神节、女王节、美女节、男生表白日等等了。

和“国际劳动妇女节”强调完全平等、反对差别性待遇的主题不同，“女生节”强调的恰恰是不平等，凸显的恰恰是女性的性别特征，索要的恰恰是差别性待遇。

吊诡的是，这种不平等，表面上是以索要一种高于男性的特权的形式出现的，但正应了一句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礼物都是被暗中标明了价格的。

当你通过凸显自己的性别特征——更美丽、更性感——获得了“被宠爱”的特权时，实际上是以默认在公共劳动和其他公共事务中低于男性权利为代价的。

这样的特权，以“男性的欢心”为前提，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权利，所以通常以悲剧做为结局。

在中国古老的智慧中，用“红颜薄命”来概括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薄命”？就是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不客气地说，所谓“女生节”，本质上是对“劳动妇女节”的一种反动，是对女性的一种腐蚀。

女性一旦被从公共劳动和公共事务中被排除出来，再想获得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等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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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妇女解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年来，一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被荡涤一空的腐朽文化，包括视女性为玩物的文化，又有在习焉不察中卷土重来的趋势。

比如，在公共场合称呼陌生女性为“美女”，几乎没有受到有力的反对，但这个称呼根本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轻慢甚至亵玩——这个称呼只肯定了女性的生理和性的特征，而完全不承认女性的社会身份。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这是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转述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名言。

今天，我们更应该重温这句名言，并继续把推动妇女解放做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突破口！

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